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周铁生，你爹当年借我的钱至今未还，现在你也来借？咱老周家的人，就这么不要脸的吗？＂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人生第一次被亲人这样骂，心里刺痛得厉害。
火车上一天一夜的颠簸，身上的棉布衣裳早就皱得不成样子，腋下全是黄汗渍。
我哑口无言，只能低着头看着县城大伯家那开裂的水泥地面，脚边一只蚂蚁正吃力地搬运着一粒米粒，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煮白菜的味道，墙角的炉子上搁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
大伯的眼神冷得像把刀，话语间充满了讥讽和不屑，让我心里更加难受。
这是一九八六年的早春时节，北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桃花还缩在树枝里不敢出来。
我所在的北方小镇，街道两旁的杨树刚刚吐出嫩芽，国营机械厂却刚开始改制，月月拖欠工资。
那阵子，吃饭都成了问题，食堂里的大师傅总是愁眉苦脸，连酱油都舍不得多放一勺。
车间里的老王头，每天中午就啃两个窝头，蘸点辣椒酱，眼见着人都瘦了一圈。
我妻子小梅怀孕七个月，却因贫血严重被医院要求住院观察，需要五百块钱的住院费。
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来说，五百块不是个小数目，够我大半年的工资了。
小梅躺在医院的白床单上，脸色苍白得吓人，瘦瘦的身子，只有肚子高高隆起，像挂在枝头的一个冬瓜。
＂没事，铁生，咱不住院了，回家躺着也一样。＂小梅抓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心疼。
可医生说得明白，不住院观察，孩子和大人都有危险。
全厂上下都在揭不开锅的时候，谁手里还有余钱？我找遍了所有能找的人，全都是一脸为难。
左思右想，我只能想到了在县城当中学教师的大伯周长河。
大伯是爹的亲哥哥，我爹早逝，是在我十五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带走了他。
当年若不是大伯接济，我高中都读不完。
那时候，我们家穷得叮当响，娘一个人拉扯我，靠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是大伯三年如一日地寄来学费和生活费，让我能顺利念完书。
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像刻在骨头上一样深。
我想着，等我自己有出息了，一定加倍报答大伯。
可眼下，我却是来求他的，心里忐忑不安，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坐在去县城的绿皮火车上，我一遍遍在心里排练着该怎么开口，该怎么解释当下的困境。
＂大伯，我这也是没办法了，小梅她...＂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大伯打断了。
大伯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在桌面上留下几道痕迹。
＂铁生啊，你这么大了，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你爹要是活着，不知道会多伤心。＂
我抬起头，看到大伯皱着眉头，眼神里满是失望。
＂你们年轻人，就知道伸手要钱，自己不会想办法吗？当年你爹比你还穷，可从来没跟我开过口！＂
我试图解释：＂大伯，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小梅她...＂
＂够了！＂大伯猛地一拍桌子，＂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男子汉！今天这钱，我不可能借给你！＂
大伯的眼睛里满是失望，仿佛我是个不肖子。
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大伯家，兜里揣着仅剩的十几块钱，在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县城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偶尔有自行车铃声从背后传来，又消失在前方的拐角。
那一刻，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借钱，再穷，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
回家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个老乡，他正从南方打工回来。
＂南方那边机会多着呢，只要肯吃苦，一个月能挣好几百！＂老乡眼睛里闪着光，手里攥着一沓票子。
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跑，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我的脑子里全是小梅苍白的脸和隆起的肚子。
回到家，我对小梅撒了谎，说大伯家也困难，借不到钱。
小梅只是点点头，没多问什么。
她那么虚弱，肚子却那么大，看着我的眼神里全是信任。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滋味说不出。
幸好，机械厂的老书记听说了我的事，私下里塞给我三百块钱。
＂小周啊，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你先拿去用，等你有了再还我。＂
老书记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密。
他递给我钱的时候，手都有点发抖，我知道这钱对他来说也不是小数目。
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接过钱时手都是抖的。
凑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勉强够了住院费，小梅住进了县医院。
那段日子，我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厂里和医院之间，下了班就往医院跑。
医院的走廊上总是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刺得人眼睛发涩。
小梅躺在病床上，脸色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的石头才慢慢落了地。
那年夏天，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皮肤红红的，哭声响亮，医生说是个健康的孩子。
我们给她取名周念恩，希望她长大后能懂得感恩。
小梅抱着孩子，眼睛里含着泪水：＂铁生，咱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该怎么撑起这个家。
院子里，老工人们蹲在一起抽烟，眼神空洞，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为了维持生计，我下了岗，跟老同学合伙倒卖小电器，没日没夜地在市场里跑。
那时候的市场，就是露天摆个地摊，风一吹，灰尘满天飞。
我推着一辆破三轮，上面放着电炊子、电风扇之类的小电器，一站就是一整天。
夏天顶着烈日，汗水浸透了背心；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哈出的气都是白的。
小梅在家带孩子，有时候看到我回来，衣服上满是灰尘，手上全是冻疮，心疼得直掉眼泪。
＂铁生，要不我也出去干点活吧，咱们一起...＂
我摇摇头：＂你在家照顾念恩就行，外面的事交给我。＂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苦得很，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久。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们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点钱。
八九年，镇上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政策宽松了不少。
我积累了点小钱，又借了点高利贷，胆子一横，开了个小作坊，修理电器。
那个小作坊就是一间破旧的平房，屋顶还漏雨，下雨天要搬着工具躲来躲去。
但我心里却充满了希望，这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周围人都说我傻，这年头谁还修理电器啊，坏了就买新的。
娘家人劝小梅：＂你家铁生这是钻牛角尖，趁早让他回厂里等分房子吧！＂
小梅不为所动：＂我相信他能行。＂
那几年，日子苦得很，有时晚上睡觉，眼皮一合上就梦到讨债的。
高利贷的利息像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几乎透不过气来。
小梅也没闲着，白天照顾女儿，晚上帮我做账。
我们省吃俭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九二年，我靠着修理的手艺，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能把别人修不好的电器修好。
慢慢地，客人多了起来，有时候一天忙到深夜，手电筒一照，继续干。
九五年，我干脆扩大规模，办起了小型电器厂，专门生产一些简易电器配件。
厂子不大，只有二十几个工人，但每个人都干劲十足。
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很快在周边地区打出了名气。
念恩也长大了，上了小学，是个懂事的孩子。
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做作业，从来不用大人操心。
看见街上卖冰棍的，也不吵着要买，有时候我主动给她买，她还会说：＂爸，咱存着钱，给妈买件新衣裳吧。＂
小梅笑着说：＂咱闺女跟你一个德性，省钱都省到骨子里了。＂
日子好了，我却从不铺张。
住的还是厂房旁边的小平房，开的还是捡便宜买的二手面包车。
每次有人问我为啥不享享福，我就笑笑说：＂钱是给闺女念大学用的，不能浪费。＂
其实心里头，我还是放不下那年大伯的话，总觉得要证明给他看，我周铁生不是那种不成器的人。
可大伯的事情，我很少提起，但心里始终有道坎过不去。
每逢春节，我都给大伯家寄过年礼，却从来没有回过县城看望他。
小梅劝我：＂都是亲戚，有什么解不开的结？要不咱们带念恩去看看你大伯？＂
我总是摇头：＂等忙过这阵子再说吧。＂
可这＂忙过这阵子＂，一拖就是十年。
一九九六年的一天，天气闷热，乌云密布，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我正在厂里查看生产线，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机器的轰鸣声充满了整个车间。
突然，厂里的文员小张跑过来说：＂周厂长，外面有您的电话。＂
我擦了擦汗，走到办公室，接起电话。
＂请问是周铁生吗？＂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声。
＂我是，你哪位？＂
＂我是周丽华，你大伯的女儿。＂女声有些哽咽，＂我爸病了，很严重，一直念叨着要见你一面。＂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曾经严厉拒绝我，让我至今心存芥蒂的大伯，此刻竟然念叨着要见我？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像是一团乱麻，怎么都理不清。
＂他...病得很重吗？＂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医生说...撑不过这个月了。＂丽华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放下电话，我在厂房外的水泥地上来回踱步。
十年了，整整十年没见过大伯。
当年的伤心事，现在想起来仍然隐隐作痛。
可人都要走了，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
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了小梅。
小梅二话没说，收拾起行李：＂咱明天就去，带上念恩一起。＂
念恩已经十岁了，是个懂事的姑娘，听说要去看望生病的大爷爷，立刻把自己的零花钱都拿出来：＂爸，咱给大爷爷买些好吃的吧。＂
看着女儿真诚的眼神，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流。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面包车，带着小梅和念恩出发了。
一路上，我想着该对大伯说些什么，是责问他当年为何那样对我，还是假装若无其事地问候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