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赴国难。
然而蒋介石集团却对人民军队始终充满敌视，尤其要限制甚至消灭在江南的新四军。但神奇的是在江南监视新四军的国军，竟要新四军帮助运50名干部到江北去。
但这些人在新四军驻地耳濡目染一个月后竟都成了拥共人士，充分证明了我党全心为民族抗战的影响力。
蒋介石想方设法限制新四军发展，派冷欣去茅山就近监视新四军江南部队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我党政权和所领导武装的合法地位。但他先在改编陕北红军问题上屡次使出诡计，我党据理力争才确保了将陕北红军整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但在如何改编江南游击队的时候，蒋介石就竭尽全力要扳回一局。他料定这些人已经长期脱离我党直接领导，且分散在各地容易被各个击破。所以国民政府故意在改编这些武装时提出苛刻条件，有个别游击队甚至在这一时期被国军消灭。
直到淞沪会战打响后的10月12日，蒋介石才同意将南方八省幸存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1]。
1938年3月叶挺带领新四军军部来到皖南，各支队伍集结后改编为4个支队，约1.03万人。
跟陕北的八路军相比，新四军不但力量更加弱小。
而且改编初期国民党当局甚至连军服都不愿提供，每月下拨给新四军的军费仅8万元，不及国军嫡系一个师的维持费。而且新四军在皖南的活动空间，同时被国军第三战区的主力部队和日军包围，处境十分艰难。
早在1938年2月15日毛主席就指出，新四军要想生存并发展壮大，只有先按国民政府的命令开赴其划定的作战区域，再继续向东不断扩大活动范围。
于是4月28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首先来到了国民政府指定的茅山地区建立根据地，随后又突破了锡澄公路向海滨发展。
蒋介石本来把这一片区域划给了其所谓的“忠义救国军”，但事实上“忠义救国军”战斗力低下，根本没有能力约束新四军的发展。到7月陈毅率领第一支队主力，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主力进入苏南，实现了新四军东进作战的第一阶段胜利。
眼看新四军在苏南发展壮大，还在1939年11月建立了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忧心忡忡。
顾祝同甚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讲：
“和被围困在皖南的叶挺、项英所部不同，陈毅、粟裕部在苏南就如大海里的鱼，随意游动难以捕捉。如果任他们发展壮大，我们的处境就越来越危险。”
1940年蒋介石终于想出个限制苏南新四军的办法，他派当时国民政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出任新划设的江南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并要他也把指挥部设在茅山地区，就近监视新四军，并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
冷欣是黄埔一期生，虽然没有同届的胡宗南、徐向前等人名气大，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经成为第三预备师少将师长[2]。
1938年日军集结重兵进化武汉，冷欣指挥25军52师在鄱阳湖旁边的星子县与日军101师团多次血战。
一次敌军白天攻占了制高点，当天晚上冷欣竟亲自率领300人敢死队进行夜袭。此战收复阵地歼敌100余人，并砍死了日军大队长冈崎太郎。
冷欣这个人虽然爱国也不欺压百姓，但是却极端仇视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和顾祝同都认为只要冷欣在苏南发展壮大，就可以把新四军挤出去，或与日军合力将其歼灭。
敌视新四军还求助陈粟运人去苏北，50人同新四军相处一月竟都被感化
对于冷欣的到来，陈毅和粟裕的态度是既欢迎又警惕。毕竟冷欣在打击日军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若能和他搞好关系，对新四军在苏南发展也有帮助。
冷欣到任后以广德县田里戈村作为驻地，距溧阳县竹箦镇水西村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只有十几里。这样既能随时探查新四军的动向，也能得到新四军的保护。随后冷欣主动去拜访陈毅、粟裕，还与新四军举办过几次联欢会。
但随着蒋介石逐步把3个主力师划归给冷欣，第二游击总队与苏南我军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粟裕自然也认识到，蒋介石妄图像在皖南那样把苏南的新四军困住。
于是他下令抓紧练兵，并要求各部队要迅速把每个连扩充到120人。以备应付同日军打大仗，或同国民党军发生摩擦。
而同时毛主席也指出，苏南的新四军应该设法向苏北方向发展。以便在更大的敌后战场获得机动空间。
早在1939年4月新四军一部就从镇江顺利渡过长江，到11月过江的各部组建为新四军苏皖支队。新四军再一次“越线”不但让蒋介石极为恼怒，而且还吓坏了在苏北的国军韩德勤部。
韩德勤是顾祝同在保定军校六期的同学，1937年出任国军第89军军长。
他曾经率部参与徐州会战，会战后期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西撤。而是靠自己的力量与原东北军于学忠部，共同建立了孤悬敌后的鲁苏战区[3]。
韩德勤在创建敌后游击区初期还算积极抗日，也得到了当时国内的普遍好评。但到1939年时他已经消磨了锐气，靠与日伪妥协来保存实力。
1940年韩德勤给蒋介石发去电报，报告目前处境艰难。希望能得到更多物资支援，也诉苦目前需要大批新干部。
蒋介石唯恐韩德勤在苏北无法立足，马上命令从军官学校选了50个原籍苏北的毕业生派往韩部。
但由于此时国军已经丢失了江北大量国土，这50名学生只能先穿越湖南的第九战区，最后进入第三战区在江西上饶的司令部。顾祝同接到这50人后也犯愁怎么将其送到苏北，几次试图从皖南过长江失败后。
他干脆用一道命令，把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冷欣。冷欣接到这个命令也一脸愁容，他非常清楚想要在日军眼皮底下过长江谈何容易。他把附近的国民政府县长找来，希望他们能为党国出力。
可这些人一听要送人过长江，全都表示能力有限爱莫能助。而且有的县长早就因为同情新四军，打心里就不想配合国军行动。
最后一个参谋给冷欣支招，他说：
“现在新四军不是已经有一部到苏北去了吗？咱们现在是联合抗日，让他们护送这50人去苏北，他们也没有理由拒绝。”
冷欣无奈，只好客气气地把陈毅和粟裕请到了他的司令部。当陈、粟2人得知是这样一个任务时，都露出了很难看的脸色。心说让我们出力把这50人送到苏北再去对付我们，亏你冷欣能想出这样的高招。
粟裕冷冷地说：
“这可难办。我们的人过长江也是要非常耐心地寻找敌人巡逻薄弱的时机，利用有效的天时地利做掩护才能过去。况且行动当中如若被日军发现造成人员伤亡，我们也担不了这样的责任。”
冷欣自然从2人的脸上看出了他们的不满，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假意赔笑。他反复向两人保证这50人过去是帮助韩德勤打日军的，绝对不会对新四军不利。
最后陈毅说：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这50个人先带回去。寻找合适的时机送他们过江。”
冷欣一听这才松了一口气，终于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又交了出去。这事如果新四军都办不成，重庆也没有理由为难他。
于是这50名国军干部在苏南指挥部住了下来，每天跟新四军战士们同吃同住。他们也跟新四军一起出操，并把自己军事知识和新四军战士进行交流。
当然冷欣也派人不时到新四军驻地去监视，他们回来报告冷欣说，这些人和新四军只是正常的交流。过了一个月陈毅告诉冷欣，他们已经找到了送人过江的时机。
冷欣自然非常高兴，一个劲地求陈毅一定要把事情办好。第2天这50人和护卫他们的国军战士就登上了长江北岸，并在几天后到达了宿迁韩德勤的司令部。
冷欣闻讯后心想办成了这样一件差事，蒋介石会给他什么嘉奖。可没想到他收到重庆来的电报后，却看到蒋介石把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原来韩德勤开始接到这50名军官后非常高兴，可很快就有人反映，他们的言谈举止非常像共产党。
韩德勤大惊失色，赶紧和这50人带队的军官谈了一下。才知道他们曾经和新四军相处了一个月，许多人都发自内心佩服新四军在敌后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主动打击日军，而且和当地百姓完全如一家人那样和谐。
来到这里后却见韩德勤的部队抗日不积极，这番话让韩德勤感到面色无光。蒋介石得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之后再也没有让冷欣去执行送人去江北的任务。
我党不策反国军蒋介石却屡使诡计，派人去监视延安反而让他们同情我党
也许有人会说，会不会这50个人被新四军主动策反了呢？尽管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许多国军部队都是在我地下党人员的带领下成功起义。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共同抗战，我党明确承诺绝不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策反。
甚至一些国军将领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被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婉言拒绝。反过来蒋介石却一直处心积虑，想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早在八路军改编之时，他就曾经对到庐山开会的贺龙等人进行过拉拢。
当原同盟会元老、“延安五老”中的徐特立去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时，蒋介石竟派人劝他“回头是岸”。但这些行为都被当事人唾弃，蒋介石的拉拢根本动摇不了我军官兵的意志。
公开策反不成，蒋介石就派联络员去我军中充当“监军”，再寻找机会策反我军将领。我党明知其包藏祸心，但为大局同意他向八路军总部派驻一名高级联络官。
1937年9月乔树人作为第一任联络官被派到了延安，很快和八路军领导人建立了良好关系。
1938年9月乔树人到汉口汇报工作，申请向八路军提供100万发子弹和6门平射炮。
蒋介石以为他的工作有成效，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可随即乔树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称赞八路军作战英勇、军纪严明，惹怒了蒋介石。随后他派另一位军官陈宏谟，接替了乔树人的职务。
可陈宏谟到了延安后，也很快忘了自己“监视”我军的使命。1939年5月当他到重庆汇报工作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请他将300万法币的军费带回延安。
这可以说是当时八路军急需的一笔救命钱，而陈宏谟没有向蒋介石汇报，真的将这笔钱安全带回了延安。蒋介石闻讯陈宏谟竟然也被八路军“策反”了大怒，又改派陈荣楫去延安。
这一次陈荣楫没有被蒋介石抓住“通共”的把柄，但是晚年的他回忆延安之行，对毛主席和朱老总都赞不绝口。
我党的抗战决心感化了许多曾经的对手，对韩德勤以德报怨化解了双方矛盾
一生把共产党作为头号敌人的蒋介石，自然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派往延安的联络官会接连被“策反”。许多原国民党元老和海外华人领袖，去了延安后也开始亲共。
甚至曾经率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国军上将卫立煌，去延安和毛主席吃顿饭后居然也开始同情起了八路军。在未得到蒋介石批准的情况下，他就大方的送给了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颗手榴弹。
这只是因为在艰苦的抗战中，我党把保卫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从不计个人得失。自然让许多国军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认清了谁才是中国的希望。甚至连1944年后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都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将是未来中国的主宰。
蒋介石可以往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派“联络官”进行监视和策反，我军当然也可以主动出击，去同国军联络感情。
1938年国民党第23集团50军进入皖南，其军长郭勋祺曾经在长征时期的土城之战给红军以重创。
但陈毅却主动上门拜访郭勋祺，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也多次同50军搞联欢。郭勋祺对共产党人的开阔胸襟非常感动，不但坚决抵制上面要他搞“摩擦”的命令，还先后送给新四军步枪30支、子弹4万发。
而最能体现我党抗战诚意的是，即使在蒋介石下令发动“皖南事变”之后，我军也没有主动发起对冷欣和韩德勤的报复行动。韩德勤一直抵制我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甚至不惜派兵主动发起摩擦。
但没想到粟裕在黄桥只用7000人就歼灭了其2万主力的大部，让韩德勤彻底失去了立足苏北的资本。1943年韩德勤再一次进攻新四军，结果在山子头战斗中一败涂地。连韩德勤自己都成了俘虏，一度担心新四军会要他血债血偿。
但没想到陈毅却从抗战大局出发，和他一番长谈后主动放了韩德勤。考虑到其部因日军攻击几乎没有了立锥之地，又主动给他让出了一块地盘。
韩德勤自感羞愧难当，之后两年再也没有和新四军发生冲突。
陈毅、粟裕同冷欣、韩德勤在苏南和苏北多次斗争，完全体现了我党才是真心抗战。而蒋介石集团却为一己之私多次干出“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