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0日，北伐名将、国民党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陆军上将张发奎在香港病逝。
张发奎病逝的消息传来，新华社还专门播发了消息，他的老战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致电张发奎的亲属。
时至今日，对张发奎的形象的宣传也以正面居多。
也正因为如此，在张发奎病逝以后，他的夫人刘景容便向大陆提出，想让丈夫的遗骸落叶归根，时任广东政协副主席的左洪涛、广东省委常委的杨应彬原来是张发奎的老部下，他们考虑到张发奎在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战时期的卓越贡献，极力赞同此事。
当时的广东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对此还高度重视，并促成了张发奎的骨灰安葬故乡。
也就是在张发奎骨灰归葬故乡的这一年，即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杨应彬在访美归来后，特意在香港停留，并赴跑马地蓝塘道69号探望张发奎夫人刘景容。
席间谈论起当年往事，杨应彬好奇的问了一句：
“当时，大王（张发奎部下对他的称呼）知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
张夫人的回答很有意思：
“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大王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人，但有没有组织关系，大王不予深究。”
一
张发奎从大革命时期就与我党关系密切，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个秘密。
诸如周恩来、叶挺、叶剑英、郭沫若等共产党人，当年都与张发奎交好，据说当年张发奎部队中公开的有名有姓的共产党人就有2000多人，这还不包括没公开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张发奎也没有对部队内共产党人下毒手，而是采取礼送出境的态度。
当年南昌起义，原定的计划就是要拉拢张发奎，但张发奎那时心向汪精卫，最终双方分道，但在起义期间，贺龙只是担任起义代总指挥，而真正挂名的总指挥是张发奎。
也因为历史上张发奎就与我党渊源颇深，所以后来抗战爆发以后，张发奎也是我党积极统战的对象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张发奎投身抗日战场，并于同年八月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隶属于第三战区，下辖第六十九军的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七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二师等部。，随后该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张任右翼总指挥（即东战场）。
张发奎统帅第八集团军期间，出于战地服务的需要，打算成立政治部，但未获蒋介石批准，于是向时任中华救亡总会会长郭沫若请教成立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该战地服务队按照政治部的架子组建起来。
郭沫若、田汉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推荐了上海文化界40余人到战地服务队。
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张发奎设立政治部，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理解，他认为只要是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人，哪怕不是个共产党员就是个左派，对这个称呼很介意。
可事实上就是，张发奎的政治部虽然没有组建起来，但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本身也是一支从事政治工作的队伍。
郭沫若当时推荐的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这批人在战地服务队成立了特别支部。
根据党的要求，战地服务队的主要工作是：
“恢复军队的政治工作，对内做军队工作，对外做群众工作。”
战地服务队最初有10名党员，分别是钱亦石、杜国庠、左洪涛、刘田夫、石凌鹤、何家槐、孙慎、杨应彬、朱河康、王河天。
比较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当年应张发奎要求推荐战地服务队人选时，就明确告诉过他：
“我选用的人里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你怕不怕。”
张发奎说：
“我不怕，我们现在是共赴国难。”
据《张发奎口述自传》称，他知道战地服务队中有人是共产党人，他甚至知道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不光是中共党员，还是中共中央委员。
二
这个隶属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虽然解散了，但特支却依然在。
特支的称呼也历经了几个变化阶段，但因为这期间都在第四战区，所以被统称为“第四战区特支”。
张发奎意识到战地服务队这批人大部分都是可用的人才，因此在解散战地服务队以后，把其中工作人员都安插到了军队各个部门去。
一直到1947年8月，特支才算是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标志事件之一就是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撤离。
特支之所以能存活如此之久，除了特支的党员们注意纪律外，和张发奎私底下若有若无的保护也有很大关系，张发奎知道自己部下中有共产党员，但只是知道几个，并不知道全部，也不知道有特支的存在。
这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杨应彬就是其中之一。
杨应彬是1936年6月入党，入党的时候还才15岁。抗战爆发后，杨应彬于同年9月13日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并离开上海到了太湖，半个月后突然接到指示，要他回上海，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安排他去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工作。
周恩来对特支的工作很重视。
1938年4月，周恩来博古还在武汉接见了特支的10名成员，并叮嘱他们：
“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所属司令部的这个据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据点，撤出来容易，要再进去可就难了，一定要坚持下去。”
时任特支书记的左洪涛还向周恩来介绍了杨应彬。
在得知杨应彬只有16岁时，周恩来还忍不住赞叹：
“好，好，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后生可畏，后来居上。”
应该指出的是，很多人过去在谈论这段历史时，称杨应彬以及特支成员为“潜伏”、“暗战”，特别是潜伏后来大火以后，又称杨应彬夫妇为余则成夫妇。
这其实并不正确。
据杨应彬的三子杨小村回忆称，特支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潜伏敌营，伺机获取情报等等，而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不过，因为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搞过几次摩擦，特别是皖南事变，加上后来解放战争爆发，在张发奎麾下的特支生存也面临生存上的考验。
特支大部分成员根据党的纪律原则隐蔽潜伏，同时在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多的结交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为统战服务。
1939年，蒋介石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要求国统区党政军各部门所有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
张发奎当时也遵照这个指示，要求特支成员加入国民党，遭到特支成员抵制，甚至还托人委婉带话给他：
“青年人爱自由，加入进去怕受束缚，故不愿意参加。”
从这个情况也不难看出，张发奎虽然不知道特支的存在，但是也知道这批人中有共产党人，大部分人都是左翼。
张发奎没有强迫特支成员加入国民党，但一直在劝说：
“我知道国民党腐败，所以你们不愿意参加，其实你们参加军区，不就可以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
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李克农及时传来周恩来指示，要求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特支成员才同意由张发奎介绍入党。
三
张发奎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杨应彬是共产党，但从杨应彬很多行为表象上，他就算不是共产党，也差不多是半个共产党了（左翼）。
1940年以后，特支根据党组织指示，在国民党当局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情况下，继续深入四战区各个部门扎根。
李克农指示特支应该选派两个年轻有为、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到国民党当局的军校、中央大学深造，时任特支书记的左洪涛推荐了当时还不满20岁的杨应彬。
经张发奎推荐，杨应彬前往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即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习。他在军校学习期间，差一点就暴露，原因在于中央军校审干期间，从他信件中查出有进步的词句。
不过好就好在，信件中所谓进步的词句，不算是直接证据，加上信件是别人寄给他的，没法证明他本人的思想。
事实上，杨应彬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筹划又一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内部所谓怀疑对象，基本上都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在军校负责审问的军统特务已经接到了上级指示，要暗杀杨应彬。
关键时候，是张发奎写了封信，才把杨应彬从鬼门关拉出来。
杨应彬通过渠道告知左洪涛自己处境后，左洪涛立即通知了张发奎，当时杨应彬在军校学习，成绩一直很不错，张脸上有光，就嘱咐左洪涛以他的名义给军校写信，大加盛赞杨应彬。军统不知虚实，不敢对他下手。
杨应彬在军校学习两年半，每天都是在走钢丝绳，后来毕业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并被授予了一把中正剑。
1942年冬，杨应彬返回第四战区后，被张发奎调入核心的司令部参谋处任见习参谋，后来又代理警卫团机枪连连长。
杨应彬在军中除了搞军事训练，还搞了政治教育，结果又被人盯上举报，有人在张发奎面前说怪话：
“你让杨应彬当机枪连连长，不怕他再来个广州暴动啊。”
这里的广州暴动，应该是指1927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发动的起义，叶剑英当时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
张发奎满不在乎，大笑着说：
“他从小跟着我在东战场抗战（指淞沪会战，当时杨16岁），有什么可怕的。”
有张发奎打掩护，杨应彬数次躲过了暗地里射来的箭。
张发奎始终很信任杨应彬，还保送他到桂林上陆军大学，毕业后就安排在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在这段时间里，杨应彬送出了不少情报，比如蒋桂矛盾、陈诚与何应钦矛盾、西南国民党军军事部署、西南地区抗战形势等等。
不少文章都说，抗战胜利后，杨应彬即将暴露身份，于是提议娶妻，并邀请张发奎在婚礼上讲话，为他们潜伏隐藏身份。
事儿是有，但不完全是为这个理由。
杨应彬的夫人郑黎亚也是特支成员，两人本来就是谈恋爱多年，抗战胜利后就结婚是早年就约定好了的事儿。
1945年9月初，杨应彬、郑黎亚在《广西日报》上刊登订婚的消息，恰逢国民党当局为发动内战积极做军事、政治上的准备，处处挑起摩擦，使得特支工作陷于困顿。
左洪涛建议杨应彬此时办婚礼，顺便邀请张发奎征婚以作掩护。
张发奎并不傻，他心里早就有怀疑，只是没点破，所以在杨应彬结婚时，他才有那句暗含机锋的话：
“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自然能听出张发奎话里的机锋，此时此刻自然也不可能承认。
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张发奎发表讲话，堵住了一些顽固派的嘴巴，对特支的工作起了支持作用。
之后杨应彬利用张发奎的关系，掩护东江纵队北撤，但他的一举一动其实已经受到各方注意，时任广州行营参谋处处长李汉冲还对杨应彬说：
“杨应彬，大王（张发奎）说了，你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管不了，可你不能有行动啊，如果你有行动，党纪、国法、军纪都不会饶过你的。”
张发奎虽然同情中国共产党，但骨子里依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所以派人警告特支成员。
1947年8月，鉴于特支作用已经不大，周恩来指示撤离，杨应彬以请假的名义，告诉张发奎说要去南洋做生意，但张发奎似乎预料到了什么，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还是杨应彬再三恳求，张发奎才勉强同意。
杨应彬在“请假后”，立即携全家乘船到香港，不久后又奔赴粤桂边、闽粤边工作，事后张发奎以“籍假不归”的名义通缉杨应彬。
张发奎虽然未解释，但杨应彬心里清楚，这是张发奎例行公事，不得不做做样子，否则他直接以“共党嫌疑”通缉杨，就能通过港英当局把杨引渡回来，届时杨应彬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了。
至于张发奎到底知不知道杨应彬、左洪涛几人共产党员的身份，也随着时间推移，成了一个永久的谜团，只能说明一点，就是张发奎对特支确实起到了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