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结束后，无论是从哪个指标看，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是呈碾压之势。单纯就从兵力对比上，就能看出双方差距有多大了。国民党430万人，而我党只有127万人。难怪老蒋说，如果共产党的军人不能以一敌十，那么他们就没有赢的胜算。
别说美、英、苏这样的域外大国不看好我党，连咱们自己心里有时候都会有点犯嘀咕。“赢是不可能的，就看输得多惨了”这是当时悄然弥漫在我党内部的一些自我否定。
但是，仅仅用时3年，毛主席就带领中国人民把蒋介石赶出了中国大陆，曾经的“民国总统”跑去了台湾省，偏安一隅，自此再也没能踏足大陆一步。
70多年来，战争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各领域的专家,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探索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立于不败之地”的老蒋,输得只剩一个台湾省。百家之言，可以说各有其侧重点。
从军事角度出发的分析想必大家都看过不少，今天我们就从经济、情报两个角度梳理那段历史，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为啥他蒋某人就丢掉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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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历史名词包含的意思，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国民党的史学家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结得出的词汇。形容的是从1928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做出的“亮眼”的经济成就。这个两眼是加了引号的，为什么要给它加引号呢？黄金十年的这个黄金是24K呢？还是只是镀了一层金粉呢？
都说历史事实是不可以篡改的，但是针对历史的解释却可以有各自的见解。所以啊，想弄明白这里边的猫腻，就得看数据。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十年中，蒋介石实际统治的区域,并不是“民国地图”画得那么大。
“东北王”张学良，“山西王”阎锡山、“云南王”龙云、“桂系”头子李宗仁，还有我党控制的苏区，都不应该算在国民政府的账上。
上个世纪，“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成长的重要指标，因为那时候毕竟大家都是工业国，不像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是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
1927年，也就是“黄金十年”开始的头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是3万吨。
1929年发生了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日本人控制的“汉冶平”公司受到冲击被迫关门。中国的钢铁产量一下子就缩水到了1.5万吨。这意味着什么？中国钢铁产业的大部分都被日本人掌握着。
经济大萧条
到了1934年，靠着全国人民的努力，这里的全国还包括了,刚才谈到的那几位地方军阀头子管辖的地方。钢铁产量上升到了5万吨。5万吨算黄金吗？连生铁都算不上。那为啥国民党敢吹嘘自己有这么大的业绩呢？
他们把日本占领的东北也算在了里边。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的重工业发展很迅猛，增加了50万的产量。
是的，这群史学家们把“日本人归化成中国人了”。也太搞笑了吧！要知道，日本人在东北发展重工业是为了日军的军事扩张。这里生产的钢铁,是日本人用来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装备、运输车辆。但是国民党为了美化数据，恬不知耻地把这些都算在了自己的脑袋上，你咋不把日本人造的孽也算在你的头上呢？
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号称自己钢铁产量增加数十倍，其实都是唬人的。
纵观一下1940年之前的中国制造业。大清末年还能自己造机枪、火炮甚至是军舰。到了老蒋统治的30年代，兵工厂只能生产迫击炮了。
汉阳造
也实在难为这些编书说史的人掩耳盗铃了。
说完钢铁产量我们再来说说铁路的发展。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建国次年6月动工，仅仅两年后便竣工。直到今天这条铁路还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主干线之一。但是你知道成渝铁路的构想是谁想出来的吗?
是1903年的晚清政府提出来的，当时叫做川汉铁路。但是末代王朝被推翻以后，这桩买卖就落到了国民党的手里。但是直到“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这条铁路一米都没有修出来。抗战以后就更别提了，“修路”反而成了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
直到建国以后，这条铁路才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全面开工，而且完成建设只花了两年的时间。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国民党确实分身乏术呢？那咱就不拿共产党跟他比，就用“阎老西”阎锡山跟他比比。
这个人做了38年的“山西王”，算是地方军阀坐得最稳最久的一位了。他任内可是在铁路建设方面有不小的贡献的。
山西第一条铁路是东西线的正太铁路，是清朝时候修的。阎锡山主政山西以后，决定搞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阎锡山这个人家里原来是经商的，后来为了躲债跑到太原，才机缘巧合之下从了军。所以修铁路这种要算经济账的事,那可是阎锡山的特长。打完算盘以后，他决定修“窄轨”铁路。于是上报给了南京政府，国民党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官们就问：“为什么不直接修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窄轨运力太低了，对不对？修了窄轨以后肯定是要改的，那不是白花钱吗？”听听，说得多有道理。
阎锡山修的铁路
南京政府很多规划建设都是这种思维模式，所以蒋介石批准建设的很多工程项目,最后停留在了图纸上。他们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纲要，好高骛远。
另一边，阎老西听了南京回复的意见。气儿不打一出来，“要修标准轨距，你给我一分钱吗？”
当时山西的财政收入很有限。根据资料，如果要修一条标准的铁路，每公里至少要1万元的现大洋。这还只是钢轨和枕木，其他的费用更庞大。全线预计要花6000到7000万元，可是用钱要算利息，就算只有1分的最低利息，一年也要还六七百万。
通车以后，前几年的进账别说还钱了，可能连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都不够。所以如果按照南京政府的想法来，修标准轨距的铁路，那将来可能把山西卖掉都还不起。南京政府说是修路的经费由中央出，可是最后能不能拿到钱，阎老西心里是直打鼓。
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画饼不能充饥，‘中央’要给我们山珍海味，我们一千万个愿意，但是如果南京的菜上不了山西的桌，我们就只能吃糠咽菜”可见他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所以考虑了一段日子以后，他还是决定按照原定的计划——修窄轨。
1935年，原平——临汾段通车，仅当年，整个铁路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80万元，纯盈利115万。虽然这条铁路确实挺简陋的，但不是豆腐渣工程，建成以后也从来没出过问题。
对比一下南京中央政府同时修建的江南铁路，每公里造价达到惊人的4万现大洋。浙赣铁路——7万多。而阎老西修的这条铁路只花了不到两万。
而且，阎老西也确实没从“中央政府”手里拿到一分钱，全都出自山西百姓的纳税和商贾富户的捐款。
所以南京政府渲染的“黄金十年”不过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罢了。其在经济建设上的无能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连晚清都比他强那么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1949年，解放军占领武汉，中央多次要求，要以保护故宫的决心保护汉阳钢铁厂，因为这是中部地区的工业命脉。结果打开厂子的大门一看，这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压根没有复产。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国军占领后竟然一根钉子都没造出来。蒋介石要是能在下面见着慈禧，估计都抬不起头。
汉阳钢铁厂
所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搞得是一团糟。根本没有所谓的“黄金十年”，往自己脸上贴金倒是真的。
那为啥蒋某人的政府这么无能呢？
我党给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是一个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重新塑造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通俗地讲，就是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把贫苦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不想要为了这些苦难者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得罪地主比得罪广大贫苦农民更严重。而且蒋介石一直是以大城市为据点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没有力量完成像我党提出的“土地改造”这样的伟大事业。所以他和广大农村的劳动人民是分割的，他的中华民国不是农民想要的中国。
那老蒋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能得到民族企业家的支持吗？或许有一部分会支持他，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对他的统治不乐见。那他为什么两头的都得罪呢？
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严重依赖关税的收入。但是出口是没有关税的，只有进口有关税。所以蒋介石当然希望进口额多多益善，至于能不能出口，跟他没有啥关系。
这就严重冲击了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政府鼓励进口，那很多其他国家的便宜产品就会倾销到我们国家，这样一来，国内的企业就很难在外国企业的围堵中突围出来，最后钱都流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受伤严重的除了企业家还有老百姓。
所以蒋介石政府的税收结构是很不健康的，对民族企业家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老蒋连资产阶级都笼络不住，最后很多上海的企业家们都明里暗里地和我党合作。
民族企业家张謇
有一个具体的数据，1931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是五点二四亿两白银。意思是总体上外国人从中国赚走了这么多钱，自己口袋里的钱流到别人那去了。看起来挺多的，但是重点是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就是五点四七亿两，也就是说如果不把上海计算在内，中国对外的贸易是顺差的，是赚外国人钱的。
讲白了，南京政府控制的上海流失了巨大的财富。
那南京国民政府就从中收到了足以支撑其延续的庞大税收。这才有了夸夸其谈的“黄金十年”，但是这些钱绝大部分被用来偿还债务和发展军队，并没有投资生产。所以对老蒋统治区的百姓来说，他们供养了一只巨大的吸血虫。
这只虫子和西方人、日本人无异，都是在攫取财富，而且也不会给予回报。所以国民党自然得不到广大农民以及民族资本家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能倚靠的有谁？只有他手底下的那些大贪官。这些人足以支撑他打败共产党吗？一个个普通的贫苦的国军士兵会尽心竭力地上阵厮杀吗？会的都是些傻子，正常人巴不得南京政府早点垮台，自己能回家“打土豪、分田地”。
“情报组织”
喜欢看好莱坞大片的都知道世界上的几大特工组织。苏联时候的克格勃，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经是那里的一名特工。美国的情报组织是中央情报局——CIA，英国的是军情六处，以色列的是摩萨德，这几个都是大名鼎鼎的间谍组织。可是，我们国家的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有的小说里把我国的情报单位叫“龙组”。但是也查无实据，也就看个乐呵。我们不清楚现在的情报单位名称，但是我们却知道建国之前的情报组织叫什么。它就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
美国中央情报局
这个单位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总理，下面设有三个科室，分别是总务、情报和保卫。所以将来再有外国片要拍相关题材，还是直接叫特科好了，听着就有一种独有的气质。不要叫什么“龙组”，听着跟玩一样。
所以为什么中央特科能成为老蒋败退台湾的一大重要原因呢？有哪些特别之处值得我们单拎出来分析。点个赞，咱们接着往下看。
周总理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他这个人一身正气。所以他一手创办的组织当然也有其鲜明特色。这个情报组织的鲜明特色就是“高道德标准”。是的，你没有听错，地下党居然会有这样的要求。
很多人都会说“间谍”不都是007，詹姆斯·邦德那样的人吗？同时跟很多女性维持不正当关系的那种人，做这种工作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要求呢？这样不是把自己的人绑手绑脚，还能发挥出特工的全部实力吗？
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从事这种任务往往都是见不得光，所以给自己设高标准确实不符合逻辑。一般情报单位都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暗杀、收买、色诱，可以说是常规的作业手段。谁会管什么道德情操。
但周总理不这么想，他要打造一个最特别的情报单位。所以给下面的人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
三大任务是“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完成特殊指示”。这个咱们就不展开细说了，所有的情报组织都是负责这些。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不许”。
中央特科
所谓的不许就是不搞针对同志的内部审查，简单来说，不能发展成“类似明朝东厂”那样的组织。
然后逐渐地发展演变，干脆有了三个具体的行动方针。第一，不能搞绑票行动，特别是不能针对家人。第二个，不诛杀殆尽，即便是清理叛徒也不能把他的家人等同视之。第三个，不搞暗杀活动。
是不是前所未闻？地下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危险系数很高，所以为了自保常常不得不杀人灭口，毕竟如果暴露，很有可能这个地下网络被拔掉，后果不堪设想。
随便举几个大家听过的例子。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宋教仁被刺身亡，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这些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用的都是被我党明令禁止的“暗杀”手段。在这些人看来，这种手段并不会引起什么非议。我党却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手段，对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包括特务头子毛人凤、戴笠、沈醉等等，从来没有策划过针对性的暗杀和绑票。
宋教仁
但是我党却有很多人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比如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晖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成员。他绝对有机会弄死这个“西北王”，但是我党却从来没这么做。
这些年披露的很多情报史料中也从来没有突破这些规定的做法。说明周总理定下的规矩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落到了实处。
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些原则背后的逻辑。
国民党女特务
如果不给自己设置禁区，无所顾忌地行动，那这些手段对执行者来说就是双刃剑。有时候确实是能给敌人带来重重的一击。但是经年累月地放任自己，反而会让自己受到腐蚀。如果你每天纵情深色，血腥屠戮，很快你也会走上一条不归路。看看那些残暴的日本人，他们有几个能在战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看到的那些良心发现的人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中央特科也需要向其他部门一样保持高道德标准，不然反而会成为我党的突破口。所以我党就像一块钢板一样，除了早期的几个叛徒，极少会被国民党渗透。
我党坚持以政治觉悟为考核标准，不以能力为唯一的考量。所以进入我党情报部门的战士们都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比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南京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蒋介石顾问陈布雷的四个子女都是我党的眼线。所以有句玩笑话“陈布雷帮蒋介石起草重要文件的时候，南京总统府桌上有一份，延安的桌上就会有一份”。这些人都是我党的忠诚战士，他们和党的连接只有信念，从不依靠钱、色。
郭汝槐
所以这样的一支队伍才能久经考验。反观国民党，从上到下烂透了。前面提到“南京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由于很清廉，竟然因此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内应。因为我党的作风一贯如此，也难怪南京那群酒囊饭袋会怀疑上郭汝槐。
尽管到了现在我党的情报机关更加严密，但是我相信仍然坚守着周总理最初制定的方针。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的中国情报组织是朝阳群众，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却是我党工作精神的外延。因为这些戴着“红袖”的街道志愿者都是在党组织动员基层的过程中吸收的，所以他们对社会充满了奉献精神。可以说同样为社会的安定团结付出了心血。这些人的道德意识很强烈，跟我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所以不知道时至今日，国民党有没有认识到双方在情报工作上的差异。那个时候，可以说国民党的组织就是个筛子，千疮百孔，我党的耳目无所不在，所以难怪在情报战上总落下风。
要知道，一份有价值的情报抵得上千军万马。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党极具特色的情报机构是蒋介石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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