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春秋时代，是很有一段意义的时期，那时候百家争鸣，什么话都可以讲，看了好多故事，我唯一佩服的是，结尾都没有标准答案，文末都附上了一些辩论，让读者自行判断，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想法。那时候每个分封国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比如楚国，就倡导爱国和义气，一个是对大家的行为，一个是对小家的行为，这看起来没错，很正能量。
有个人叫“直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亲跑到官府养殖场去偷了一只羊，直躬就跑到了衙门去举报自己的父亲，官府逮住他父亲，按律是要杀头的。直躬就跑来了，说，我要代替父亲去死！ 于是官府同意了，那就把直躬杀了吧。
这个时候直躬就开始了他的雄辩，说楚国一向倡导爱国和义气，我揭发自己的父亲偷国家的东西，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这不就是爱国吗？他犯罪了，我并没有犯罪，即便是一家人，但我一个人揽下所有的罪行，这不是义气么？如果连爱国和义气的人都杀，那天下还有谁不该杀呢？
这话给楚王镇住了，觉得他讲的好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他，还给些银两奖励，以直躬为榜样，号召大家学习他，直躬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但是孔子有不同的观点，说这家伙混淆是非，楚王也是多事的家伙，应该把直躬全家都杀了才对，否则会导致整个楚国的道德大滑坡。孔子随后又讲了自己的观点，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意思是真正正直的人，父亲要隐瞒儿子的过错，儿子要隐瞒父亲的过错，亲人之间不能互相告发。
孔子的这种观点，西方人现在还在用，西方的法律说，亲人犯了罪，需要家属出庭指证，但是家属可以拒绝，找犯罪证据是政府的事情，你找外人可以，但不能让家属提供证据。孔子要表达意思是啥呢？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至亲骨肉都不在乎了，又怎么会爱其他人呢？这会导致人越来越没人性。孔子的观点，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韩非子反对的最厉害，韩非子说，要杀父亲，但不能杀儿子，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这样就维护了法律，以后有坏人坏事人们依然会勇敢告发。
那我个人是怎么看的呢，要一分为二地看，孔子担忧的确实有道理，直躬的事情发生后，楚国就开始了爱国成风，爱国爱到了泛滥的地步，谁指出楚国有问题，那就要扣帽子，是行走的50万。那时候秦国是个大威胁，为了体现爱国热情，上上下下都骂秦国，秦国也很有意思，居然掏钱赞助楚国人爱国，爱的越极端给的钱越多，后来导致楚国告发成风，老婆举报老公的，学生举报老师的，儿子举报父亲的，农民举报商人的，有的确实是干了坏事，有的只是过嘴瘾，也被举报了，属于因言获罪，那时候楚国的爱国大V也是分门分派的，就像阿拉伯的宗教一样，你以为是一个宗教，结果分成无数派，粉丝之间天天干仗，爱国派亦是如此，你说你爱国，那就拉你进群，有一天你在探讨，鲁医有优点，楚医应当学习一下，立马被人踢出群，给出的解释是，你这是爱国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爱国！
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是停留在口嗨阶段，我认可他的正确性。比如美国竞选的时候，有的家里打了起来，父亲支持拜登，儿子支持川普，然后两人在家干仗，并在网上互相揭发对方的政治不正确，这就不对了，这才是需要“亲亲相隐”的。若是家庭成员杀人放火了，够上刑事犯罪了，你还包庇，这样的“相隐”肯定是不对的，比如拜登把自己够上死刑的儿子放了，虽然体现了父亲的仁爱，但这对国家的负面影响太大，有钱有权的人可以无视法律，那老百姓谁还愿意遵守法律呢，国家不就乱了套了嘛！
孔子在对待“子贡赎人”这件事情上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将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回，则可从鲁国领取补偿金。子贡赎回鲁人却放弃领受补偿，说他做好事情不求回报。孔子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说你这样干，今后没有人愿意见义勇为了，这是将做公益这件事加上了严格条件限制，变成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到的事情，虽然你这也算是爱国行为，但会导致很多人爱不起国了。后来孔子的另一个徒弟，叫子路的，他救起了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爽快地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子贡、子路、直躬都是号称爱国的，孔子要求子贡和子路爱国也得挣钱，但为何要对直躬有看法呢，我想大概是子路这样行为，并没有形成社会舆论，你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不必向我学习，我并不是为了一头牛而去救人，而是我救人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人家会给一头牛给我，他就是很穷，只能给一个馒头，难道我就不救了么？但是直躬的问题是搞人设，最后形成了一个派别，派别之外的人都成了异端，最后弄得楚王都异常尴尬，你要是真的支持他的话，人都跑秦国去了，你要是不支持他的话，他的粉丝数量庞大，造成的影响也不好，最后只能上演曹操和粮官王垕hou的故事。
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走入一个误区，假如自己遇到了不公，自己往往选择逃避，甚至叫唤两声都不敢，总是指望有一个代言人为自己发声。比如农民就找上了李绅，李绅写过一首诗，这诗小学生都知道，全诗如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结果这个家伙当了官之后，人品极其的低劣，生活也异常的奢靡，发达后的李绅还拉帮结派，他最大的污点就是“吴湘案”，有人举报吴湘侵吞朝廷资产，还强迫自己女秘书干那啥，说此人乱搞男女关系，李绅接报后，将吴湘逮捕下狱，后来调查了，贪污资产是有的，但强迫女人发生关系倒是没有，因此罪不至死，但李绅一意孤行，非要给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李绅甚至和胡人混在一起，有卖国的嫌疑，那时候到了唐末，胡人崛起，李绅见风使舵，和类似于安禄山之类的人打的火热，别人质疑他常常宣称的爱国之心，他说，“赴胡是生活，反胡是工作！” 那李绅最后的结局是啥呢？李绅因制造冤案被朝廷惩罚，削去了三官，并连累子孙不得为官，下场是最终被朝廷剥夺了所有，包括家产、爵位，甚至其后代不得考公。
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李绅的生平，不得不一声叹息，李绅的生平经历，可以分为几个重要阶段：早年因父母去世而家境贫寒，那时候他才十五岁呢，但他发奋读书，最终考中进士进入官场；在官场中因不得提拔而离职，后因李锜挖大唐的墙角事件，他站出来举报并抨击，然后他得到了朝廷的重用；随着官职升迁，他逐渐变得奢侈腐化，忘记了初心，最终因制造冤案被朝廷惩罚。
说到爱国，若是出发点就是功利，比如我说我爱国，你得给我点啥，那后面就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我拿古代举孝廉的事情举例吧，那时候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孝顺，那不用参加高考，直接提拔你当官。这种倡导下，就出现了郭巨埋儿的事情，郭巨家里很穷，但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觉得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还有一个卧冰求鲤的故事，临沂人王祥特别孝顺父母。父母生病的时候，他一直都衣不解带地伺候在父母身边，汤药要自己先尝后给父母喝。有一次母亲想吃活鱼，正值冬天，王祥脱去衣服，自己躺在零下40度的冰上，然后将冰融化了，鲤鱼自己跳上来，他赶紧抓住回家去孝敬父母。这些人为啥要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就是求功利导致的，你爱国，或是你孝顺，你就能进朝廷当官啊，还有一个古代的吴猛也干过这事，吴猛八岁时，家里没有蚊帐，因为害怕父亲被蚊虫叮咬，就让蚊虫来咬自己。这事毫无逻辑性，家里没有蚊帐，那蚊子见谁都会咬，怎么可能只咬你呢？这就是哗众取宠，想通过举孝廉当官。
爱国也是这样，嘴上讲的太多，或者爱之前，并没有爱国的行动，就要求有回报，最后往往会出问题，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最新的成语，叫“陈母问勇”，2020年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陈祥榕烈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后，其母亲姚久穗在面对部队领导的慰问时，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而是含泪询问：“我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这一场景感动了在场所有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直躬提出的一个话题，说，连爱国和义气的人都杀，还有谁不该杀？这是不对的，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直躬“挟粉丝以令国家”，我粉丝给我贴了爱国的标签，国家弄我，那是国家的不对，另一个是说，直躬得罪了权贵阶层，他们暗地里报复来了，非要置其于死地。但是你发现没有，直躬自己也是有问题的，纸糊的墙他使劲捅，以显示其勇敢，但是水泥砖的墙，他又绕道而走，这就有点投机心态了，避免自己危险，然后获得最大的利益。
那什么是爱国和义气呢，像李黄瓜总以为爱国和赚钱是冲突的，这种观念就很狭隘，爱国和赚钱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相辅相成，你做的事情只要和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又为国家争光了，又为企业和员工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了，这便是爱国。普通人没有这个能力，你只要不损害别人，不给社会添乱，也是爱国。
但是虚假的爱国情怀是不可取的，一些企业和个人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虚假宣传或不正当竞争，试图利用爱国情怀来获取经济利益，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破坏了市场环境，是对爱国和赚钱关系的错误利用。我们不能将爱国简单地等同于赚钱，也不能将赚钱视为爱国的唯一目的，这样的爱，到最后就会把自己爱的身败名裂。
爱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和道德准则，假如认为自己只要口头上爱国了，就能拿到免死铁券，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爱国的初衷，也会造成了爱国的污名化，最后会导致谁爱国谁就心怀不轨似的，遥遥领先的爱国是有瑕疵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