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三思
最近，日耳曼赢学在中文互联网上迅速破圈，从知乎的键政圈扩展到更广泛的社群，甚至在无关话题下也能见到相关范式与词汇的应用。蛮学以“赢”为核心叙事，通过解构西方普世价值来重塑东方定位，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年轻一代在变局中所面临的复杂深层心理需求，因而值得关注。（日耳曼赢学可以简称“赢学”或“蛮学”，本文以下简称“蛮学”）
鉴于新潮近期已有数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蛮学的起源与主张，为避免重复叙述，本文将假定读者对蛮学已具备基本了解，省略背景回顾，直接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参考之前文章《》、、）
此外，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无法在一篇文章中完整且全面的讨论这个现象，所以将分为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话题与角度进行论述。
蛮学兴起的社会背景
为什么蛮学的兴起值得我们讨论？因为这套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2019年时大火的“入关学”的延伸——或者更直白地说，这两套来自不同发明者（们）的理论，都可以被视为对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部分观点的再发明、再论述和进一步深化拓展。它们受到相当数量年轻人的青睐，足以说明当下社会确实存在强烈的“身份焦虑”：
一方面，人们渴望融入被广泛视为主流的西方世界；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对自身原生文化的维护与认可。这种本质上存在矛盾的双重需求，自然会引发焦虑与思考。
萨义德和东方学这两个关键词，对于熟悉作者之前文章的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从2017年开始，作者就在新潮的多篇文章里（典型如和这两篇），用不同的视角和例子反复多次地论述过同一个道理：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依然倾向于依赖一个‘文明世界’的视角来替我们做判断；而要摆脱这一内在逻辑，需要的并不是在工业上摘下了多少所谓的“皇冠上的明珠”，又或者在奥运会上取得了多少金牌这种纯粹的绩效指标，而是重建“主体性”。
在哲学与社会理论中，“主体性”通常指的是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意识与自我决定能力，即个体或群体能够主动地思考、判断、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塑造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特质。它所强调的是主体（individual subject 或 collective subject）在认识与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人不是被动受外部环境或客观规律完全摆布的客体，而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通过自身的意志、创造力和实践来改变自我与世界的存在。
如果我们再引入政治学的理解，那么“主体性”可以被进一步的理解为一个文化或民族在自我定义与表达时所拥有的权力，即我们（作为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如何在这些结构中进行自我定义、自我塑造。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种主体—客体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东亚典型家庭作比：在一个家庭中，那位拥有绝对权威，并且在其他成员诉说问题时怒斥“什么腰痛，小孩子有什么腰！什么抑郁，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学！什么过敏，都给我吃了！”的人，毫无疑问地拥有完全的主体性，因为他们掌握着对一切事物是否应该存在、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的判断权。
至于其他成员，尤其是那些需要这位“无所不知”的家长来定义哪些现实合乎周礼，哪些现实只是资本主义的谎言，并且判决其亲身体验到的痛苦、焦虑或需求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存在的孩子，则显然不具备任何主体性。
所以，当我们把这种权力关系从家庭映射到更宏大的社会或国际舞台之上后不难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东方（包括中东、西亚、南亚和东亚地区在内的广义东方）——不管是从文化意义、地缘意义，政治意义又或现实意义上都一直是一个被凝视、被叙述的“他者”；在我们至今所处的“现代社会”里，一切主流叙事的视角，也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先进以及什么是落后等等纲常伦理，都难以避免地以欧美为中心和基准，使得包括东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按照其逻辑和秩序去观察、理解世界和自己。
而这，也是绩效论的根本问题所在：就像在传统礼教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确立的权力秩序更多是基于先天的默认地位，而非后天成就所能改变。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哪怕你以状元身份考上清华北大，也不代表你可以从此在户口本上成为户主，宣布你爹今天进门先跨左脚这一行为无疑是极大的僭越——因为在礼教原有的权力秩序中，父辈的身份过去、现在、将来都被视为居于更高层级，不因年轻一代的学历、职业、收入乃至社会地位而轻易动摇。
卑与亢：内外视角的扭曲
更进一步地说，当一个文化或群体的主体性缺失到连自我审视都要依赖外来视角时，往往会出现“要么主动跪下仰视，要么强行拉高俯视”的极端化态度，表现出一种又卑又亢的状态。
从“卑”的角度看，不少人会自我客体化，刻意扭曲自身状态，以迎合外部凝视中“东方”所应有的形象。其中最典型的，无疑就是“咪咪眼”这个最容易出现的刻板印象——
任何在中国生活超过一个月的人都应该非常清楚，东亚人的眼睛最多存在一些因祖先生活地域的气候特征演化而来的结构特点（比如内眦赘皮、蒙古褶），但远不至于显著且普遍地小于其他人种；然而，这并不影响有些人会主动地通过化妆之类的手段，去追求那种如同多代选育的纯种宠物身上才会具备的“东方韵味”，并且发自内心地坚信“这难道不美？”或者“我们难道不就长这样吗？”
另一种典型的“卑”，则是奉外国人——尤其是金发碧眼、最符合理想中“外国人”形象的那部分人——为做出最终决断的“父亲”，借助他们的眼睛与唇舌来观察，肯定自己。所以热衷于编造、传播一些“我的外国房东/教授/公婆/朋友特别爱吃中国菜，甚至愿意给我减房租/送礼物/开黑鹰直升机去帮我买调料”之类的内容。
类似的例子是此前在网络上热度颇高、却又被突然冷处理的那位来华“捐赠日本大屠杀证据照片”的外国人：在中国人在外购买、带回类似文物，极有可能找不到部门愿意接收，甚至可能会在海关被以“法西斯主义宣传品”等理由扣押乃至没收的情况下。为什么他所携的那批来源可疑、不少来自公开图库的材料，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流量与关注？他的“外国人”身份，尤其是白人面孔，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这正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的又一个完美注脚。
与这些“卑”相对的“亢”，往往表现为在探讨东方—西方议题时，一些人几乎本能地彻底否定一切西方文化符号，例如“西方科技都是偷的”或“西方的历史多是文艺复兴后编造”之类——然而，这些表面上极其强硬的言论，本质上依旧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他们并未深入研究自身所拥有或匮乏的知识、价值体系，而是把西方简单地视为“外部敌手”，因此需要一个完美化的“东方”加以对应。
讽刺的是，其论点也往往源于从西方“福缅科”一派进口的二手理论，通过简单拼贴来证明“东方优于西方”，始终欠缺独立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努力。于是，他们所塑造的“东方”更像是一种景观：表面富丽堂皇，内部却空空荡荡，宛如高速路旁只用于掩饰后方老旧建筑的装饰外立面，仅供匆匆过客远观。
从入关学到蛮学：主体性的再发明
回到蛮学本身，之所以说它和入关学都是对萨义德部分观点的“再发明”和“再论述”，是因为在这两种思潮或话语结构中，都可看到一条贯穿的逻辑——对被凝视、被表述这一局面的质疑和对出路的探索。
入关学主要强调在实力层面（产业、军事、科技、经济等）强化自身，从而绕开辩论，改变力量对比，以消解西方叙事的权威。而蛮学则更倾向在认知、叙事、话语与精神层面“去西方化”，通过解构西方当代知识体系、文化流行框架中的先验逻辑，打破其神圣性，鼓励东方群体摆脱其影响，探索自我言说、重塑自身定位的路径。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2025年依旧要讨论萨义德、东方学、入关学以及蛮学的意义所在。因为只要我们不能正视主体性匮乏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在经济、技术、产业与军事上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又或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投入多少努力，最终都难逃被凝视，被叙述和被评判的结局。
但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主体性的重建不会是一朝一夕之间，也绝非易事。毕竟建构从来都比解构要来得更加困难，尤其当我们的目标不是高喊几句“O国人，你要自信”之后便宣布工作完成，如果实际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也只是因为用户自己执行坏了。而是要构筑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经受得起现实考验的理论体系，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要去向何方”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全新主体性的骨架。
这不是什么单人便能完成的简单工作，而是需要众多参与者持之以恒地投入，十数年如一日地通过“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循环来不断迭代。在此过程中，犹疑与反复、观点冲突以及推翻重来等等困难恐怕都是在所难免的。
举例来说，就算是要走自己的道路，最初需要直面的一个现实问题往往是人最基本的“路径依赖”，如何实现对旧理论的“扬弃”：毕竟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最近三十年的大学教育完全可以说是建立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框架与范式之下；对于这些外来的经文，分清楚哪些值得吸收和保留，哪些则需要审视、讨论、重构甚至舍弃，无疑会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
毕竟彻底否认，完全自主这种事情虽然听起来很能吸到一波民粹主义的情绪流量，但在实践中无疑是个非常不聪明的选择：人的思维和语言体系就像一张嵌套着海量插件的操作系统——你当然可以卸载大部分插件，清理缓存，甚至退回到最基础的命令行界面来保证“独立自主”，但在新操作系统开发出来之前，也必须要承受日常效率大幅下降、键盘敲出一篇文档需要从最原始的编译器开始的代价。
更进一步地说，在一些其实并无立场属性的基本概念上重复造轮子的意义何在？若是过于强调这种‘纯洁性’，是否会出现为了规避模仿旧理论的怀疑而刻意选择非最优解，造出来些三角形或四边形的轮子这种情况？
当然，从好的方面来看， 倘若我们能够在今天混乱、繁荣又割裂的价值观竞技场上安放好自己的位置，把对外界的调侃、对传统的回溯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落到实践层面上并在此过程中坚持下去，不再过度纠结于“他们都在看我们，我们要怎么表现”，也不盲目走向“我们要彻底与一切旧有理论决裂”的极端。而是一步一步构建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能自圆其说、相互支持的新体系，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再需要“蛮学”或“入关学”这样的概念来讨论何谓东方主体、如何摆脱西方视角——
因为我们在日常琐碎的工作、生活以及理论实践中，早就完成了主体性的内化并付诸于一言一行，不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示“我就是主人”；也不必为“他们是否认可我的成就”而纠结，实现“自我中心却不乏他者包容”的理想状态。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日耳曼赢学“始于国内网友对西方世界不断宣称自己”赢赢赢“的精神胜利法的自发解构和祛魅，但它的落脚点不是为了把西方这套学来，不是为了实现西方式的“赢”，而是要重塑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主体性若能塑造完成，那关乎的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赢”，而有可能是整个东方迈向更广阔未来的旗帜与航标。
虽然这一切目前仍是方向与愿景，也注定不会是个轻松的过程，但既然大家都对自己背后这片辽阔的土地有情怀，对自己脚下这条从古奔流来的深邃文化河流有感知，还拥有行动的动力，那么哪怕只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出一步，就会比把它当成段子刷上几十年来得更有意义，也来得更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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