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才是选对了路的人

司马南今年69岁了，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会在临近古稀之年翻车。

人生是一场故事，结局占有很重的分量。面对现在网络群起而嬉之的境况，估计是司马南早年批莫言、批柳传志、批马云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如今终于回报到自己身上。

很多人认为他是吃爱国饭，是一种表演。其实任何一种能拿来混饭吃的本事，特别是能混的风生水起的本事能全凭表演，还真的得有些基础的禀赋。

认真说来，司马南的“爱国”是认真的，此人一直有他一以贯之的逻辑。

与很多人对社会政治工程纯属臆想不同，司马南实操过。2003年司马南在北京东城区以独立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并履职了四年。

南风窗曾经报道过一篇《独立人大代表十年浮沉：感慨无力感很强》。其中一位独立代表就是司马南。

报道说，成为人大代表后，司马南对人大会议的形式化表面化运作不予配合：会上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台上的人念到“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他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不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他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弃权的请举手”，他举了手。

还在区委书记参加团组审议时，与其他代表举手投足过分热情相反，司马南不高兴，拿出主持人的范儿告诫书记说，您到我们这儿来，身份是普通代表，这不是日常工作中各单位向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您也不是来给我们做指示的。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现在应该认真地、耐心地多听一听各位代表对本区政府工作的意见。

报道里，司马南的原话是“人家当了代表特别谦卑，我不是。我反感这样，尤其是反感见到当官的一脸谄媚。”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我们在这里行使代表权力，书记来了当然只有听的份儿。”

但四年后，司马南没有继续参选。体验了基层政权的实际运作后，司马南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一是基层的事不好办。

　“有一些事就特别难办，”他说，“以前谁给我点事儿，我老感觉，这还管不了？后来发现没一件好管。”

这些难管的事儿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小到建公厕、换电表、规范用水、争取低保、捕杀蟑螂、文明养狗，没一件不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的，非有技巧和耐心不能做好。他认为那些发议论太随意的人，应该体验一下基层人大代表的滋味，尝试管管这些最简单的事儿。

二是民主投票不好用。

“当人大代表才发现，现今中国，真的一切都靠竞争性民主投票来决定怎么办，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他说，自从有过代表经历之后，他再也不发那些不负责任的轻佻议论了，“25年前，说到民主，我觉得这个词简直好到了完美无缺；现在嘛，你说民主，很好，可我一定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人痴迷制度万能，选举万能，以为一搞民主，一切OK，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应该让他去基层当代表，最好直接当居委会主任、街道主任。”

三是中国政治制度好。

他认为假如没有共产党聚沙成塔的作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主心骨，处于紧平衡状态下的转型中国要稳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要傻子过年瞧街坊式的，一味按西方民主制度那一套玩意儿来治理，必定天下大乱。”

“片面强调民主形式，几乎等于混乱和绝望，混乱和绝望将导致一个具有伟大进取心的时代无奈地毁灭”，“民主并不具有天然正义，民主所服务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司马南的价值观念其实一直没有过特别大的转折，如果回头看他十多二十年前的这些演讲，主旨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一直在抨击西方式民主体制的不足，为中国政治制度鼓与呼。

比如他列举为什么普世价值是不对的，用“对黄瓜实行茄子标准”和”杨玉环参加西方选美“作比喻，来主张政治制度不能有统一的标尺。

他主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贤人治国”的理念，以及古代中国非常完备详密的官员选拔制度，皇权相权制约制度，士人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制约等合理因素。

他认为中国民主的目标，是人民幸福最大化。这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制度设计：“从君主制，到贵族制，再到民主制，一个人说了算，到几个人说了算，再到人民说了算，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在路径上，他认为民主只能内部生成，不能通过外部干预生成。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不能动辄烙饼一样大翻个，不能把90年、至少60年搭建的积木推了重新来。

他说民主的本质是人民自治。人民自治的前提是国家独立。不独立、半独立、谈不到人民自治。

司马南说的有问题吗？没问题啊！那真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会讲。

所以，司马南并不是装成爱国，而是他确实是“爱”的，是相信文化制度优势的。司马南也不是吃爱国饭的流量赚了大钱，而是大众内心有这样的需求。司马南的六千万粉丝代表了一种真切的心理需求。

这种需求是什么？是对生命根基、生活意义、价值肯定的刚需，是对动摇现实的恐惧。

所以，司马南们反过来对右派提出了要求，你们如果真的要推动社会进步，究竟是用夸张的术语去耸动大众的内心，去引发抗拒和恐慌，还是切实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去聚焦具体问题的变革。

而司马南正是那种逻辑混乱、思维模式低级的人，他把任何对现实问题的聚焦升级为政治体制之争，从而让“爱国”的道德是非掩盖真正的问题。

这既是司马南之流的舆论策略，也是不成熟的右派为自己挖的陷阱。司马南关于政治立场的每一次表述都是本质上没有大问题的，而且正确的废话总是可以不断延展、不断再解释。

然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不是需要讨论是否爱国爱家的问题，中国也不是需要讨论是否该实行西式民主的问题。

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体的、实在的。是人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如何落实的具体举措，是城乡居民保障如何更加公平，是义务教育、生育政策如何更加合理，是财力应该投放到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倾向民生保障。

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如何去爱国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爱的问题。那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一旦提出问题便是不爱国的处境呢？

这才是司马南现象背后的真问题，任何现实问题的具体讨论都能被拖回到是否爱国的道德是非之争。因为我们失去了面对具体问题的勇气。

如同一个痴迷人生意义这种宏大命题的人，恰恰是一个无法勇敢面对一次失败的爱情、一次跌倒后站立、每一天早起的艰苦自律等具体挑战的人。

司马南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严重失职的。

他可以对南方周末用错了“普世价值”一词连篇累牍的批判，可以细致而挑剔的发现南方周末《汶川地震，震出了一个新中国》所谓的“新中国”用词不当。但在南方报系详细报道一系列具体问题时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在南方系报道孙志刚事件时，报道汶川地震推动灾害应急体系和建筑安全标准的反思与改进时，报道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时，报道厦门PX项目事件时，报道山西黑砖窑事件时，报道乙肝歧视案从而推动乙肝携带者都可以报考公务员时，报道雾霾问题推动我国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时，报道《留守儿童问题》改善留守儿童处境时，报道安元鼎事件让民众能够平安上访时：

司马南在哪儿呢？

他不置一词，不发一矢。

这是所有司马南之流的共性，不是他们说错了什么，而是他们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