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逊去世的时候，王涵刚刚满月，这对叔侄一面也没有见过。许多年后，王涵是从黄永玉的回忆里知道了那个最后的时刻：罹患肺气肿的王逊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咽了气，虽然那条路只有不到两千米。
那是1969年3月21日，一个不平静年头里平常的日子。故去的王逊就此成了尘封起来的禁忌，很长一段时间，王涵都不晓得自己有这么一位大伯，家里人不会提起他，更没有留下任何属于他的痕迹。直到10岁那年，一份讣告寄来——中央美院要给王逊补开追悼会，王涵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名字。
再见到这个名字是又过了几年以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学流行一时，热潮之下，王逊重新被念及：他的文字零星地回到了书页里，穿越过时空的观点与理论依然闪烁着卓越的光芒。王涵发现，大伯原来在美术史研究领域竟是一个夺目的存在。
1987年，王涵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有意搜集更多有关王逊的资料。起初，这只是他在老师曹利华的指点下为毕业论文所作的准备，但随着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他逐渐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无比珍贵的富矿。于是，还原出一个接近真实的王逊变成了漫长的努力，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
“这个事好像是一种使命似的，冥冥当中不是我想干，而是我此生就是来干这个的。”王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王涵口述。图/受访者提供
遗著
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王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离世之前，家里的所有东西就被拉走了，一张纸片都没放过；平反以后，有一部分还了回来，家属把其中的藏书和手稿捐给了中央美院，手稿据说有两麻袋那么多，没承想后来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了。常言道雁过留声，王逊的身后却什么也没留下。
加上王逊有一个习惯，他的很多作品都不写名字，非署不可的时候也经常用笔名代替，更平添了爬梳的难度。“包括我的其他伯父、我父亲，他们都有这个特点。他们觉得知识分子不应该追求名利。”王涵说。
因此对于自己这些年的钩沉，王涵觉得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来描述再贴切不过了。他经常在图书馆、档案室、旧书店里一待就是一天，一期一期翻检可能发表过王逊文字的老报纸、老杂志，故纸堆里落满了灰尘，两只手永远都是黑的。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艰难的是那本《中国美术史》。
其实说起来，这本来是王涵最早接触到的一部王逊专著。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薄松年、陈少丰整理的版本，当时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摆了一整个橱窗，给王涵带来过不小的震撼。
1953年，王逊受命召开“中国美术史教材编写研讨会”，其间拿出了一本《中国美术史简论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供与会者讨论。从1946年起，他就陆续在南开、清华、北大开设过“中国美术史”课程，在美术史研究上已有了成熟的思路和独到的见解。1950年，他应徐悲鸿之邀到新成立的中央美院兼职授课时，便开始了撰写自己的讲义。这份约5万字的《提纲》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他在其中有意识地将考古发现、作品分析等维度和方法融入进来，朝向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迈出了一大步。
之后几年，王逊又将《提纲》扩展为专著，经过屡次打磨，于1956年发展出了31万字的《中国美术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然而一场风暴随之而来，王逊猝不及防地卷入其中。《讲义》还差明清建筑及工艺两节没有完成，他却只能委身在图书馆里做编目。尽管如此，《讲义》还是借由手抄、翻印的方式流传开来，影响深远，就连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大家都常常翻阅于案头。
2月22日，北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现场。图/IC
薄松年、陈少丰二人付梓的那一版，也是据此整理、补写的。不过随着搜集的不断深入，王涵发现原来1960年以后，王逊再次投入了极大精力重新撰述《讲义》，至少调整过七八次。“他始终保持着引领这门学科的方向，新材料、新方法的出现，他都会加进去。”其中秦汉以降的部分，王逊做了大量修订，秦汉之前的内容更是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写，将考古领域的最新成果尽皆结合，填补了美术史著作一直以来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的空白。
只是，此时的王逊仅能以“资料员”的身份隐匿在这些辛勤的背后。王涵花费了很多年时间，才从各种散落的印本、手稿中辨认拼合出一份趋于完整的书稿，终于以《中国美术史稿》的名字交付出来。这是王逊人生最后的遗作，也是王涵倾注心力最多的一部。
《中国美术史稿》面市的时候，王涵53岁，正是当初王逊辞世的年纪。算上早先的五卷本《王逊文集》，王涵用半生努力辑佚出总共约300万字的王逊作品，虽然不排除依然存在尚未穷尽的可能，但大抵可以画下一个句号了：“我用我们两代人的时间把他的东西出齐了，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不过，王涵的心中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像王逊“这辈子所有努力就是为了写《中国美术史》”一样。他想写一部《王逊传》，800多页的大部头：“他特别适合拍成一个电影，这个人物特别具有张力，有戏剧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王逊的发掘并没有结束，甚至还远远没有开始。
往事
1915年6月5日，北洋的大总统府里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男孩呱呱坠地。
男孩的祖父王丕煦此时身在四川，整顿当地的金融秩序。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参与过“公车上书”，后留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辛亥以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的民政长。袁世凯上任将他的两个儿子接到自己身边，以之为质，其中一个便是男孩的父亲。得知长孙的出世，王丕煦以汉代文学家扬雄《剧秦美新》中的词句“抱其书而远逊”为其取名“王逊”，既表明自己不愿与袁为伍的心志，也寄予后人谦虚求知的期许。
男孩逐渐长成少年。身处于风云激荡的年代，王逊的成长无可避免地经受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洗礼。高中时，他就与同学蓝铁年、陈忠经、齐良骥等创办了地下读书会，拥抱新文化、新思想，其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之路。193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又积极参与到“一二·九”运动中，不仅加入了一些进步组织，还投身于左翼文学的潮流。
1936年，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一篇随笔，借书写植物表达了对独立与自由的看重。这一初现雏形的价值观，在日后的岁月里贯穿了他的终生。“他有非常坚固的一面，虽然表面上很和善，温良恭俭的那么一种性格，但内核非常强大，所以每每走到历史关头总有自己的选择，而且对于荣辱，置之度外。”王涵说。
1946年，王逊(右)与沈从文夫妇合影。图/清华校友会网站
而差不多在这同时，王逊也找到了志业的方向。彼时的学制，大一是通识教育，大二才分专业，王逊原本打算学建筑，但在闻一多、林庚的鼓励下最终选择了国文系。不久，从欧洲游学归来的邓以蛰在清华开课，极大地吸引了王逊，于是他又转入哲学系，专攻美学和美术史。
邓以蛰给予了这个学生悉心的指导，也带着他走进了许多北平文人的“客厅”。在那里，王逊与梁思成、林徽因、朱光潜等相识。特别是一位湘西的年轻人，就此与王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未来人生最为暗淡的时刻彼此互为安慰——他，就是沈从文。
“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先到长沙和衡阳，后落脚昆明，与北大和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一路上，有些人离开了，怀着一腔热血投笔从戎，王逊则选择留下，他已经完全确认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修学储能，以文化重建家国。1939年，他成为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跟随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继续钻研六朝时期的书论、画论。在后来的毕业论文中，他有意识地剔除古代画论中形而上学的成分，尝试采用现代方法对传统画学做科学阐释。王涵认为，“这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他研究中国美术史和美学思想史，有意识地建构美术史科学体系的起始”。
1941年起，王逊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形式逻辑、哲学概论、伦理学等课程，同时继续进行美术史研究。他还开始将关注视角延伸至了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在昆明一带考察石刻、造像，与沈从文交流西南特色的织物、漆器……
新中国成立后，王逊的才华有了许多新的舞台，之前几年在云南的探索，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此时的给养。他参与了景泰蓝改造、建国瓷设计及清华文物馆的创立，并配合郑振铎筹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尤其重大的是，他与林徽因、莫宗江、梁思成等清华同仁一起进行了国徽的设计，并在提交方案初稿时全权执笔设计说明。而很快，他还将迎来至为重要的另一项工作。
从民国初年，美术史就成为现代教育及学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直到1957年——那一年，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美术史系。整个建系过程中，王逊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他先是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主持了课程设置、师资选配、教材准备等工作，又作为首任系主任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入学。时任院长江丰后来评价，称他在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史上，“发轫之功，诚不可没”。
这是王逊人生的高峰时刻，也是际遇意义上最后的辉煌。王逊一生“抱书”，却无法从惊涛骇浪的世事中“远逊”而去。
线索
在王涵看来，王逊起落沉浮的命运映鉴着一个时代的变迁轨迹，其学术思路和实践的背后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但所有这些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遗忘殆尽，它连同许多的集体失忆一起，构成了某种面向历史的缺席。因此，用一部传记来展现一个完整的王逊就更加有所必要。
而且凭借自己掌握的资料，王涵觉得，这是一部可以写出文学味道的传记。甚至他连开篇的故事都已经想好了：“我想从1949年初写起，他拎着一袋白面回到北平。当时北平还没解放，天津已经解放了，军管会给南开大学的教工每人发了一袋白面，他作为家里的大哥、大伯就把白面送回来了，这样家里人能吃顿饺子。”
然而就在他刚刚完成《中国美术史稿》的整理之际，意外发生了。由于常年用眼过度，他的左眼突然出血，到医院后确诊为晶体滑脱：“大夫说，这个东西碰到视神经就会失明，碰到血管则可能引发颅内出血，要命的。”虽然经历了两次手术，左眼逐渐恢复了一些，但紧接着右眼又出现问题。这一下他意识到，那本传记自己很可能无力动笔了。
王逊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履历表、照片等相关资料。图/IC
于是从2022年开始，他与中央美院的青年学者段牛斗、王瑀合作，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访谈，将原本打算书写的内容以口述形式变成文字。随后他又花了半年多的精力，把整理好的问答稿改写成叙述体。书稿最终在去年成型，并于今年年初出版。
王涵给这本书取名为《上水船》，既喻指王逊一生逆流而上的执着和艰辛，也表达自己在这位大伯、前辈面前的力有不逮：“这样的大学者，说句实话，以我的能力只能做一个导游式的介绍。”为此，他在书中的每一章都添加了大量注释，加起来总共800多条，希望能给后来者留下一些继续探寻的线索。
曾经的许多年里，在打捞王逊这件事上，王涵都是孤军奋战：“一个是孤独，而且还要面对不少压力和阻力。再有一个就是，你守着这些好东西特别想跟别人分享，别人却不理解，会很落寞。”每当这时，他总能想起王国维引用的那句晏殊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幸而如今，他发觉自己的坚持到底没有成为徒劳。许多年轻学人正在向王逊投来关注的目光，而随着《上水船》面市，更多美术学界之外的公众也开始认识王逊——就在今年2月，一场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的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参观人数屡次达到了预约上限。
不过，有时候王涵还是会有点迟疑：“我总在想他会怎么想我做的这些事，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他不是一个宣传自己的人，我在说他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羞耻感。包括写《上水船》这本书，我是先从内心里征求了他的谅解。”他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不是有悖于王逊的本愿——1937年，王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美术史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不仅提出“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的论断，也谈到了玉所承载的一种道德理想。在王涵心中，王逊也始终是一块无瑕又清高的玉，温润、单纯，美好而不事张扬。
发于2025.3.17总第117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寻找王逊：打捞那位“片纸无存”的美术史大家
记者：徐鹏远
编辑：杨时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