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史敦宇，和父亲史苇湘、母亲欧阳琳一样，一直投身于敦煌壁画的复原临摹。于她而言，复原壁画既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也承载了她对敦煌的热爱，是值得投入一生的事业。
“我特别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敦煌艺术，读懂敦煌壁画，让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有生命力地传承下去。”
站在《西方净土变》前，看着看着，史敦宇感到眩晕。
画作顶部，亭台楼阁庄严华丽，各式飞天随意穿梭；画作中央，主尊阿弥陀佛端坐在莲花座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供养菩萨环侍左右；画作下部，歌舞宴饮，欢乐祥和。
布画，敦煌莫高窟217窟，盛唐，西方净土变，史敦宇，2006-356x280cm。（图/中信出版·大方）
位于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西方净土变》，出自盛唐时期。1954年至1968年，第一代敦煌学工作者史苇湘、欧阳琳面壁临摹，完成其毛笔线稿；两人的女儿、同为画家的史敦宇在2020年10月将之整理、复原。
2024年11月10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在上海杨浦区正式落成并举办首展“境象敦煌”，布面绘画《西方净土变》就是展品之一。之后，它和另外111幅作品一同被收进史敦宇最新出版的敦煌壁画复原艺术精品集《敦煌初见时》中。书中特别收录藏经洞中被西方列强盗走、如今流失海外的画作复原图19幅，讲述了史家两代人秉持“莫高精神”，70余年守护敦煌传统文化的故事。
《敦煌初见时》 作者: 史苇湘 欧阳琳 史敦宇 绘 / 史敦宇 口述 / 王奕 整理 出版方:中信出版·大方，出版年: 2024-12-1
凝视着这幅自己与父母共同创作的巨幅作品，史敦宇经常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里面的亭台楼阁变得立体、真实起来。她觉得，或许父母的灵魂就在其中。他们跟其他五位当时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一起谈论画技、经变故事。思绪神游天外，她眩晕了，站都站不住。朋友说她是“走火入魔”了。
说史敦宇“走火入魔”的人不止一两个，也有人说她是“画痴”——有时候，一幅画画到最精彩的部分、画龙点睛的关键部分，她会忘了吃饭，忘了其他俗事。
1952年，史敦宇出生于敦煌莫高窟，是第一批敦煌学者扎根此地后养育的第一个孩子。从此，她的一生便与敦煌紧密缠绕在一起。数十年来，她辗转在兰州、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但养育她的敦煌，一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
史敦宇在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图/中信出版·大方）
第一代敦煌“守护者”
史敦宇与敦煌的缘分，要追溯到她父母那一辈。
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当时就读于四川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史苇湘、欧阳琳在老师推荐下去展览做义工，就此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深深震撼。张大千告诉他们：“你们要想当中国的画家，必须去莫高窟，去临摹，去感受。只有去了莫高窟，才会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么优秀，这样悠久的历史有多珍贵。”
敦煌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他们魂牵梦萦。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名为敦煌研究院）成立。常书鸿、段文杰、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一批有志青年，怀抱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莫高窟，开始了他们大漠辽阔、飞沙走石的后半生。
20世纪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与我们如今所见到的样子截然不同。第一次进洞时，他们被眼前古老瑰丽、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震撼得发呆。欧阳琳形容自己初见敦煌时“又惊讶， 又感动”，史苇湘则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
史苇湘、欧阳琳。（图/中信出版·大方）
然而，经过千年岁月的侵蚀，再加上战乱年代的劫掠和破坏，很多壁画被流沙掩埋，斑斑驳驳，几近毁坏，抢救工作迫在眉睫。这批敦煌工作者立刻投入工作，与大自然争分夺秒，一边清理流沙，一边进行“抢救性临摹”。
精神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里极其艰苦的生活。刚到敦煌时，史苇湘等人住在黏土夯成的马厩里，无水无电，没有交通工具；吃的是白水煮面条、清汤白菜、萝卜，长期没有充足的营养摄入；冬天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早上起床，鼻子时常会覆盖着一层霜……
第一代敦煌学工作者。（图/中信出版·大方）
史苇湘爱喝茶，但是祁连山上的水流经几十公里的盐碱地到了莫高窟，水质变得极硬，又咸又涩，泡出来的茶根本没法喝。史敦宇回忆道，冬天时，父母会拿着大刀去砍河坝里的厚冰，背回家里，煮水泡茶。其余三个季节，没有干净的水源，他们只能用绘画用的明矾来过滤清水，泡出来的茶总有一股难闻的味道。由于水土不服，来自四川的欧阳琳，一辈子都在拉肚子。
经费拮据、物资匮乏，壁画临摹的工作也异常艰苦。当时，莫高窟里很多栈道塌毁，没有护栏，人进入洞窟要爬蜈蚣梯，十分危险。洞窟里没有电，光线灰暗，蜡烛燃烧会飘出一股青烟，不但熏人，还会对壁画造成影响。他们只能等太阳出来，用玻璃将阳光反射到洞窟内，作为光源进行临摹；或者改用灯芯草来点油灯。
当时画家们进入洞窟内要爬蜈蚣梯，十分危险。（图/中信出版·大方）
临摹工作繁复之极，设备又简陋，临摹一幅壁画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壁画临摹下来之后，他们开始研究、讨论壁画的出处、风格和技法，希望把壁画的“根子”找出来。所有画匠里，史苇湘对中国历史、西域少数民族历史、佛教历史等研究得最多，被其他人称为“敦煌活字典”。自然而然地，他参与讨论也最多。
“我爸我妈笔不离手，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工作。”史敦宇说，为了能尽快将壁画临摹下来、整理归类，父母常常放弃吃午饭；别人家的父母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擦得发亮，自己的父母却每时每刻都想着画画，没时间收拾内务，家里到处都是画纸、画笔、颜料。
在这样枯燥、艰苦的环境中，史苇湘和欧阳琳高度沉浸在艺术的幻梦之中，彼此做伴，不知疲倦地画了数十年。他们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在敦煌壁画中， 第一次感受到江南
作为“莫高窟一代”，童年的史敦宇并没有感受到生活有多苦。莫高窟距离县城25公里，四周环绕着戈壁滩、三危山、干涸的宕泉河河床，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在史敦宇的记忆中，她小时候跟其他孩子漫山遍野地疯玩，“可美了，玩得可高兴了”。有一次，小孩子们到父辈栽种的新树林玩。突然，一阵“黑风”（龙卷风）卷过来，天一下子就黑了。大人们喊他们趴下，有个小朋友吓得发抖，来不及趴下，放声大哭。等“黑风”过去，其他孩子的脸干干净净的，只有她满嘴都是沙子。
两三岁时，史敦宇就开始进洞窟看父母和常书鸿、段文杰等先辈大师画画，给他们当小助手，递水、递颜料。在这个过程中，大人们也会教给她很多临摹技巧。
父亲史苇湘特别佩服常书鸿的油画技法，工作之余，两人常常一起外出采风，画九层楼和洞窟外风景的油画。史敦宇就跟在后头当“跟屁虫”。为免作画时受影响，常书鸿用他的大头皮靴在河滩湿湿的沙地上抹出一块平地，给她捡来一根榆树枝做画笔，大人在前面画，小孩在后面画。画完一看，史敦宇画得有模有样，桥上的廊檐、桥下的方砖、入口的梯子，都像古建筑的样式。常书鸿跟史苇湘说：“敦宇画画有灵气，一定要教她画画。”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图/视觉中国）
史敦宇如今的绘画技法和敦煌艺术知识，主要来自父母和前辈大师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
小时候，父母开会时，因为担心女儿在家里出事，总会带上她。大人们讨论修复工作时，史敦宇就在旁边画素描。画完，一群长辈都来看她的画，指点几句，有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都跟她说。
母亲欧阳琳给画作上色时，会让史敦宇帮忙填色，速度就会比较快；父母在画画的过程中，常有争论，比如：这个花纹是哪个朝代的？这片裙子应该上什么色？……史敦宇在旁边听着，也等于是上课。“本来有好多东西不明白的，看得多，听得多，慢慢就学会了。”
通过敦煌壁画，从小一直生活在戈壁荒漠里的史敦宇，第一次对烟雨江南有了概念，知道了什么是丝绸，感受到了何谓“轻纱透体”。
布画，敦煌莫高窟220窟，初唐，药师经变中舞伎菩萨（向右），史敦宇，2020-70x50cm。（图/中信出版·大方）
后来，由于史苇湘受运动波及，所里的小朋友都不跟史敦宇玩了，史敦宇就跟小动物玩，“玩得可高兴了，没有一点心理阴影”。
父母的工作一直就是画画，特殊年代画不成画，他们也在尽量学习、写研究文章。欧阳琳经常嘱咐史敦宇，不要乱说话。她渐渐养成习惯，很多事情一只耳朵听进去，另一只耳朵跑出来，啥都不往外传，把所有时间用在画画、写生上。这一习惯，贯穿于史敦宇往后的数十年时光。
一场敦煌的梦， 做了一辈子
年轻时生活艰苦，很多活都需要史敦宇自己来干，她因此养成了干练的性格。打毛线、纳鞋底、做针线活，她都是一把好手，种地也是。
粮食紧张时期，常书鸿把所里每家每户门前的地分给大家，各自种植。第一年，别家的收成不好。但史敦宇种的向日葵，花盘又大，籽又多；西红柿圆圆的，又大又红；嫩苞米也吃着十分清香。每次史家煮一锅苞米，同一排楼的小朋友都闻着味来一起吃。父母一直给史敦宇灌输一个观念：无论什么年代，不管搞什么运动，人都是要吃饭的，都是要往前走的。
在农村插队那5年多时间里，接触不到敦煌壁画，史敦宇就给老乡家画棺材、高低柜、炕围子……1973年至1975年，她在甘肃酒泉师范学校读美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县文化馆画宣传画，后又改派到距离县城15公里的敦煌中学任教。
布画，敦煌莫高窟榆林25窟，舞乐图，欧阳琳、史敦宇，1995-154x110cm。（图/中信出版·大方）
在敦煌中学任教期间，史敦宇每个星期都得回家，以便照顾父母。一有闲暇，她就进洞窟画会儿速写。她最喜欢画的是飞天，其次是舞乐。1995年，她跟父母合著的第一本书《敦煌图案集》，就是关于舞乐的。
20世纪90年代初，史敦宇已经可以独立完成敦煌壁画的复原图。画得好的，父亲还会帮她题款。后来，史苇湘系统考察莫高窟492个石窟，准备主持创建一套完善的敦煌资料库。原本，他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妻子欧阳琳推了他一把：“你为啥不行？你先把线稿画出来，让你姑娘上颜色。”慢慢地，任务的一部分就转移到了史敦宇手上。
布画，敦煌藏经洞，水月观音，史苇湘作诗、欧阳琳描稿、史敦宇复原，110x160cm。（图/中信出版·大方）
复原敦煌壁画并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复原者有极丰富的知识储备、经验技巧。“敦煌画集中国画中的山水、工笔、写意、线描技法于一身，少一种，敦煌画都不能完美描摹复原完成……首先要有中国画的基本技能，练好图画的线，认识、学习调和颜色，从各种绘画材料中反复学习绘制壁画。要更深地理解壁画内容，要学习中国历史、佛教史，印度佛教佛陀生前身后的各种育人、做好人、做好事、说好话的故事，佛陀会保佑好人。”史敦宇说。
在父母及前辈大师的言传身教下，史敦宇这场关于敦煌的幻梦，从河滩边一根榆树枝开始，做了一辈子。她说，自己为此感到十分幸福。
看懂敦煌，热爱敦煌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外敦煌学学者中流传着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这一研究状况激发了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的民族情怀，促使他们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往前推进，其中就包括史敦宇的父母。
史敦宇回忆，1980年前后，父亲曾受邀参加在日本举办的一场“古代东方艺术讨论会”。他带上妻子临摹的画作《微妙比丘尼受难因缘》，并做了演讲分享，通过这幅壁画描述的故事探讨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对史苇湘的画和讲话格外好奇、欣赏，会后，媒体特意做了宣传报道，肯定他的发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布画，敦煌莫高窟296窟，北周，《微妙比丘尼变》，欧阳琳，206x90cm。（图/中信出版·大方）
如今，史苇湘、欧阳琳的骨灰安放在莫高窟的三危山公墓。他们一辈子工作、生活在敦煌，最终“魂归敦煌”。与此同时，他们毕生致力于将敦煌学传播到世界各处。
史敦宇的名字，是常书鸿取的。她继承了父母及众多先辈的遗志，以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孜孜不倦地考证和复原敦煌壁画，迄今已逾五十年。
史敦宇从没正式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年轻时照顾父母、在教学一线奋斗，她也没有得到出国学习的机会，如今只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几十平米的工作室内，熏香萦绕，一幅幅画作悬挂在墙壁上、摊开在桌子上，正如刘禹锡所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都督夫人礼佛图》。（图/中信出版·大方）
采访中，她自嘲“文化水平差，几乎就是画了画的文盲”，但她教了一辈子的美术，培养了无数学生。在敦煌中学教书时，为了破格录取几个学美术的好苗子，她跟校长立下军令状，保证他们考上大学。事实证明，她做到了。
为了更好地传播、普及敦煌学科教育，她想尽办法申请经费，出版敦煌画册，用作教材。
20世纪90年代，她就曾多方筹款、自掏腰包，花了4万元出画册。而当时她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几十年来，她陆陆续续编写了十多本敦煌复原教材。
如今，史敦宇生活在上海。每天早上五六点，她带着提前做好的午饭，来到工作室开始画画，一直画到下午2点；午饭后睡半小时午觉，之后继续作画，直到深夜。有时，凌晨两三点醒了，她会看书，写点回忆往事的文字。采访安排在下午2点，她当天凌晨3点半就醒来，在采访提纲上写满几页的回复。
史敦宇在创作中。（图/中信出版·大方）
数字化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的今天，敦煌壁画的采集、生成、三维重建可以完全依赖科技完成。但史敦宇依然坚持手绘复原，她觉得，数字化的作用是科技保存，而手绘赋予画面灵魂，具备工匠的精神。她希望手绘复原的画面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并了解画面里的内容，由此达到育人、育心的目的。
这是一个两代人共同守护敦煌艺术的深情故事。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了敦煌的黄沙与莫高窟内的色彩与光影。如今，史敦宇还有未竟之事：“我就想将二老上世纪50年代绘制的线稿，以及他们复制、临摹的手稿，复原成册，让广大民众能看懂敦煌，热爱敦煌。”
参考资料
[1]我的家，在敦煌.史敦宇 [2]敦煌初见时.史敦宇 [3]我爱你，正如深爱莫高窟.敦煌研究院 [4]“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局面彻底改观.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 谭山山 题图 视觉中国 校对 遇见 运营 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