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之后，大寨的境况如何呢？
其实当时，大寨依旧是炙手可热的。
“文革”刚结束，中央连续几次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是“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那时候，一首流行的歌曲，依旧大江南北都会唱：江南塞北，哪里最美，大寨的山呀大寨的水……
而很快，大寨脆弱的谎言就因一位博士而彻底揭开。
01
大寨原本就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小山村，1952年，新上任的村支书陈永贵根本不会想到，将来他会成为整个国家的模范，而大寨会成为学习的典型。
1963年8月，大寨和全国各地一样都经历了三年的自然灾害。
一场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并不肥沃的土地被冲刷得更加贫瘠，眼看着本来就不健壮的庄稼已经奄奄一息。
陈永贵带着大寨人用肩膀挑着，用背驮着，一点点劈山育土，让虎头山重新获得了生机。
196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陈永贵被全国人民熟悉，而大寨的名字也响彻全国。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亲切接见了陈永贵，紧紧握住他满是老茧的双手。
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就成了一面旗帜，它是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代表。
这十年来，大寨接待过134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五千名外宾，国内去大寨参观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根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960万人次。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召开了全国农业科学大会。
新上任的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是杨显东，曾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回到北平，想要以留美博士的身份报效国家，为祖国农业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杨显东既然来到了山西，和其他代表们都很想去大寨看一看，所有人的意见出奇一致，兴致勃勃。
于是杨显东就带着800多名代表，前往大寨参观，没想到，这些农业专家，在看到大寨的时候大失所望。
印象中应该是郁郁葱葱的虎头山，这个时候确实光秃秃的。
大寨为了搞出人造的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木，小麦都种在了山顶上。
现在夏天收割的季节应该已经过去了，麦苗却只有六七寸高，麦穗都抽不出来。
即便是抽出来的麦穗，看起来也小得可怜，每穗仅仅只有几粒瘪着的籽儿。
代表们相当疑惑，这样的麦苗，怎么可能会高产呢？
玉米乍一看长势不错，但是病虫害太过严重，总之和大家伙儿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这些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深耕于各个领域，有棉花专家、小麦专家、水稻专家、玉米专家，也有畜牧专家和土壤专家。
面对大寨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结论只有一个，大寨在沿着一条“无科学”的道路在发展着。
没有树林，也没有畜牧业，这样搞种植，谈不上综合经营，这样的大寨如何成为全国农业的标杆呢？
02
杨显东从太原回到了北京之后，组织了一场60多人的座谈会，深入讨论大寨的问题。
最后，杨显东总结说：“必须要揭开大寨的盖子！”
在座的老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非常赞同。
会议后，杨显东又经过了一番调查，对过去宣传大寨的材料进行了一番分析。
他也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还必然要触及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但对这个“谎言”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如果揭开了，会有怎样的反响？会不会再次引来横祸？
但不去揭开，杨显东这样一位共产党员，怎么为人民服务，怎么对人民负责，怎么对毛主席负责，怎么对中国农业发展前途负责呢？
1979年春，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上，杨显东亲自带头，第一个揭开了大寨的盖子。
他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了歧途，把农民推入了穷困的峡谷。”
杨显东的这段发言，作为小组简报发给了全体政协委员之后，成为了这场会议最为重大的议题之一。
杨显东提到的“大寨谎言”有很多。
比如，大寨的耕地面积、产量、大旱之年大丰收、自力更生，都是假的。大寨还未出名的时候，大寨人是自力更生的，但现在作为一面旗帜，作为农业生产的典型，国家从人力、财力、物力上都对大寨进行了无偿的支持，已经完全不是自力更生了
再比如，大寨没有执行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而是仅仅追求“以粮为纲”，将其他的多种经营形式都砍掉了。大寨为盲目造田，砍毁了林木，打造所谓的小平原，破坏了生态平衡，可是小麦种在虎头山山顶怎么可能高产呢？
最后，社员家中养鸡养猪等都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在大寨人还勉强生活的时候，实行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员都在磨洋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而就是这样的“大寨模式”，陈永贵却在多地强制性复制“大寨县”，几个生产队合并一个生产队，甚至强迫农民拆私房，大搬家，有的甚至搬家好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