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具艺术天赋的帝王，宋徽宗赵佶必然名列前茅。
不过，在许多人眼中，这个创造出“瘦金体”的帝王，坚定地支持工笔精细的宫廷审美，而对文人画缺乏鉴赏力。
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受到了一种长期流传的误解影响——即宫廷画与文人画截然对立，而宋徽宗作为皇帝，理所当然地站在宫廷画一边。
《瑞鹤图》，宋徽宗赵佶少数留存的亲笔画之一。
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还与苏轼对宫廷画家的批评有关，毕竟宋徽宗对作为政治家的苏轼极为反感。
其实，这只是说明了即使是在宋徽宗寄托心性的精神世界里，也有着波诡云谲的政治考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他的审美。
宋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赵佶听信宰相蔡京主张，将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苏轼等旧党309人列为奸党。
这就要说到宋徽宗的绘画收藏目录《宣和画谱》，它试图通过品评提升或贬低某些画家，《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为我们揭晓了其中奥秘。
画不是画，它包含着隐秘的政治与历史信息。
一、苏轼从未被提及，米芾很少被提到
书中的这篇文章出自著名的美国艺术史家伊佩霞，她40多年醉心研究中国史，为国内许多书友所熟知。
她指出，或许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宣和画谱》中苏轼从未被提及，但却借鉴或直接引述过苏轼的观点。
《宣和画谱》，元大德六年（壬寅 1302）吴文贵杭州刊本
很多时候，徽宗及《宣和画谱》的编者似乎将苏轼的观点视为“常识”，而非独到的见解。无论徽宗如何厌恶苏轼、反对其政治立场，他都没有通过《宣和画谱》贬低苏轼对画家的相关评论。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米芾并不是政治敏感人物，并且曾在徽宗宫廷任职，然而，徽宗的《宣和画谱》很少引用米芾的论述。
《宣和画谱》很少采信米芾的偏见，比如他对许道宁和崔白的批评。或许，正是由于米芾对以上画家的不满，导致徽宗免去了他仅仅担任数月的书画学博士之职。
《春山瑞松图》，米芾创作的一幅纸本设色画。
其实，《宣和画谱》推重的是绘画的神异、诗意、文人气、古意等品质，对过分追求形似的绘画以及宫廷画家则有所贬抑。
二、主张精神气韵，贬低形似的绘画
几个世纪以来，有传闻反复提到，徽宗顽固地要求其画工把宫殿和寺院壁画上的每一处细节都画得恰到好处。
几件被置于徽宗名下的最著名的画作同样也都是令人兴奋的写实风格，因此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位传统宫廷绘画风格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坚持绘画应具有“真实再现”功能的画家。
宋徽宗所作《桃鸠图》
然而，《宣和画谱》却表明，徽宗在评价绘画时，并未将形似视为最重要的标准，而是关注绘画的其他艺术品质。它经常强调过于关注形似的危险，认为形似有碍于精神、气韵的表达。
《宣和画谱》中另一种常见但颇令人意外的内容是针对宫廷画家的微词，体现为大多数服务于前朝的宫廷画家没有被收录在《宣和画谱》中。
三、宋徽宗的审美，不是你想的那样
伊佩霞提醒我们，我们不仅得丢掉“苏轼专门批评宫廷画家”这样的观点，或许也应该放弃“徽宗坚定地支持精致风格的宫廷审美”这种偏见。
中国新闻社曾专访伊佩霞，她认为宋徽宗懂得鉴赏与文人有关的艺术，如诗歌和书法，并能亲自实践这些艺术。
南宋以来流行的大量逸闻轶事将徽宗刻画为坚持极致的自然主义风格绘画的形象。这些轶事将他塑造为在绘画中苏轼所反对的一切形式的捍卫者。
然而伊佩霞指出，这些轶事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才被代代相传的。如果你仔细阅读过《宣和画谱》就会发现，徽宗并不认为宫廷和文人之间存在着本质对立。能够担任徽宗官员的文人本身就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
《宣和画谱》推重文人画的一个迹象是将墨竹列为单独一个门类，图为文同《墨竹图》，苏轼曾将文同视为圣人一般。
并且，苏轼用“画工”指称那些他所贬低的画家，而不是“画师”或其他用来指称宫廷画家的词。因此，他想表达的可能更接近于“二流画家”。毕竟，苏轼对某些宫廷画家不乏溢美之词。
一些文人会宣称诗人的画优于职业画家，但宫廷则并不偏爱，不会舍此取彼。思考这一问题的另一方式是，徽宗所追寻的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而不是由文人定义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中国文化的某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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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
《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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