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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45
一蓑烟雨任平生
——致敬苏轼的十个关键词
李 舫
（接上文）
五、戏墨
2018年11月26日晚，苏轼水墨画《木石图》在香港佳士得专场拍卖中，以4.636亿港币拍出，约合人民币4.112亿元。
该画作画面内容很简单，是一株枯木状如鹿角，一具怪石形如蜗牛，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用笔看似疏野草草，不求形似，其实行笔的轻重缓急，盘根错节，都流露出苏轼画作很深的写意功底。
苏轼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致力于绘画。苏画是典型的文人画，重写意，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一个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轼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
关于绘画要突出其中意理，苏轼在很多文章中都有论述。
《净因院画记》：“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
《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传神记》：“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
法国作家克劳德·罗伊于1994年写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里面介绍了1092年苏东坡和他的一个学生米芾（永州太守）比赛的故事。克劳德·罗伊这样写道：“人们准备了两张桌子、三百张最好的纸、美酒和小吃。两名仆人负责磨墨。他们只需要安心比赛。苏东坡和米芾选择了永远不会厌倦的主题：竹子。苏东坡喝了一点酒。等到天色变暗。夜晚来临的时候，三百张纸全部画完。”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苏轼的诗，也是他的信念和追求。
在宋代，欧阳修、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东坡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他放弃形似，强调精神的表达，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艺术风格上，“萧散简远”“简古淡泊”，被苏东坡视为一生追求的美学理想。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从古文运动的质朴深邃、宋代山水的宁静幽远，以及宋瓷的洁净高华中，体会那个朝代的丰赡与光泽。
这是一场观念革命，影响了此后中国艺术千年。
徐复观说：“以苏东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画作画，他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去，岂有不发生重大影响之理？”
文人画固然一脉相承，但在每一个世纪里都有不同的表现。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李公麟以春蚕吐丝般的细线所表达出的古意；米芾以平淡含蓄的烟云世界与世俗对抗；米芾的公子米友仁是一个可以画空气的画家，在他的笔下，空气有了密度和质感，与宋纸的纹路摩擦浸润，产生了一种迷幻的效果。而在之前若干个世纪的绘画中，空气是完全透明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画家的视线，更多地被事物本身的形状所控制。
尽管“文人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定义，苏东坡的论述也是零散、随意的，但它作为一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沁入千年的画卷中，提醒画家不断追问艺术的最终本质。后世的艺术评论家把它概括为“永远的前卫精神”，“认为这个前卫传统之存在，无可怀疑的是中国绘画之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根源”。
驸马都尉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创作一幅传世之作《西园雅集图》，讲述当时文人的雅集。这幅画的画面上，有主人王诜，有客人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襄、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以及圆通和尚、陈碧虚道士。主友十六人，加上侍姬、书僮，共二十二人。
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创造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十六位社会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际会，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僮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
米芾为此图作记，即《西园雅集图记》：“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有评论家曾将苏东坡的艺术称赞为具有印象派色彩的艺术观念。这样算来，苏东坡在绘画上的创新特质和革命精神，比西方领先了整整八个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艺术才开始逐渐在塞尚、
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那里，脱离科学的视觉领域，转向内心的真实性。他们不再对科学的透视法亦步亦趋，而是重视自己内心的感觉，从而为西方开启了主观艺术的大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等艺术派别应运而生。
苏东坡所领导的这场艺术革命，与宋代文化的内向型发展有关。唐的气质是向外的、张扬的，而宋的气质则是向内的、收敛的——与此相对应，宋代的版图也是收缩的、内敛的，不再有唐代的辐射性、包容性。
唐朝的版图可以称作“天下”，但宋朝的版图只能说是“中原”，北宋亡后，连中原也丢了，变成江南小朝廷，成为与辽、西夏、金并立的列国之一。
2018年是长安建都1400年。1400年前也就是公元618年的大唐王朝，那一天是那一年的端午节，唐高祖李渊将唐都建立于隋代大兴城基础上兴建而成的长安。
千余年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天，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见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两位风云人物抵膝畅谈。池田大作问道：“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毫不犹豫地回答：“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池田大作哈哈大笑：“那么，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这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国精神的文化符号。开放的胸怀、开明的风尚、包容的气度，纵使今天的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都无法与之比肩。
没有有唐一代的恢宏，就没有有宋一代的深沉。如果说唐朝推动中国向广度延展，宋朝则推动中国向深度夯实。
六、佛老
宋代的佛教思想很盛行，苏轼的母亲程氏就信佛，苏轼本人对佛家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当时的士人、诗人多有僧人朋友，所谓“宰官多结空门友”（杨亿语），苏轼的朋友中比如佛印、惠崇、参寥子等都是出家人，他们在苏轼的人格构建上也起了一定影响。
在黄州半监禁的时候，苏轼开始深入地钻研佛学，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以后的作品也就比较多地染上了佛家思想的色彩。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自白：到黄州后“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当然他这并不是真的“痛改前非”“归诚佛僧”，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他焚香安国寺，主要是将“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
道，有两重含义，一为道家思想，一为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说，道教是宗教，追求长生、成仙；道家是哲学思想。苏轼八岁入小学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自幼喜读《老子》《庄子》，曾云：“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文集中引用《庄子》的地方达到千余处。苏轼从道家这种讲全生避害的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但并不消极逃避，同佛家思想一样，只是为我所用，而不拘牵。
在贬谪黄州期间，佛老思想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应对贬谪的哲学武器，大凡士大夫遭贬，都用以排遣。佛老思想以清净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毁誉、得失看作毫无差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更通达了，在一种旷达的态度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这一年，他六十四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据说，最后陪伴苏轼的，除了他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位他的好朋友维琳方丈。大和尚建议他在不多的日子里，多念念佛经。苏东坡笑了，这些年，他见过了太多的大德高僧，但是，他们最后都不免一死的结局。鸠摩罗什也不免一死，对吗？四世纪，鸠摩罗什从印度来到中国，将三百本佛经译为中文，然而，他也不免于死。
——想想来世吧（“端明宜勿忘西方”）！维琳方丈建议苏东坡说。
——西天也许存在，不过到了那里又能怎么样呢？苏东坡说。
——这个时候，你不妨试试看。维琳方丈建议。
——试，就不对了。
这是苏轼留给维琳方丈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西方的极乐世界跟自己的现状不是脱节的。两周前，他写信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我们重读苏东坡的这句词，是否心中有别样的感伤、忧思？
苏东坡的这首词写于1082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春季。三年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三月七日，苏轼与友人出游，在沙湖道上，风雨忽至。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离开了，同行的友人都进退困难深感狼狈，只有苏轼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过了一会儿天晴了，于是写下一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此时，他仿佛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尾声，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样一份萧瑟之中的云淡风轻、风雨之中的光明朗照，不为世事所累的大从容、大自由，只有那些纵使整个世界放逐却永远不自我放逐的人，才能够领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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