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廷纷争：攻蜀还是攻韩的战略抉择
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发生冲突，彼此攻伐，而后都向秦国发出救援请求。秦惠王有心征讨蜀国，可蜀地道路狭窄且地势险峻，大军行进困难重重，同时又担忧韩国趁秦国用兵蜀地之时，在后方发起侵扰。如此诸多顾虑之下，秦惠王陷入了犹豫不决的状态，迟迟难以定下决策。
此时，司马错向秦惠王建言，主张攻打蜀国。然而，张仪却提出不同看法：“依臣之见，不如进攻韩国。”秦惠王遂说道：“且说说你的想法。”
张仪侃侃而谈：“大王可先与魏国、楚国交好结盟，而后挥师挺进三川地区，直取新城与宜阳。待大军兵临东西二周的国都近郊，便可掌控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以及九州的版图。届时，挟持周天子以号令天下诸侯，天下必然无人敢不顺从，此乃成就王霸之业的绝佳契机。臣听闻，欲争功名者应前往朝廷，欲获利益者当奔赴市场。如今这三川地区与周王室，恰似天下的朝廷与市集，大王若不于此谋取大业，却将精力耗费在与戎狄等偏远小国争夺势力，这与称霸天下的王霸之业实在相去甚远。”
《资治通鉴》原文：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却摇头反驳：“此言差矣。臣以为，若想使国家富强，首要之举是开拓领土；欲让军力强盛，必先让百姓生活富足；而要成就霸业，则必须广施德义。这三个条件一一达成，方能称霸诸侯。如今大王治下疆土尚不辽阔，百姓也并不富裕，故而臣建议先从易处着手。蜀地，不过是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小国家，乃是戎狄部落的首领之国，其国内政治昏庸混乱，如同夏桀、商纣在位之时。秦国若出兵征伐蜀国，恰似驱使豺狼去追赶羊群那般轻松。占领蜀地，可拓展秦国的疆土；获取蜀地的财富，能让百姓的生活更为富足。而且只需动用少量兵力，不损一兵一卒，便能令其归降臣服。秦国攻占这样一个国家，天下人不会觉得秦国残暴；获取天下之利，世人也不会认为秦国贪婪。如此一来，秦国既能赢得威名，又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利益。
反观进攻韩国、挟持周天子之举，不仅会让秦国背负骂名，未必能给秦国带来实际好处，还会落下一个不仁不义的恶名。进攻天下人都不愿涉足的地方，实在是危机四伏。且听臣细细分析其中缘由：周王室，乃是天下诸侯尊崇的宗室所在；齐国与韩国向来交好。一旦周王室察觉到即将失去象征权力的九鼎重器，韩国意识到将要丧失三川之地，两国必定会全力以赴联合起来。他们会通过齐、赵两国的关系，向楚国与魏国寻求援助。周王室或许会将九鼎赐予楚国，韩国也可能把三川之地割让给魏国，而这些局面大王您恐怕难以阻止。这便是臣所说的进攻韩国的危险所在。所以，依臣之见，进攻蜀国才是更为稳妥的策略。”
《资治通鉴》原文：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
秦惠王深思熟虑后，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计策，发兵攻打蜀国。秦军进展顺利，仅用十个月时间，便完全占据了蜀地。秦国将蜀王的爵位降为侯，并派遣陈庄出任蜀相。经此一役，蜀国被秦国兼并，秦国的国力愈发强盛富裕，在对待各诸侯国时，也愈发增添了几分轻视之意。
秦惠王，为何采纳了司马错的计策，而否定的张仪呢？不难看出，司马错采用正反两方面进行拨正，首先强调出强秦的可行之策，广地、富民、务德；其次反驳张仪的攻韩，挟天子令诸侯的不可行性，背负骂名、树敌众多。两项对比，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然而张仪之策，并非不可行，反观历史，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成就霸业，乃是绝佳案例。若秦惠王采用张仪之策，历史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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