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是中共党史很难回避的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在对高岗问题最终定性和进行组织处理时起了关键作用。
在1955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岗问题作了多次政治定性的讲话。
在3月21日会议开幕时，毛泽东讲：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
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
在3月31日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作了补充解释和阐发深化。
这次会上正式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开除出党。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处理高岗问题上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自此以后，关于高岗问题，政治结论深刻影响并制约着学术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西北党史复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高岗在西北党史、中共党史上的贡献被刻意回避，而其在品质、政治、生活等方面的负面形象则成为现在众多亲历回忆、史学论文、纪实文学等介绍、研究和描述的主流趋向。
高岗，陕西人，身材魁梧，满面麻子，人称高大麻子；饶漱石，江西人，中等单细的个头，清目秀眉，一望而知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知识分子。
高岗行武出身，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做事很少顾忌，敢于冒险犯难，做什么事都是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饶漱石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为人处事讲究谨小慎微，三思而后行，生怕自己的真实想法被别人窥察。
高岗私生活糜烂，讲究美食，爱好女色，跳舞、狩猎、打麻将，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不断；饶漱石讲究洁身自好，除了工作、看书和思考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好，穿着朴素之至，甚至有同志称他为苦行僧。
高岗生活上的不检点，或者说是好色，有悠久历史了。还在延安时期，他就有这方面的毛病。他是中央西北局书记，和一个市的妇联主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1939年，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在延河边合影。前排左二为刘景范；二排左一为高岗，左六为习仲勋；后排左三为张秀山，左五为刘澜涛
在延安时，由于就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高岗私生活尽管放肆，但仍不能不有所收敛。到了东北，尤其是东北解放之后，高岗成了“东北王”，身边缺乏监督，他就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
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这个白俄女人实际是个暗娼，哪里肯白白奉献，第二天就打电话向高岗讨债。高岗当即一个电话打给东北局交际处，让他们给了这个白俄女人一笔可观的“交际费”，事情就这么摆平了。
高岗还喜欢在家中举办宴会和舞会，宴会是政治性的，舞会则纯粹是寻欢作乐。
他调北京后，一次郑重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可是在舞场上，当周恩来看到昏暗的灯光下，高岗一边和女性开着不堪入耳的调情玩笑，一边同女性肆无忌惮地互相抚摸，举止粗俗，不堪入目，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起身愤然退场，不辞而别不说，还气呼呼地对秘书说：“他的舞会，以后我再不参加！”
油画《开国大典》复制品，前排右一为高岗
“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
高岗与饶漱石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高岗在陕北与刘志丹打游击，饶漱石在上海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高岗在大西北主管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政府工作，饶漱石则在华中新四军掌握大权。
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高岗一直在东北领导解放区的后勤和根据地建设以及支援抗美援朝斗争，饶漱石则始终在华东战区奔忙。
他们好像既没有历史渊源，也没有个人交往。
更为奇怪的是，高饶结成同盟的主要目标是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是饶漱石在党内备受赏识的恩人，是他一手将饶漱石提拔起来，并长期委以重任的。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疑团。要解开这些疑团，必须从1952年秋“五马进京”说起。
“五马进京”是1952年中国政坛的一件大事，他的倡议者就是后来遭到头马缠斗的刘少奇。
1952年秋，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五大书记进京被委以重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在五大书记之中，高岗最受器重。进京之前，他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经济职权集中在计委，因此国家计委直接受国家主席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
仅看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就可以掂出它的分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这些威名赫赫的大员都只是其中的一名委员。
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也迅速窜至毛、刘、周、朱之后，是第五号人物。由于高岗进京的显赫地位和权力，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高岗权倾一时，飞扬跋扈，除了毛泽东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后来的中央常委)，高岗仅只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高大麻子就敢吩咐手下通知刘、周到他那里开会。
高饶进入“蜜月”阶段
在高岗不一样，饶漱石跟毛泽东没有密切的交往，他常常感到势单力薄，没有靠山。党内只有刘少奇欣赏他，在许多场合称誉他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
调进北京后，饶漱石身为组织部长，被人们戏称为“吏部尚书”。刘少奇分管中组部，对他很倚重。
但饶漱石经过分析，认为政治大势对高岗有利，刘少奇失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现在不仅应该跟刘少奇保持距离，还要拉开与刘少奇的态度。由于他曾是刘少奇赏识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反刘的态度应该更加强硬。
于是，一些令刘少奇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了。
后来，刘少奇说：“别人把枪架在我的脖子上，自己还不知道。”
1952年底，饶漱石陪同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了一些工厂。回国上任后，他将整理成文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送给刘少奇审查。
刘少奇让他拿给副部长安子文去看，让安决定分发名单。
饶漱石大为不满，认为安子文是刘的人，必须拔去这颗眼中钉。
饶漱石吩咐中组部印刷厂铅印了几十本《苏联工厂考察报告》，扣在手里不让安子文分发，借口是未经中央审查。
刘少奇派人要，他置之不理。刘少奇亲自找他索取，他才勉强给了两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