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末代摄政王：28岁退休，晚年用90万斤小米卖了王府

爱新觉罗·载沣是晚清的最后一位摄政王，他的名字注定与大清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1883年，他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25岁临危受命，辅佐幼子溥仪登基，成为监国摄政王。然而，短短三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将清王朝彻底推向覆灭，他也于28岁黯然“退休”。

晚年，他以90万斤小米卖掉醇亲王府，告别了曾经的荣华。

这一生，他从少年得志到大权旁落，再到顺应时代变迁，既是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是历史的无情注脚。

今天，我们走进载沣的故事，看他如何在乱世中挣扎，又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新生。

一、 少年得志：从醇亲王到外交明星

1883年正月初五，载沣降生于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第七子，母亲刘佳氏出身汉人家庭。

作为光绪帝的异母弟、溥仪的生父，载沣的出身注定不凡。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不仅精通满汉文字，还对经史子集颇有涉猎。

相比其他皇族子弟的纨绔习气，他显得沉稳内敛，这份气质让他在家族中脱颖而出。

1890年，8岁的载沣承袭醇亲王爵位，成为清廷近支宗室的重要人物。

那一年，他的兄长光绪帝已在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朝局暗流涌动。载沣虽年幼，却已隐约感受到家族与国家的重担。

1901年，18岁的他迎来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

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要求清廷派亲王赴德谢罪，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慈禧选中载沣，他以“头等专使大臣”的身份出使德国。

在柏林，德皇威廉二世提出让载沣行跪拜礼的要求，这对清廷来说是奇耻大辱。

载沣却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智慧，他据理力争，坚称“大清亲王不跪洋人”，最终以鞠躬礼替代跪拜，保住了国家颜面。

德皇虽不悦，却也对这个年轻亲王刮目相看。

归国后，载沣声名鹊起，慈禧对他青睐有加。这次外交经历不仅是他个人能力的证明，也让笔者感慨：

一个18岁的年轻人，能在强敌面前不卑不亢，足见其骨子里那份民族气节。

此后载沣仕途顺遂，到了1906年，他掌管健锐营，负责京城防务；1907年，24岁的他进入军机处，成为清朝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相继病逝，载沣被推上历史舞台。

慈禧临终遗命，3岁的溥仪即位，他以25岁的年纪受封监国摄政王，肩负起辅佐幼帝、挽救王朝的重任。

二、摄政艰难：内忧外患下的改革挣扎

载沣正式成为监国摄政王后，他或许满怀壮志，想为摇摇欲坠的大清注入新生。然而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内部，官僚腐败横行，卖官鬻爵成风，民怨沸腾；外部，列强步步紧逼，割地赔款让国家主权名存实亡。

25岁的载沣，面对这样的烂摊子，真可谓临危受命，又有些力不从心。

他首先将矛头对准袁世凯。

这个手握北洋六镇、权倾朝野的汉臣，因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帝，与载沣有不共戴天之仇。

1909年1月，载沣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试图削弱其势力。

然而，这步棋却走得过于草率。

袁世凯多年经营，北洋系根基深厚，他虽表面下野，暗中却伺机而动。载沣此举非但未除隐患，反而埋下祸根。

笔者认为，他低估了袁世凯的韧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掌控力，这正是他政治经验不足的体现。

为挽救局势，载沣推行预备立宪，试图以宪政改革安抚民心、巩固统治。

1909年，他宣布立宪计划，1911年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赋予资政院部分立法权。然而，这场改革注定是镜花水月。

朝中保守派视立宪为对祖制的背叛，极力反对；满族亲贵忙于争权夺利，无心支持；汉族官僚则观望风向，不愿出力。

载沣虽有心变革，却缺乏魄力与手腕，改革最终流于形式。

大家或许想问：若他能更果断一些，是否能为清廷争取一线生机？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那时的清朝，已病入膏肓，非一人之力可回天。

军事上，他试图收拢军权，编练禁卫军，任命弟弟载涛、载洵掌管陆海军务。然而，这些满族亲贵多是纨绔子弟，缺乏实战经验，军队战斗力形同虚设。北洋新军仍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载沣鞭长莫及。

经济上，他尝试整顿财政、发展实业，却受限于列强控制的海关与封建势力的掣肘，收效甚微。

内外夹击之下，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改革之路步履维艰。

载沣的摄政生涯，恰似一场困兽之斗。他有心救国，却无术治国，这让人感到一丝悲哀。

一个年轻人在最坏的时代接手最重的担子，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三、辛亥巨变：从摄政王到“退休”平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拉开序幕。这一天，载沣的命运彻底转向。

起义军迅速占领武昌，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烈火迅速蔓延至全国。载沣惊慌失措，下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又命海军统制萨镇冰驰援。

然而，他寄予厚望的北洋军却不听指挥——士兵们只认袁世凯，不认朝廷。这一刻，他才明白，当年开缺袁世凯的决定，是多么短视。

革命浪潮势不可挡，湖南、陕西、江西等地相继独立，清廷大厦将倾。朝野内外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能收拾残局。

载沣迫于压力，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27日又授其钦差大臣全权。

袁世凯趁机提出六项条件，包括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载沣无奈应允。

11月1日，他发布“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后，袁世凯新内阁成立，满人仅剩三人，载沣的权力被彻底架空。

12月6日，28岁的载沣向隆裕太后请辞监国摄政王，仅以醇亲王身份退回藩邸。他回到家中，对家人说：

“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这句话透着无奈，也带着解脱。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载沣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笔者认为，他的“退休”并非单纯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无力妥协。他曾想力挽狂澜，却终被历史洪流吞没，这份结局，既是悲剧，也是宿命。

四、乱世求存：从王府生活到民族抉择

清朝覆灭后，载沣隐居醇亲王府，低调度日。他剪掉辫子，换上西式服装，试图融入民国社会。

然而，命运并未放过他。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载沣忧心如焚，多次求见冯玉祥，恳请保留溥仪的尊严，却无济于事。

溥仪搬回王府，载沣对他严加看管，生怕再生变故。然而，溥仪不甘“寂寞”，受日本人蛊惑，悄悄搬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

1932年，他前往东北，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载沣闻讯怒不可遏，大骂溥仪“数典忘祖”，痛斥其背叛民族。他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降，甚至短暂赴东北探望后迅速返回北京，彻底与溥仪断绝联系。

在笔者看来，载沣此举展现了他晚年的底线——宁可贫困潦倒，也不愿屈膝于外敌。这种气节，在乱世中尤为可贵。

此时的载沣，生活渐显拮据。

王府开销巨大，收入却日益减少。他不愿依附任何人，更不愿出卖尊严。

面对困境，他选择坚守内心，过着清贫却自尊的生活。

五、顺应新生：卖府抉择与晚年宁静

1949年，新中国成立，载沣迎来人生的最后转折。

他敏锐察觉到时代的变化，积极调整心态。他废除王府旧俗，取消繁琐礼节，家人间以“同志”相称，展现了对新社会的认同。

然而，王府的维护成本让他不堪重负。

1950年，他做出惊人决定——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将醇亲王府卖给重工业部附设的高级工业学校。

这一举动，既是经济考量，也是政治表态。

他将所得款项部分用于家用，部分捐献教育事业，体现了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当时，有人赞他顺应潮流，有人叹他割舍“祖宗基业”。

但笔者却认为，这不仅是生存之道，更是他对过往的告别——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自己不再是清朝的摄政王，而是新中国的普通一员。

卖府后，载沣搬进普通住所，生活简朴却内心安宁。他沉浸于读书写字，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1951年2月3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他的一生，从王府贵胄到平民百姓，既是个人沉浮，也是时代缩影。他虽未能改变历史，却在最后岁月里活出了尊严与从容。

六、 写在最后

载沣的一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

他少年得志，18岁外交扬名，25岁摄政掌权，却在28岁退出舞台，晚年以90万斤小米卖掉王府。

他的摄政生涯虽短暂，却充满努力与挣扎。他试图改革，却因经验不足与局势复杂而失败；他想保住清朝，却被袁世凯与革命洪流击败。

他的失败，既是个人的遗憾，也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他的价值不仅在于成败。在德国拒跪，他捍卫了民族尊严；在溥仪投日，他坚守了民族大义；在新时代来临，他顺应潮流，捐府兴学。

这些选择让笔者看到，一个被历史“抛弃”的人，仍能在绝境中找到立足之地。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无情，但人性可贵。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坚持原则与信念，总能留下值得铭记的痕迹。

关于载沣的故事，大家怎么看？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又有哪些品质让你感动？欢迎留言聊聊你的想法。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载沣传》，成书于1927年
2. 载沣，《醇亲王载沣回忆录》，出版于1951年
3. 陈恭禄，《辛亥革命史料选编》，出版于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