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救了我妈妈的命，却从未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站在我面前，眼里闪烁着我无法理解的光芒。
"四年了，我一直在找你。"
我怔住了，手中的茶杯滑落，碎片溅起的声音惊醒了我尘封的记忆。
那个雨夜，那个药店，那个穿着褪色蓝衣的女孩，命运为何要在这时将我们重新编织在一起？
01
我叫李志明，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普通年轻人。
对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来说，北京既是希望之城，也是我们承载梦想的地方，即使这梦想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短暂而易逝。
我至今还记得踏上北京站站台那一刻的忐忑，手中紧握着父亲凑了几个月才攒够的二十块钱，装在一个缝了三层的布袋里，贴身藏好。
母亲给我缝制的那件灰色的确良衬衫，在长途跋涉后已经皱皱巴巴，却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体面"衣服。
八七年的北京，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覆盖着一层永远擦不净的尘埃。
那时我二十四岁，骨瘦如柴，揣着从家乡带来的朴素梦想，那梦想简单到几乎有些可笑——能在北京站稳脚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把父母接来城里住，让他们不用再在田间弯腰驼背地劳作。
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床板上，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送我上车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和母亲偷偷抹泪的样子，那是我生命中最深的牵挂，也是我拼命向前的动力。
北京是我从未想象过的世界，高大的建筑物和宽阔的道路让我这个乡下人时常感到渺小和不安，仿佛随时会被这座城市的浪潮吞没，无影无踪。
刚到北京的头几天，我甚至不敢一个人去太远的地方，生怕迷路回不来，于是只能在附近几条街道徘徊，像一只离群的鸟儿，找不到归巢的路。
许多夜晚，我站在宿舍的窗前，看着远处霓虹闪烁的天际线，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孤独和向往，这座城市有太多未知的可能，而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国营电子厂的工作是通过我的远房叔叔李大海托关系才找到的，他是北京一家纺织厂的老工人，为了这个工作机会，他欠下了不少人情，我知道自己必须加倍努力，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每月工资四十八元，在当时算不上多，但对我这个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毕竟在家乡，父亲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百元。
我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住着，六个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床是上下铺的铁架子，床板下陷，被褥也是公家发的，粗糙发硬。
宿舍里有两个北京本地的同事，他们说话带着浓重的京腔，常常聊些我听不太懂的北京往事；还有一个东北来的小伙子，性格豪爽，总爱在下班后拉着我们喝啤酒；另外两个和我一样，是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我们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和共鸣。
宿舍的墙皮发黄脱落，冬天的时候，北风透过窗户的缝隙灌进来，冻得我们直打哆嗦。
我们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渴望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却充满希望，电视里开始播放香港的武侠剧，大街上能看到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墙上的标语也从阶级斗争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是一个正在苏醒的年代，我们都在期待着什么，却又说不清楚那是什么。
我在厂里做技术员，整天和电路板、电子元件打交道，手指总是被烙铁烫出一个个小水泡。
厂里的技术主管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老技术员，他曾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回来后对工作格外珍惜。
王主管待我不错，经常给我讲解一些技术要点，我也勤学苦练，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着，每天早出晚归，省吃俭用，把剩下的钱寄回老家。
直到那个雨夜，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
02
那是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下起了罕见的大雨。
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无情地砸在北京的街道上，溅起一朵朵水花，打湿了行人匆忙的脚步和疲惫的面容。
雨中的北京城像是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变得安静而忧伤，街边的梧桐树在风雨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某种无声的倾诉。
我没带雨伞出门，只能任凭雨水打湿我的衣襟和头发，但我并不在意，反而觉得这雨水冲刷掉了我一天的疲惫和烦闷。
我加完班，撑着一把破旧的黑伞往宿舍走，手里还提着从街角小店买来的四个白面馒头和一小包咸菜，这是我的晚餐，也是我能负担得起的最"奢侈"的食物了。
那时候，我习惯了简朴的生活，每月的工资除了自己的基本开销，剩下的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父亲总是在回信中说不用寄那么多，但我知道，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弟弟妹妹还在上学，需要交学费。
雨下得越来越大，我加快了脚步，心里想着今晚要修改的电路图，却没注意到前方人行道上的一个大水坑，一脚踩了进去，凉水立刻渗进了我那双补了又补的解放鞋里。
路过一家国营药店时，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孩站在门口，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
她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外套，头发紧贴在脸上，看起来既狼狈又焦急。
药店的灯光在雨夜中显得格外昏黄，照在女孩苍白的脸上，像一幅模糊的水彩画。
我本想直接走过去，但不知为何，脚步却停了下来。
"同志，你怎么了？"我走过去，轻声问道。
女孩抬起头，我发现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哭过一场。
"我妈妈病了，需要买药，可是钱不够。"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淹没。
我看到她手中紧握着一张处方和几张皱巴巴的钱，那些钱被她捏得很紧，指节都泛白了，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打湿了那张已经被雨水模糊的处方，上面的字迹晕开，像是要消失一般，但她依然小心翼翼地护着它，生怕被雨水完全淋湿。
那一刻，我想起了远在湖南的母亲，她曾经病得很重，高烧不退，脸色苍白如纸，却因为家里没钱买药而硬撑着，说自己没事，不用看医生。
那是我十六岁时的事了，但每当回想起来，心中依然会泛起一阵刺痛。当时我跑遍了村里村外借钱，最终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母亲送到镇上的诊所。医生说再晚一天，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女孩绝望的眼神，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母亲，看到了那种因为贫穷而无力抗争命运的无助。
"差多少？"我问。
"十五块三毛。"她说，声音中带着绝望。
十五块三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但我几乎没有犹豫。
我掏出钱包，数出钱递给她。
女孩愣住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拿着吧，赶紧给你妈妈买药。"我说，把钱塞进她冰凉的手里。
"谢谢，谢谢你！"她接过钱，眼泪夺眶而出，"我叫小芳，你叫什么名字？"
"没事，不用谢。"我笑了笑，没有告诉她我的名字，转身走进了雨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愿告诉她我的名字，也许是害羞，也许是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
03
回到宿舍，舍友老张看我浑身湿透，笑骂道："李志明，你小子是不是又加班到现在？"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换下湿衣服，脑海中还浮现着那个叫小芳的女孩绝望又感激的眼神。
那晚我睡得很香，梦里是湖南老家的田野和炊烟。
第二天，一切如常，我又回到了枯燥的工作中，渐渐地，雨夜中的那个女孩也被我遗忘在记忆深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技术不断提高，渐渐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八九年，厂里派我去参加电子技术培训，遇到一位香港来的工程师，他对我的技术天赋赞不绝口。
培训结束后，我被调到了一家中港合资的电子企业，工资一下子涨到了两百元。
新公司的环境比国营厂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室，还有食堂供应免费午餐。
我负责一个新型电子元件的研发项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我乐在其中。
有了稳定的工作，我终于可以在北京租一个小房子，不用再和别人挤在一起。
九零年，我把父母接到北京住了一个月，带他们去天安门、故宫、长城转了一圈，看着他们脸上自豪的表情，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但好景不长，九一年初，公司的外方专家对我负责的项目提出质疑，认为我的设计理念太超前，不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
项目被叫停，我的提案被搁置，即使我据理力争，也无法改变决定。
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常常一个人去公司附近的小餐馆喝闷酒。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照例去了那家叫"家乡味"的小餐馆，点了一盘回锅肉和半斤二锅头。
就在我独自喝闷酒的时候，餐馆老板娘端着一盘我没有点的水煮鱼走了过来。
"这鱼我请你，看你来了好几次，每次都闷闷不乐的。"她放下盘子，笑着说。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