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志俊，老家在山东济宁的农村。1992年高考没考上，跟着爹娘在地里忙活了小半年。
一天，村支书来我家里，跟我们说县武装部要招兵，我二话没说就报了名。那年冬天，我揣着入伍通知书，坐绿皮火车晃悠了两天两夜，最后在浙江某个武警支队落了脚。
新兵连的日子过得特别苦。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起床哨就催命似地响。棉袄都来不及捂热乎就得往身上套，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作训服的扣子。负重跑是最要命的，三十多斤的背囊压得人直不起腰，胶鞋踩在结冰的土路上直打滑。
有一回山路跑，我摔了个跟头，膝盖磕在石头上，血顺着裤管往下淌。班长在后头喊："陈志俊你属乌龟的？爬起来！"我抹了把糊住眼睛的汗，硬是撑着跑完了全程。
后来，我慢慢跟上了训练节奏，发现自个儿还挺适合当兵的。站军姿能纹丝不动站两小时，打靶十发子弹能中九十环。
第二年开春，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我评上了三等功，还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我连胜回答：“我当然愿意。”就这样我如愿入了党。
下连队后，我被分到看守中队，这时我才知道当兵不光是训练。我们中队负责看押待审的犯人，每天绕着监区转悠，跟走马灯似的。
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的，毕竟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真枪实弹的岗哨。等真轮到自己在岗亭里站六个钟头，腿肚子转筋不说，眼皮子还直打架。不过时间长了，倒也能在巡逻时数清楚围墙上有多少块砖头。
监区每天早上六点半放起床号，铁门咣当咣当响成一片。我巡逻经过监室时，常见犯人拿牙刷在墙上划道道数日子。
有一回瞅见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正对着巴掌大的窗户光发愣。他头顶的头发刚长出茬儿，后脑勺那块疤瘌特别显眼。按规定不能和他们搭话，有一次有个小年轻冲我咧嘴笑，我也只能绷着脸点点头。
突击检查是最费神的活计。有时候半夜睡得正香，突然就拉紧急集合。得把监室翻个底朝天，连牙膏管都得挤出来看看。有次，我从犯人棉被夹层里摸出半截钢锯条，吓得我后背发凉。后来才知道，是犯人拆了暖气管子磨出来的。从那以后检查得更仔细，连鞋垫都得掀开瞅两眼。
在看守所这几年，我前前后后接触过四个死刑犯。他们脚上戴的镣子比普通犯人粗两圈，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得瘆人。我们每隔半月要检查镣铐，拿小锤子挨个敲铆钉。有一回碰上个生锈的，铁匠铺带来的锯条都崩断两根。那个犯人倒是安静，坐在地上看我们忙活，突然冒了句："同志，能给根烟不？"我摇摇头，他咧着嘴苦笑："也是，要上路的人不该抽烟。"
1994年秋天，我入伍第三年的时候，摊上个大事儿。那天中队长把我叫去办公室，说国庆前要处决三个死刑犯，让我负责押解。
当时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手心全是汗。
为了做好押解准备，我们练了整整三天，怎么上铐子，怎么站位，连扶犯人下车的角度都要练了有二十来遍。
9月27号凌晨四点，监区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照得人心里发毛。管教带着我们去提死刑犯李成俊，这人四十出头，犯的是抢劫杀人。
铁门一开，他正缩在墙角打盹。听说要上路，整个人突然瘫在地上，裤裆湿了一大片。给他换脚镣的时候费老劲了，锈死的铆钉卡得死死的，最后还是用钢锯硬生生锯开的。那滋啦滋啦的声儿，我现在做梦还能听见。
吃断头饭那会儿，厨房给做了红烧肉和鸡蛋面。李成俊拿筷子的手抖得厉害，油汤洒了一桌子。我看他机械地往嘴里扒拉米饭，喉结上下动得特别慢，像是要把这辈子最后一顿饭嚼成粉末。
公判大会在体育场开的，乌泱泱坐了好几千人。李成俊他们三个被反铐着推上台，背后插着写名字的牌子。底下群众举着拳头喊口号，有个老太太往台上扔烂菜叶子。我站在犯人斜后方，能清楚看见李成俊后脖颈的汗珠子，一颗接一颗滚进衣领里。
刑场在城西河滩上，警戒线外头围满了看热闹的。三个犯人跪在沙地里，背后的标靶白得刺眼。行刑官哨子响的瞬间，我下意识闭了下眼。等再睁开时，地上已经躺着着三具尸体。血渗进沙土里，颜色暗得像泼了酱油。
回去的车上没人说话。我攥着枪的手指节发白，迷彩服后背湿得能拧出水。那晚在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就是李成俊最后回头看我的眼神，我永生难忘。
这些年过去，很多事都淡了。可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法制节目，总会想起脚镣拖地的声响，想起红烧肉凉透后凝着的白油。人这辈子要走岔了路，可真就回不了头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