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29日上午，农历谷雨节气刚过，天气有些反常，气温偏高。一位30多岁的妇女满脸悲色地来到了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小平的办公室，向他哭诉着报案。
报案人称：她于上个月因感情不和与丈夫余贫权离婚了。离婚后，因住房一时难以解决，两人仍居住在一起，是典型的“离婚不离家”，余贫权的活动情况她还是比较清楚。他自4月24日外出后，至今杳无音讯。
余贫权，30多岁，系安陆市某开发公司职工。几年前因单位不景气，余贫权见别人都“下海”捞大钱，就停薪留职在本地成立了一家私人建筑公司，当上了包工头。他凭着自己过硬的手艺和技术以及踏实爽快的作风，很快承包了几处建筑业务，不但赚了钱，而且还在安陆建筑行业赢得了信誉。
1997年3月，余贫权开始筹划安陆市某公司环城路工程的招标事宜。
4月28日，该工程正式揭标，余贫权的工程队在众多投标者中有幸中标。但余贫权却不见人影。按情理，一个建筑包工头是绝对不会不出席揭标大会的，更不会中了标也不露面，这也不是余贫权的性格。
因此，报案人怀疑余贫权可能被害，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听完报案人的哭诉后，刘小平对这起既无案发现场又无立案依据的案子感到十分为难，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一方面让报案人回去发动亲朋好友继续寻找余贫权的下落，另一方面安排刑警四中队开展外围侦查工作，调查余贫权有无被害的可能。
按照刘小平的安排部署，报案人从刑警大队回去后，就发动亲朋好友寻找余贫权，5天时间里，找遍了所知道的所有关系网，仍不知余贫权的下落，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刑警四中队外围调查组从余贫权的业务交往、生活作风等方面入手进行周密调查。
在业务方面，由于余贫权从事建筑业务已有几年时间，新结识的人员较多，方方面面的都有，加之建筑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余贫权办事有时很神秘，喜欢独来独往，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是否因争夺生意而与他人结下仇怨。
在生活作风方面，虽因夫妻关系不好，余贫权平时作风还算检点，只是染上了赌钱的坏毛病。
刑警们经过几天艰难的走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知：余贫权失踪的那天邀请了新结识的女友高某到其在河西毛纺厂租住的家中吃饭。高某系城区某餐馆的服务员。
5月21日，外围调查组的刑警找到了高某，通过她了解到：4月20日，高某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余贫权。4月24日上午，高某接受余贫权的邀请到其租住的家中去玩，当天余家只有他们二人。上午9时许，余贫权一个人到银行去取过钱，回来后打了一个传呼，但等了一会没人复机。吃完午饭后，余贫权接到了一个电话后就骑自行车出去，将上午从银行取的钱也带走了。约一个小时后他空手回来了。晚上7时40分左右，高某同余贫权分手。自此后，高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余贫权。
针对外围组获取的线索，刘小平专题向市公安局党组作了汇报。局党组非常重视，认为余贫权的失踪跟那个传呼、电话和银行取钱一定有关系，被害的可能性极大，决定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月21日晚10时，公安局刑警大队会议
室内灯火通明，公安局长杨少荣、副局长李厚荣、何明炎参加了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会议的气氛紧张而热烈，全体参战干警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最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会议对案情达成四点一致看法：
一、余贫权被害的可能性极大，此案目前虽未发现杀人证据，但应作为杀人案办理。
二、此案杀人动机目前不明，需加大力度查证。
三、侦查范围应划定在余贫权的熟人圈内，重点查证4月24日前后和他有联系的人和电话。
四、因此案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侦查工作应严格保密，采取内紧外松，在余贫权的朋友圈内去发现知情人、嫌疑人。
专案组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以排查情杀、仇杀为重点做工作，调查走访知情人；一路以余贫权的亲朋及其关系较密切的人为走访对象，调查其失踪前的活动情况，取款用途，重点走访邮电、金融部门，查清余贫权的取款地点、数额及电话通讯等情况。
干警们顶烈日、冒酷暑昼夜工作。通过走访调查，一条条线索接连不断地汇集到了专案组指挥部。专案组指挥部指示，情杀、仇杀基本可以排除，应重点突破谋财杀人的可能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经过干警们认真地走访调查，发现余贫权在失踪前曾积极筹钱，说是要接一个什么工程。办案人员从金融部门了解到，4月24日上午，余贫权在市工行城区某储蓄所取款7.5万元，余贫权取款时还碰见朋友胡某，并告知说取款是为了接投资300万元的安居工程用。同时，办案人员在邮电局查到了余贫权取款后打的传呼号，机主是余红洲。
经查，余红洲，男，29岁，高中毕业，身高1.68米，体质较好，当过兵，会驾驶技术，在市直某单位当司机。
据余红洲的同事反映，近期余红洲用钱也和原来不一样，有点大手大脚，前两天还花了3000多元买了一部手机；对余贫权失踪一事，余红洲也表现出了一些反常举动，曾多次到公安机关打听刑警大队对余贫权失踪一案的态度及侦破进展情况。
综合各方面的侦查情况，余红洲的犯罪嫌疑直线上升。
为了不给其喘息机会，5月28日，专案组指挥部决定密捕余红洲。
5月29日上午，几名刑警身着便衣悄悄地在接官乡余红洲的女友处抓捕了余红洲。
余红洲到案后，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开始是矢口否认，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审讯进展不大。余红洲的父亲得知余红洲被抓后，也带着亲戚朋友到刑警大队当面指责办案人员，称公安局无凭无据随便乱抓人，还专门给余红洲请了一个律师。一时间，办案人员压力很大。
为此，专案组召开了审讯人员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审讯中采取不急不躁，旁敲侧击，适时使用证据，后发制敌的策略。
果然，审讯人员让余红洲在不知不觉的聊家常话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无法自圆其说。一是对自己近期收支明显不平衡解释不清；二是对作案时间期间的活动交待不清。
几个回合过后，余红洲不得不败下阵来，交待了余贫权是其所杀。
但余红洲只是交待了自己杀人的经过，在处理被害人尸体方面说了假话，企图为以后翻供作准备。他向审讯人员交待，自己杀人后，将尸体抛在安陆火车站过路的货车车厢中。
围绕余红洲所讲的假话——抛尸于安陆火车站路过的货车车厢里，专案组花费了不少气力，组织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发函协查尸体，并派干警上襄樊、郑州，下武汉，在铁路沿线认真仔细地查找，最终没有任何收获。
针对这一情况，专案组意识到余红洲一定在说谎。主审余红洲的专案组干警付长国为了印证余红洲说的话，专门背着与被害人相当重量的东西到火车站做试验。试验发现，仅凭一个人的力气难以将一具尸体抛入货车车厢内，而且在火车站抛尸极易被发现。为此，专案组认为余红洲肯定不会采取抛尸火车站的下策，一定有其他隐情。眼看余红洲的刑拘期将满，于是专案组决定抓紧提审余红洲。
这次，专案组专门制定了十分具体的审讯方案，决定先从心理上压制住余红洲。
审讯时，对其先戴上脚镣手铐，审讯人员一字不提抛尸的事，只是耐心的听他说整个事情的经过，看他哪些说的是真话，哪些说的是假话。这个特殊的审讯方案果然起到了效果。余红洲心里开始纳闷：到底公安机关掌握了自己多少犯罪证据？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抛尸的地点？
经过几天的提审，余红洲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摧毁。提审进入第三天的凌晨4点多，余红洲再也坚持不住了，主动提出要见审讯干警付长国，说是有情况交待。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讲了假话并交待了犯罪事实。
余红洲的家境在安陆来说还是算不错的，他自己每月工资加上各项补助也有1000元左右，但他自从迷上赌博后每月都入不敷出。由于余红洲的女友还是余贫权已离婚的妻子介绍的，因此，余红洲和余贫权平素也有些交往。
1997年3月的一天，余红洲在街上碰见余贫权。他知道余贫权在搞建筑包工头，就故意跟余贫权说他有关系可以帮忙联系到建筑安居工程的业务。作为搞建筑行业的余贫权，听说后求之不得，当即表示，如果能联系到安居工程这项业务，他可以先拿出一部分钱来疏通关系。
此时，余红洲便已起了想把余贫权的钱搞到手的歹心。他一再叮嘱余贫权先准备好7.5万元现金，其中5万元用来疏通关系，2.5万元是给自己的好处费，同时还告知余贫权不能把接工程的事告诉给第三者知道。
4月22日，余贫权打了余红洲的传呼说是钱已准备好了，问什么时间可以送。此时，余红洲还没有想出一个理想的作案计划，于是让他先将钱存入银行，听其通知。
4月23日，余红洲在孝感出差时买了一瓶安眠药，将药碾成粉末，并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作了用量试验。当天下午，余红洲通知余某第二天将钱取出。
4月24日上午，余贫权在市工行某储蓄所取出钱后给余红洲打了一个传呼。余红洲因为有事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复机，在电话中叫余贫权将钱送到护国其单身宿舍。余贫权将钱送到后，余红洲又借故说白天送礼影响不好，将钱先放在宿舍里，晚上8时再去送礼。
余贫权走后，余红洲骑上摩托车赶到赵棚镇某村其姐夫家中，谎称自己开车撞死了人，让其姐夫在自家的田地里挖下一个坑，晚上将尸体拖来掩埋。
一切准备好后，余红洲迅速赶回市内。当晚8时左右，余贫权依约来到余红洲的单身宿舍。进入宿舍后，余贫权嚷着口渴要喝水。余红洲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粉末拌入奶粉中冲给他喝。余贫权喝后立即昏睡过去。余红洲便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将其勒死，然后，借了一辆切诺基吉普车，自己驾车把尸体送到其姐夫处，在其姐夫的帮忙下掩埋了。
办案人员迅速赶到赵棚余红洲姐夫家，在其稻田地里找到了余贫权的尸体。
至此，本案大白于天下。
不久后，余红洲被判处死刑，他的姐姐和姐夫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