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上升”“数据下降”，看似简单，却是探查工作质效的草蛇灰线。
3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新鲜出炉”。报告中有166个数据，其中明确指出数据上升的有10个，下降的有7个。这些数据升降背后的原因何在？如何既看数据升降之“形”，又观检察履职之“实”？
司法理念的范式转型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升降，不仅是数字的增减，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这些数据背后，既有对犯罪态势的精准回应，也有司法理念的深刻变革，折射出检察机关在新时代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总商会副会长、博发康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晓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409.96万件，其中最高检办理8980件，同比分别下降3.6%和上升9.4%。
在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四平市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员工王金杰看来，“上升9.4%”是最高检狠抓本级带头高质效办案的结果。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最高检党组鲜明提出，最高检的“最高”不仅是层级高，更是履职办案的要求高、标准高、质效高，在履职办案各方面必须起表率、示范作用。作为最高检，只有自身把案件办好了、能力提升了，才能科学地开展管理、高质量地指导办案。
长期以来，醉驾治理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2024年检察机关深化醉驾依法治理，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犯罪32.4万人，起诉27.6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1.7%和16%。
“数据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醉驾新规的精准落地、有效实施，醉驾案件办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全面准确。”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四季盛宝纺织有限公司纺纱分厂后纺车间挡车工徐艳茹告诉记者，她平时也会经常开车。“我关注到，对于不再按照犯罪处理的醉驾案件，行政处罚力度相比过去在加大，包括对醉驾行为人依法予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罚款或者行政拘留等处罚，反映出醉驾新规的出台，对案件的分层分类处理成效显著。”
在聆听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麻山镇龙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广丽注意到，报告提到，起诉未成年人犯罪5.7万人，核准追诉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我从相关报道中了解到，这是最高检首次披露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人数，可以说是释放了‘惩治与挽救并重’的信号。”
同样关注到上述内容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区第二小学副校长张艳秋。她认为，对于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犯罪本身的惩处，更重要的是通过预防、干预和教育，来减少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升降背后的治理逻辑
在听取最高检工作报告过程中，令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冼汉迪印象深刻的是这组数据——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诉7.8万人，同比上升53.9%。
“电诈犯罪起诉数据显著上升，表明跨境犯罪打击成效显著。”在冼汉迪代表看来，随着国际合作与重点区域打击力度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跨境犯罪团伙被成功侦破。
2024年7月，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制定《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法律适用和证据标准，促推更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两高’督办涉缅北等重大案件，有效集中了资源，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猖獗态势进行了有力打击。”冼汉迪代表认为。
同样关注这一组数据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三十七中学教师吴庆芝：“这一‘升’凸显了检察机关对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动作为——从打击‘网络水军’到惩治‘按键伤人’，再到惩治电信网络诈骗，检察机关正以疾风骤雨之势，回应人民群众对网络清朗的迫切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淑芬在听取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最为关注的是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关的内容。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运用法治力量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3.7万人，同比上升13%。
在张淑芬代表看来，这里的“同比上升13%”，并非单纯是犯罪激增的反映，而是政策调整与多重治理的集中体现。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沟域联合党总支书记、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春芳关注到，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一处“双下降”——深化信访矛盾源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涉检信访、重复信访同比分别下降17.1%和19.7%。
“涉检信访、涉检重复信访数量实现‘双下降’，我想与最高检党组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密不可分，各级检察机关在办案各环节推动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把释法说理、化解矛盾贯穿始终，真正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人和。”陈春芳代表认为。
高质效履职注脚愈发明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在听取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心内三科主任张琦关注到这样一组数据：“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7万人，起诉2.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37.8%和34.9%。”
“检察机关积极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监检办案衔接和配合制约，共同确保办案质量，增强反腐败工作合力。上述办案数据的上升，体现了反腐败协同整治成效。”张琦代表认为。
记者了解到，2024年，最高检配合做好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意见的研究修订工作，会同最高法研究制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起草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量刑指导等规范性文件。
在听取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焦云注意到，2024年，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88件，指令省级检察院提出监督意见22件，同比分别上升83.3%和2.7倍。
对于最高检抗诉与再审建议数量的“双上升”，常与检察机关打交道的焦云代表分析道：“检察机关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对证据不扎实的抗诉案件，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和依法引导侦查，补强证据缺陷、完善证明体系，确保案件办理高质效。”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升降，既是高质效检察履职的注脚，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缩影。从“数据驱动”到“质效优先”，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履职，回应时代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