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9日，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1999年12月，划归吉林市龙潭区）万家村一个上街赶集的农民走到公拉玛哨口的松花江大桥时，发现桥下有3个装得满满当当的塑料编织袋。
这个农民很好奇，或许是心有所图，想弄明白那3个塑料编织袋里到底装的是啥东西。
他走下桥头，来到这3个塑料编织袋跟前，想将这3个袋子打开看个究竟。
刚打开第一个袋子，他便倒吸了一口凉气。“肉咕噜！一团人肉咕噜！”
确切地说，是一个人的四肢和上身躯干。
事情一传两，两传仨，很快便传到了乌拉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后，所长李佰和指导员关守先迅速赶到现场。
面对3个塑料编织袋里的尸块，两人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立即报告了县局刑警队。
杀人碎尸，案情重大。刑警队队长李连森立即向局里要了一辆“212”吉普车，叫齐了侦查员、技术员和法医，向几十千米外的乌拉街赶去，同时，命内勤将案情向吉林市公安局四处进行汇报。
四处，是当时公安机关对刑侦处的内部称谓，吉林市公安局四处，即吉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前身。当时，公安局有个老八处，一处政保、二处内保、三处户籍、四处刑侦……
接到永吉县公安局的案情报告后，市局四处邵世学处长随即率领侦查员、技术员和法医赶赴案发现场。由于乌拉街离吉林市更近些，邵世学反倒比李连森提前到达了案发现场。
市、县两级刑侦部门会齐后，立即对案件进行会侦，组成了“9·29”杀人碎尸案专案组，由李连森队长任总指挥，全力展开侦查。
进入现场后，侦查员封锁了附近区域。随即，副大队长彭文忠、技术员王建、法医贾万发围绕尸块展开勘查。
这3个塑料编织袋里装的只是尸体的四肢和躯干部分，没有臀部和头颅。法医贾万发断定，这里不是第一杀人现场。
贾万发的法医勘验报告很快出来了：被害人为男性，从尸僵程度判断，被害时间应在24小时以上。从皮肤的粗糙程度判断，应是体力劳动者，农民、工人的可能性较大。
“找到尸体的臀部和头颅，是确定死者身份的关键。”李连森队长将侦查员分成三组，会同乌拉街派出所民警，沿松花江沿岸、附近村屯展开搜寻和走访。
可是，找遍了乌拉街的各个角落，除了那位老农发现的3个尸包，头颅和臀部始终没找到。
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在乌拉街镇学古村东山大岭的南坡上，一个放羊的牧童发现两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塑料编织袋。
接到附近村民的报案，李连森带领侦查员赶到现场，经查验，编织袋里装的是一个男人的臀部尸块。
法医贾万发检验后，得出结论：这具臀部尸块与两天前公拉玛松花江大桥下面发现的尸块出自同一具尸体。
当天下午，永吉县公安局几十名民警齐聚乌拉街，局长郜玉文、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孙荣坐镇指挥，围绕案发现场，全面展开地毯式排查。
两个发案现场，除了5个尸包，再没留下其他可资破案的依据，头颅在哪里，始终是个谜。
副队长彭文忠在装有臀部的塑料编织袋里发现并提取了一些微量证据：一块塑料布，几片散碎的松木刨花。刨花里沾有少量蓝色铅油，新割下的黄蒿，一段棕褐色的尼龙胶丝绳。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技术员、法医得出了进一步的鉴定结论：死者年龄在30～35岁，身高1.74米左右，体态中等。
两个抛尸现场，所能获得的破案信息十分有限。被害人是谁？又是一个谜。
在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们各抒己见，纷纷表明观点和看法。
“破案的关键是查找尸源。”根据掌握的现有情况，专案组确定，以乌拉街镇为轴心，逐渐向外扩散，重点放在乌拉街、大口钦、缸窑、杨木、土城子和吉林市郊区的金珠、大屯等10余个乡镇。
“10多个乡镇，范围有些大，可以再缩小一些，便于集中警力破案。”李连森队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面对满屋子的老领导、老同志、老刑警，他神色镇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从皮肤的粗糙程度分析，死者应该是农民。尸包里发现的几份微量证据，又证明死者生活在一个有水田的半山区，家里或附近邻居，可能新盖了房子，或粉刷了门窗。”
根据以上推断，李连森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杀人碎尸案件的特点是甲地杀人，乙地抛尸，而人们的行走习惯都是靠右侧通行，从公拉玛哨口大桥的抛尸位置看，尸包在大桥的北侧，抛尸人应该住在乌拉街镇内或镇南的亚复、万家、丰口以及吉郊的金珠一带。这一结论，从学古村东山的抛尸现场也可以得到验证。因此，以上几个村屯是重点中的重点。另外，在调查中，还应注意发现是否具备自行车、手推车、毛驴车等运尸工具的条件。”
按照重新划定的侦查范围，侦查员们两人一组，深入各个村屯，广泛发动群众，调查所有具备条件的失踪人员。
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摸底，尸源的线索越来越渺茫。
12月11日，吉林市郊区的金珠乡崴子村。这天上午，村民王海山上村里办事，无意间，发现村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他近前一看信皮儿，是写给本社社员吕继强的。
“强子？他不是上山西二姐家了吗？”一看来信地址是山西的，王海山的好奇心更强了，“强子去山西二姐家两多月了，谁能从山西往家给他写信呢？是他自己吗？”
“拆开看看，写的啥？”王海山没那么多的法律意识，不知道私拆他人信件犯法，何况吕继强又是他多年的哥们儿，“哥们儿的事儿还不就是自己的事儿！”心里这么想着，就把信拆开了。
看完了信，王海山的脑子里就开始“画魂儿”。
原来，这封信是吕继强的姐姐从山西太原写来的，询问弟弟，“这么长时间，一直说来，为啥没来？”并嘱咐弟弟，“如果来的话，捎些东北的木耳、黄豆、白小米什么的”。
“强子上太原两个多月了，咋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封信呢？”联想到前段时间派出所调查的无名尸，“莫非……”
王海山手里拿着信，立即跑去金珠派出所，见到刘所长，表明了自己的怀疑态度。
永吉县公安局调查无名尸源很长时间了，刘所长也始终在工作中留意，看过这封蹊跷的信件，他的脑海里也开始“画魂儿”。金珠乡隶属吉林市郊区，刘所长的电话通过郊区分局（即现在的龙潭公安分局）转到市局，再从市局转到永吉县局，李连森队长得到这一消息，已是下午两点多了。
得到这个消息，李连森队长兴奋不已，立即向孙荣副局长作了汇报，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郊区分局。
在刘所长的配合下，很快查明了吕继强的体貌特征和家庭情况：吕继强，35岁，身高1.75米，较瘦。家里五口人，除了妻子和俩孩子，还有刚来他家不久的老叔。
“吕继强的体貌特征和那具无名尸倒挺相似的。”孙荣、李连森不动声色地来到了吕继强的家。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小院。房前屋后，转了两圈，两个刑警的心里疑云重重。四周的土墙上，明显有擦痕，而擦过的地方，明显存在喷溅性血渍留下的痕迹，报纸裱糊的墙壁，已被撕掉大半，没撕掉的地方，也零星存在斑斑血迹。
转悠到屋内，李连森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割断的晾衣绳，两头墙壁的钉帽上，残留着两段棕褐色尼龙胶丝线的绳头。再仔细观察，这两段棕褐色的尼龙胶丝绳头，用料、颜色、粗细程度，竟然和学古东山抛尸现场发现的尼龙胶丝绳完全一致。
种种迹象表明：吕继强可能遇害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吕继强的妻子高素云疑点陡升。群众反映，高素云和叔公吕耀北行为不端，两人通奸已有一年之久。
“侄媳和叔公？”两名久经沙场的老侦查员的兴奋点都被点燃了，“如果情况属实，存在两人合谋因奸杀夫的可能性。”
吕耀北、高素云分别被传讯到金珠派出所。
审讯刚一开始，高素云便鼻涕一把泪一把地为自己撇清：“这事儿与我无关，都是我叔公一人干的。”
没想到审讯就这么轻易地打开了豁口。
另一间审讯室里，76岁的吕耀北也同样“坦诚”，不加半点儿隐瞒，慢条斯理地向孙荣供述了谋害侄子的经过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
吕耀北，原名吕庆瑞，吕耀北是他后起的名字，意为“光辉照耀北方”。1912年，吕庆瑞出生在吉林市郊区金珠乡崴子村。吕庆瑞从小家境贫寒，可姥姥是大家闺秀，生活很富有。吕庆瑞10岁那年，姥姥出资，把他送进了吉林市人文中学。
吉林市人文中学是一所日本人创办的学校，老师全是日本人，学的也全是日语，受到的当然是日式教育。吕庆瑞在这所日本人创办的学校学习了6年，听说部队要招兵，就报名应征入伍。几年后，吕庆瑞随部队南下，来到了湖北武汉，由于他精通日语，又聪明肯干，不久，即被任命为宪兵大队二中队中队长，从事“特高课”活动，并被指定专门负责搜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军事情报。此间，吕庆瑞深深迷恋上了宪兵大队的女内勤刘艳。这位号称“汉口三朵花”之一的女子，长得美貌绝伦，娇艳欲滴，吕庆瑞早就对她垂涎三尺。
吕庆瑞头脑灵活，工于心计，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略施小计，将刘艳弄到手。
可是，新婚之夜，吕庆瑞发现，新娘不是处女，“费了好大劲儿，弄了个破烂货。”
新婚不久，处处细心的吕庆瑞终于发现，刘艳和大队长，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关系暧昧。不久，即被他捉奸在床。面对滚在床上一丝不挂的男女。两人结婚快，离婚更快，前后不到半年。
不久，由丈母娘做媒，吕庆瑞又续娶了刘艳的妹妹刘静。婚后，刘静生育了三个女儿，吕庆瑞也倚仗老丈人的权势，很快提升为中校团副。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吕庆瑞就读过日本人开办的人文学校，被定为汉奸，判了5年徒刑，投进大牢。
全国解放后，吕庆瑞考取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的是造纸专业。毕业后，分到邯郸工作，后又调到齐齐哈尔。1956年，调入吉林造纸厂任业务处长。
1957年，吕庆瑞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到长春市第一监狱服刑。
1976年，吕庆瑞时来运转，重见天日，被分配到了吉林省辉南县杉松岗劳改就业基地。
在监狱里蹲了快20年了，大半生的时光转瞬即逝，吕庆瑞感慨万千，余下的日子不多了，他想重新活一回。利用在劳改就业基地的机会，吕庆瑞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做起了倒腾黄金的生意。还别说，很快便攒了一笔钱，就在辉南找了个老伴定居下来。两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感情不和，离了。
“树长千丈，叶落归根”。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也闯荡了大半个中国，老了老了，吕庆瑞想回老家颐养天年。他已经多年没回老家了，崴子村的很多亲人都已经过世，晚辈中，只有一个侄子吕继强。此后，他跟侄子联系了几次，表达了想回老家安顿下来的想法，侄子也表示愿意接纳他。
1986年冰雪融化的时节，吕庆瑞变卖了辉南的家产，打点行装，回到了阔别50余年的崴子村。
侄子吕继强，一家四口，夫妻俩，一儿一女俩孩子，儿子10岁，上小学三年级，女儿7岁，刚上学。侄子的生活很拮据，住的是一间西下屋，很破旧。在侄子家住下来之后，吕庆瑞和侄子拟定了一个赡养协议：他出钱，为侄子翻盖三间大瓦房；侄子尽义务，为老叔养老送终，但必须在一起生活，尽到赡养的义务。
从此，两家合一，相安无事。在简陋的茅屋里，一个铁锅搅马勺，吕继强两口子领两个孩子住南炕，吕庆瑞住北炕。
半年后，三间大瓦房开始破土动工，在贫穷落后的崴子村，邻居们羡慕的目光，曾一度让吕继强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些满足，而最高兴的，当属他的媳妇高素云。
农村人朴实厚道，但也最烦五种人：“奸、懒、馋、滑、偷。”这五样，高素云占了两样：懒、馋。
由于家境贫寒，再懒也得下地干活，不干活就维持不了生活。馋也是，好吃的东西有的是，没钱买，再馋也解不了馋。
叔公来了，高素云的两大“嗜好”得到了满足。前面说了，吕庆瑞倒腾黄金挣了些钱，手里小有积蓄，盖个三间大瓦房，花销也只是个零头，他得给自己留后路。侄媳妇的两大“嗜好”，叔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于是，吕庆瑞投其所好，时不时地给侄媳妇点儿零花钱，让她上街买零食吃，添件好看的衣服。这些小恩小惠，渐渐取悦了高素云，让她对叔公充满了感激，甚至有了一些依赖感。吕庆瑞则乘虚而入，侄子不在家，便对侄媳妇动手动脚。
常言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得过叔公那么多“好处”，高素云自然不会反抗，也就“半推半就”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人的好事，吕继强风言风语听到了一些，但没在意，但吕继强也开始留心起来，终于有一天，叔叔和媳妇的乱伦勾当被他发现了。
这天清早，天还没亮，吕继强被尿憋醒，出来上厕所。走到厨房，正撞见叔叔和媳妇行那苟且之事。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哪儿受得了这个，顺手操起烧火棍，劈头盖脸地向一对男女打去。打完了，气儿还没消，想想签订的协议，再看看即将竣工的三间大瓦房，吕继强警告二人：“你俩注意了，再被我发现，小心整死你们！”
从此以后，吕继强处处防备着这对男女。晚上不睡觉看着媳妇；白天下地干活带着媳妇，就是不给两人在一起的机会。
这边的吕庆瑞，由于侄子每天看着，再也碰不着侄媳妇的边儿，心里也觉着憋气带窝火，再加上侄子的警告，心想：“你别整死我了，还是我整死你吧。”
吕庆瑞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在国民党“特高课”，明枪暗杀，视杀人为儿戏。如今，有了这份杀心，便处处留意，寻找除掉侄子的机会。
吕继强做梦都想不到会“引狼入室”，尽孝，把自己的生命尽到了尽头，他的死，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
1988年9月23日，一大早，就闷热异常。天阴着，没有风，尽管已是秋季，但“秋老虎”发起威来也是很难捱的。
吃过早饭，送走两个上学的孩子，外面的雨，还在下个不停。没有活计，人就犯困，吕继强两口子躺在南炕上，百无聊赖，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
吕庆瑞年岁大了，晚上觉轻，白天没觉，一个人坐在北炕沿上，一锅接一锅“吧嗒吧嗒”地抽闷烟，见那两口子相拥而眠，心里便有些嫉妒。想到侄子发出的最后通牒，便自言自语道：“今儿个是老天爷给我创造的好机会，大侄子，对不起了！”心里想着，嘴里念着，两条腿便挪到了厨房。
厨房里很暗，他撒目了半天，眼睛盯住了柴火堆旁的一把板斧。他操起板斧，二番脚折回屋，把旱烟袋撇在地上，对准沉睡的吕继强，“咣咣咣”连击三斧。睡梦中的吕继强，连“哼哼”的机会都没有，顿时鲜血四溅，毙命身亡。
异常的响动惊醒了高素云，面对眼前的景象，当即尖叫起来：“干嘛？你要干嘛？”
吕庆瑞的语气异常平静：“没你事儿，外边看人去！”
高素云哆嗦乱颤地下了炕，顾不上穿鞋，慌忙跑出屋外。
吕庆瑞把侄子的尸体拖到厨房的柴禾堆里，用柴草盖上，再用灶塘里的灰打扫了屋里喷溅的血迹。
两个孩子放学后，发现不见了爸爸，便问高素云，“我爸呢？我爸去哪儿啦？”
按照事先编好的理由，高素云告诉孩子：“你爸上山西你二姑家去了。”
稍大点儿的儿子发现爸爸的鞋还扔在地上，又问道：“我爸咋没穿鞋？”
吕庆瑞唬弄说：“你爸出这么远的门儿，能让他穿这个？临走前，我给他买了双皮鞋。”
倒是小孩子好糊弄，几句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话，竟然轻易地蒙混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两个孩子上学走了，吕庆瑞掏出一把零钱递给高素云：“你上市里溜达去吧，想买啥就买啥，下午再回来。”
将高素云打发走，吕庆瑞反锁房门，在屋里准备碎尸。他碎尸的原因并不是仇恨，而是年岁大了，整尸搬不动。他剁剁停停，一共剁了48块，装了整整7个塑料编织袋。
9月26日，吕庆瑞开始抛尸，每天清早，他用自行车驮两到三个塑料编织袋，分别抛到了乌拉街的公拉玛哨口大桥底下和学古东山。
别的尸块都扔完了，就剩人头了。“怕被人认出来，人头不能扔得太近，我准备扔到火车上，拉得越远越好。”
这天一大早，他用塑料袋裹住侄子的头颅，又用布包了好几层，装进一个皮包里，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原打算只坐一站地，把人头扔到车厢里，到缸窑站就下车，谁知，火车上遇到两个好心的年轻人，非要帮他拿包。“这包就是个定时炸弹，咋能到别人手里？”他死活不肯，死死抱着包，一直惶惶然坐到了终点站哈尔滨。
下了车，出了站台，又走出了很远，一抬头，看见一个公共厕所，“就扔这儿吧，正好有泡尿憋着。”
厕所里没人，可蹲位的口太小，扔不下去。他撒完尿，绕到厕所后面，粪池里满是拖着长长尾巴的粪蛆，瞧瞧四下没人，一撒手，包着头颅的包裹就丢进了粪池里。
尸体全都处理完了，积压在心头好几天的恐慌也终于落地儿了，吕庆瑞坐上返程的列车，回到了崴子村。
屯子里还像往日一样平静，各家都在忙着过自己的日子，吕继强的失踪，甚至没有产生一点儿反响。
为了让侄子失踪得更加彻底，吕庆瑞让高素云在外散布说：“吕继强上山西二姐家打工去了，要是那边好，过些日子，全家都搬过去。”
吕继强的二姐嫁到了山西太原，屯子里的人都知道，前一阵子，吕继强还多次说要去山西看二姐，如今，他去山西了，谁还能想别的？
就这样，吕继强在崴子村消失了。
转眼到了春天，李连森与技术员王建、预审员王占民、司机陈启亮押解吕庆瑞到哈尔滨市的公共厕所打捞吕继强的人头。由于时间长、道路不熟，吕庆瑞的记忆有些模糊，他们一连捞了几个厕所，也没捞到。
“我还是老糊涂了，顺着这条马路，再往前走走看。”
在道里区的一个公共厕所，吕庆瑞撒目了半天，对李连森队长说：“这回错不了，就这儿了。”
粪池很大，也很深。厕所的墙根下，有个掏粪的勺子，搅动了半个来小时，终于把那个包人头的布包捞了上来。
不久后，吕庆瑞被送上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