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孙中山曾是广东农家少年，15岁前穷的没有鞋穿，但在47岁的时候，他竟能创建中华民国并出任临时大总统，成为举世瞩目的显赫人物。
一直以来，我们熟知孙中山的种种革命故事，却对他的成长历程一笔带过。但恰恰是这三十余年的人生成长历程，对孙中山以及民国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孙中山的前半生。
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村，家里穷的叮当响，为补贴家用，孙中山自7岁便开始务农、砍柴、除草、放牛，忙完就和小伙伴们放风筝、掏鸟蛋、扔石头，以至于乡里人称他为“石头仔。”
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很穷，到15岁才有鞋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
虽然穷困潦倒，但孙中山很快迎来命运的转机。
孙中山的故乡位于珠江口一带，各国来华商船都要在那里停泊，外国公司和银行要建立中国分部，首选地址也是毗邻珠江口的广州。
可以说，珠江口就是清朝最繁华、中外交流最频繁的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很早就离开故乡，通过珠江口到了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做华工。经过短短数年苦心经营，孙眉便凭借积攒的资本，租下6000英亩土地，雇佣百余人，饲养数万头牛、马、猪等牲畜，成为牧场主，实现了他的美国梦。
1876年，孙眉开始寄钱回家，孙中山的处境逐渐好转。
再过三年，孙眉直接把孙中山和母亲接到檀香山，并安排孙中山到英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在全英文的课堂上，学习英语、历史、代数、几何等科目。毕业以后，孙中山又转入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基础医学和法律。
在兄长的资助下出国读书，是孙中山改变命运的第一步，但常年在国外的代价就是，孙中山逐渐遗忘了中国民间风俗，精神世界基本倒向西方。
在美国教会读书的时候，孙中山开始信仰基督教，还经常跑到工地上，劝檀香山的华工们不要拜关帝神像，要拜耶稣。
可能孙中山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此举确实触犯了华工的底线，孙眉为保护孙中山，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产业，便切断孙中山的资金，把他送回广东故乡。
结果，孙中山回到广东故乡，就和同村青年陆皓东结成好友，并相约捣毁翠亨村的玄武大帝神像，不出意外的激起众怒，俩人随即逃往香港。
正是在香港，孙中山接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的洗礼，成功入教。
但，孙中山的精神世界倒向西方，不是没有好处，在清朝那种封闭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利大于弊。
因为孙中山没有在最有可塑性的人生阶段，接受《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那么忠君、伦理、纲常等封建教条，就不可能成为他的精神烙印。而他在国外接受了西方教育，精神世界倒向西方，就意味着他的价值观必然和清朝不同。
这样一来，孙中山便和清朝割裂开来，相当于在封建教条之外另起炉灶，以后不论孙中山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他都可以甩开包袱轻装上阵。
在清朝统治中国的年代，出现孙中山这样的人，岂不是利大于弊？
事实上，孙中山自香港返回广州，并在1886年进入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学医以后，就诞生了“革命”思想。
他不仅以洪秀全自诩，号召同学们“勿敬朝廷”，还常常站在中国地图前，感慨“如此江山，付之非人”，和同校好友郑士良交往时，聊的也是江湖、会党、反清之类的敏感话题。
中国革命，自此开始扬帆起航。
2、
如果说出国读书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起点，那么甲午战争前后，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1894年1月，已行医两年的孙中山，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了封信，并准备到天津拜访李鸿章。
信里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两段话，一是介绍自己的履历和学识，一是提出自己的治国建议。
然而，李鸿章收到信件以后，认为孙中山没有科举功名，不是正途出身，提出的建议也是老生常谈，遂不屑一顾，拒绝召见孙中山。
给李鸿章写信，说明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诞生了“革命”思想，但还有一丝“改良”的期望，李鸿章拒绝孙中山，其实是把他那一丝“改良”的期望掐灭了。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坚定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
7月25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截止到9月底，清朝的北洋舰队大败而归，驻朝鲜的总兵左宝贵阵亡、叶志超撤到鸭绿江以北，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夺取黄海制海权，日本陆军控制朝鲜全境。
清朝搞“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却在两个月间败给日本，这就意味着，清朝不仅是外强中干的虚弱政权，而且底牌已经耗尽，再也不是那个雄踞东亚的大国了。
这一点，外国列强发现了，孙中山也敏锐的捕捉到了。
于是在10月，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的主张，并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10月，孙中山更进一步，准备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
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走到这一步，孙中山便彻底确定了“反清革命”的路线，再也无法回头。
此后，孙中山经澳门逃往香港、日本、檀香山，1896年9月又抵达英国伦敦。
刚到伦敦不久，孙中山就做了一件旁人无法理解的事——
主动走进清朝驻英国公使馆，任由清朝公务人员将其逮捕，被监禁了12天。就在驻英公使馆即将遣返孙中山的时候，他的两个英国老师及时赶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保释出来，重获自由。
随后，孙中山接受了英国记者的采访，并给英国各大报纸写信，向英国新闻界、政府、英国人民表示感谢。
从这件事的起因和结果来看，孙中山绝不可能是误入驻英公使馆，而是故意制造一个大新闻，引起英国新闻界的注意，然后趁机向英国新闻界表明自己的“革命者”身份，再利用英国新闻界的舆论影响力，打造自己的革命者IP。
事实证明，孙中山是成功的。
这件事过后，他立即成为国际名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围绕，而他也尽可能利用每次采访的机会，宣传革命主张，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自此以后，孙中山便成为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革命领袖。”
那年，孙中山年仅31岁。
3、
受青年成长和中年成名的历史惯性影响，此后多年，孙中山始终在国外活动，很少踏足中国土地。
在日本，孙中山受到内阁大臣犬养毅的庇护，以宫崎滔天、平山周中文教师的名义定居东京，随后又结识黑龙会领袖头山满、进步党党魁大隈重信。凭借这些关系，他逐渐把日本打造成反清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并和康有为、梁启超在报纸上讨论“革命”和“保皇”，争取中国的留日学生。
在香港，孙中山把兴中会、洪门、哥老会整合为兴汉会，又亲自加入广东三合会，试图通过这些秘密会党，开拓沿海地区的群众基础。
在美国，孙中山加入洪门致公堂，接受“洪棍（元帅）”职位，开拓了他在美国华侨中的影响力，把反清革命的思想传到美国。
在欧洲，孙中山陆续访问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伦敦，和那里的反清人士磋商中国前途、讨论反清大计，并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
可以说，在清朝统治仍然牢固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奔走列国宣传革命，尽管单次的效果不大，但终究是在一点一点的撬动清朝的统治根基。
王宠惠回忆说：“他随时都是风尘仆仆，穿着破烂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为了革命运动事业，他却是热心诚挚，永不灰心丧气。”
就这样到了1905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奔波，国外的反清力量基本被孙中山整合起来，他们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也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
反清革命，百川归海，合为一体。
因为孙中山的名望以及他为反清革命做出的贡献，他理所当然的被推选为中国同盟会总理。
而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的威望直线下滑，各省实力派看到清朝前景黯淡，便对清朝丧失信心，转而认为号召反清革命的孙中山，有可能是未来的明星人物。
于是，孙中山在国内的形象，也从大逆不道的造反者，转变为爱国的革命者。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孙中山便在国内奠定了“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
事实证明，当时代风向转变的时候，最先走向正确方向的人，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先行者，从而斩获旁人无法企及的名望，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孙中山在甲午战争以后，敏锐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4、
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反清革命便有了组织，完全有资格和清朝硬碰硬了。
于是自1907年开始，孙中山陆续调配人员回国，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八次武装起义。
连同之前的广州起义和惠州三洲田起义，孙中山累计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的规模都不大，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它们都是无用功吗？
当然不是。
因为清朝衰败是国内外精英人物的共识，他们参与到反清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精英人物毕竟是少数，对于农民、水手、衙役、士兵以及各类贩夫走卒来说，清朝仍然是庞然大物，他们并不知道清朝衰败到什么地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有一些人、一些事来告诉他们，清朝彻底衰败了，反清革命可以起事了。
而这些人和事，最有价值的，莫过于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冲击清朝的各级政权。
一旦武装起义的次数多了，那么所有人都会知道，哦，原来清朝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到这种地步了，既然华南可以武装起义，那我们这里也可以，大家一起上，推翻衰败的清朝。
可以说，点燃国人的反清信心，就是孙中山发动十次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两个月间就席卷全国，大半省份宣布脱离清朝，独自成立革命政府，反清革命之势如烈火燎原。
这，正是孙中山发动十次武装起义的结果。
事后，尽管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但武昌起义元勋熊秉坤说：“孙先生乃革命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
那时孙中山正在国外筹款，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放弃筹款，说了一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换句话说，他要游走列国，争取西方各国支持武昌起义和反清革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到美国纽约，向美国各界介绍了反清革命的目的，又到伦敦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会谈，请他们不要给清朝借款并贷款给革命政府。随后，孙中山到巴黎会见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到马赛会晤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
见到清朝败亡已成定居，各方为了各自的长期利益，也都对孙中山流露出和善的态度。
12月21日，孙中山回到香港，有人建议他留在广东指挥革命，但孙中山说：“广东是大后方，南京和上海是前线，我要到前线去。”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天子守国门？”
四天后，孙中山抵达上海，向英国提出三个要求——停止清朝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朝、取消英国各地政府的放逐令方便革命人士回国。这三件事，英国全部同意，非常爽快。
正因为起义元勋和外国政府的双重支持，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不顾“北方将派大军渡江”的传言，坚决到南京出席就职典礼，正式出任临时大总统之职。
那个没有鞋穿的农家少年，就这样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开启了他的后半生。
5、
从历史的经验来说，要想推翻一个旧政权，最直接的办法是拥有一块根据地，然后用一场又一场胜仗扩大根据地，并在这个过程中清洗旧势力，直至建立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新政权。
这个道理，孙中山不是不懂，他很早就设想夺取一块“飞地”，做为反清革命的根基。
但孙中山的设想没有实现。
因为清朝再衰败，在彻底崩溃以前都是全国性政权，一旦革命者在清朝境内建立根据地，清朝必然以举国之力讨伐。所以在反清革命的初级阶段，建立根据地是不切实际的。
孙中山能做的，便是在中国边缘区和外国边缘区之间游走，一点一点的积蓄力量，等待量变形成质变，再向清朝发起总决战。
这样的反清路线，导致革命力量难以深入最基层、中国社会没有重新洗牌、严重依赖外国政府的支持等负面问题，给新生的中华民国留下难以摆脱的隐患。
但在孙中山举起反清革命大旗的时候，还有其他选择吗？
恐怕是没有的。
他所走过的路，其实就是当时唯一能走通的路。
如果要给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做一个评价的话，那就是孙中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完全对得起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