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席等职，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袖之一，最突出的贡献是始终反蒋，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创办杂志，亲自主编并撰稿，他不仅在宣传上大做文章，而且积极策划军事活动。他强调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主张一方面建立平民群众的军队，声势越来越大，使蒋始终怀恨在心。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鹿颈村人，他很小的时候便接受了劳动教育，对地主的残暴和农民的贫困有着深切地了解，这也为他今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4岁时，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在上学期间，他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素养和长远的政治眼光，并得到了同盟会成员的赏识，被吸收为同盟会成员，后来，他奉命筹办黄埔军校，蒋担任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
在蒋介石的实力不断膨胀的时候，邓演达领导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邓演达在上海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又在北平、武汉等地创设分会，将一大批黄埔军校出身的高级军政人员团结过来，邓演达频频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他领导的一系列反蒋活动，引起了蒋的极大恐慌，可谓是如坐针毡，并屡派特务企图暗算，但一直没有得逞，后来还公开悬赏缉捕邓演达，赏金是二十万大洋。
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邓演达的战友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纷纷规劝他少出头露面，或者到外地去暂避，但邓演达却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既不明的，也会暗的。”而且“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让人家牺牲”。他还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
针对这件事情，邓演达专门写文章回应战友们的关怀，他写道：“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他以“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来宽慰大家，邓演达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在上海办了干部训练班，一直没有离开他的主要活动地上海。
1931年8月19日，邓演达出席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的受训干部结业典礼，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慎重起见，邓演达在头一天夜间11时即到这里，考虑到邓演达的安全，规定凡参加仪式的人，都在里面用中餐，中途不准出来，会议由邓演达亲自担任主讲，这时邓演达正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肚子很痛，要求外出购买仁丹。谁知此人离去不到一个小时，大批特务和特务、警察将愚园坊20号围得水泄不通，邓演达等十余人尽被逮捕。几个月后的11月29日，邓演达被杀害在南京城外麒麟门的沙子岗。
邓演达被捕的地点愚园坊20号从未暴露，参加培训人员事先任何人不知情，捕探何以来得如此迅速？被捕的地点而在场只有一人漏网，便是溜到外面立即给特务头子挂去电话，此人名叫陈敬斋。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生长于景德镇。学生时期品质恶劣，生活腐化，绰号为“窑公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花光了所有的家产，生活无着，便投机革命，先是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先后在广州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后来经人介绍加入了邓演达的组织，由于他有点理论水平，又是黄埔军校毕业，所以被邓演达安排在上海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陈敬斋很快就迷失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经常光顾妓院、舞厅等场所，由于花钱如流水，所以他到职以后，便经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难，闹着要补贴，此时邓演达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曾亲自批给他第一次100元，第二、三次各 80元。要到钱就直奔窑子里去了，这点钱根本不够他如此花销，这令他牢骚满腹，工作自然也不积极，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搞得机关矛盾重重，这与地下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
领导人邓演达接到陈敬斋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之后，觉得他不适合呆在上海搞秘密工作，便把他调离上海，前往福建去做一些事情，起初他拒不接受，经多次动员、劝说都没有效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一个大转弯，表示愿意去福建，并要求走之前要见邓演达一面，声称要聆听上级领导的指示，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大家一听，临行之前听一下领导的指示也是有点道理，便对他的事情没有深究。
实际上，这个灵魂龌龊的家伙，一方面对邓演达调他离开上海心生不满，更重要的是认为做这份工作报酬太低，百十块钱根本无法维持他流水般的开销，于是，生出要谋取更大利益的想法，蒋介石不是刚好悬赏20万元抓捕邓演达吗?有了这笔巨款，何愁没有钱嫖赌逍遥，花开酒地的开销呢?于是，他想到了出卖邓演达，到那里邀功请赏。所以有了他情绪上的转变。
一不做二不休，于是陈敬斋化名钟春岑，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投邮了一封告密信，称自己：“知悉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如有需要我者，请派人前来联系，以钟国昌寻弟名义，在沪《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密信的末尾提出了条件：“希给以经济上之援助与政治上之掩护。”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情报后，果然照他的要求连续刊登“钟国昌寻弟钟春岑”的启事。陈敬斋见报后按启事约定，与特务接头，并策划密捕邓演达的方案。此后，陈敬斋每日多方探听邓演达的行踪。
俗话说，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用人失察是其被出卖的根本原因。终于，陈敬斋探听到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的事情，便厚着脸皮伪装态度沉痛而诚恳，向上级要求在短训班上“聆听讲话，接受教育”。此事邓演达批准，结果被敌人逮捕并杀害。
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后，喜吱吱地找到中统特务机关来讨要赏钱了，没有想到的是中统特务头子告诉他：“事情办完了，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提出出国等要求都被拒绝，最后，特务头子告诉他，“你既不愿工作，上边发给你一万元，作为对你的奖励！”语气很坚决。陈敬斋听了浑身一激灵，绝望地嘟囔道：“做了这么大一件事，给我的钱太少了……”特务头子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发傻了！”
毫无疑问，既然已经抓到了邓演达，这个叛徒也就成了一只破鞋，没有什么价值了。陈敬斋尽管又气又急，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事，也只好像一条癞皮狗，夹着尾巴回到老家江西景德镇。他在家龟缩了３个月，见并无任何风吹草动，便渐渐放松了警惕。才逐渐抛头露面，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自产自销，重操家传的旧业，当起了老板。
邓演达牺牲一年多后的1932年，他的战友们便得到了陈敬斋在景德镇的消息，曾经便派出两名高手前往景德镇除奸，有一次除奸的人来到景德镇，打听到风流成性的陈敬斋与“定如意”酒馆老板的妹妹勾搭成奸，此后隔三岔五，便会到酒馆幽会、取乐。便打算在此动手。
这一天傍晚，景德镇市区阴云密布、暴雨如注。陈敬斋冒着雨走进酒馆。此时，一个身段妖娆、浓妆艳抹的女子，出来接过陈敬斋脱下的米黄色风衣，将衣服挂于衣挂之上，两人便有说有笑、携手揽腕进了包房。潜伏在后门除奸手确认好了行刺目标，便相互打了个招呼，随后隐藏于灯火昏暗之处。接近午夜时分，酒馆后门突然打开了一条缝隙，一个身穿米色风衣的人影闪出了门外，随后打了一辆人力车往北门方向扬长而去。
除奸人员见目标出动，赶紧骑上自行车尾随追赶。人力车行至德阳街时，一个加速度赶到前头，掏出左轮手枪，回身向人力车内一顿猛射。并确认身穿米色风衣男子身死后，便逃回客栈潜藏了起来。没有想到的是，此次除去的却是另有其人。
原来，陈敬斋走进酒馆时，恰巧与当地一个恶霸相遇，此人乃是绿林土匪出身，凶残豪横、无恶不作，当地五行八作之人无不惧他三分。陈敬斋乃是避难之人，对这样的地头蛇焉有不惧怕他的道理？于是，陈敬斋毕恭毕敬，向恶霸大大恭维了一番。喝醉酒了的他，哪里将这个酒馆老板妹妹的姘头放在眼里，他大吹大擂之后，突然对陈敬斋的风衣产生了浓厚兴致。陈敬斋的这件米色风衣，乃是货真价实的英国货，他见恶霸喜欢，也为了将来行事方便，陈敬斋便索性将风衣和帽子都送给了他。穿上风衣、戴上帽子，摇摇晃晃一顿显摆。之后，他又拍着胸脯向陈敬斋打保票，将来有事找我，在景德镇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谁知他却成了替死鬼。
此时，陈敬斋已从恶霸穿着自己的风衣被杀，敏感意识到自身危险。于是，他在寻求当地警察局保护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变换居住地址，化名为陈福林，以期逃过杀身之祸。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陈敬斋虽然狡猾，但还是没有逃惩罚，1950年3月8日，“利兴福”瓷器店老板陈福林被抓捕，此人便是逃避了近20年之久的陈敬斋，此案一度被上级定位为定为“江西一号叛逆，可见对这案的重视程度。
正义只会迟到，但不会缺失。对其投敌、陈敬斋对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随后，法院作出公正判决：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被押出法庭，执行枪决。作恶 20年之后，终于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