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司马光等后世史家批评他不知廉耻，而王安石、苏轼等人则有不同看法，认为他在乱世中保护了百姓和文化。
冯道（882年－954年），五代时期著名政治家，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并在契丹灭后晋时短暂效力于辽国，共事十位君主。
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后世评价两极分化。那么，他到底是个啥样的人？今天我们就从历史背景、政治作为、道德争议，以及文化贡献等方面，对其一生进行一个客观评述。相信大家看完后，心中自会有一个公道。
1、历史背景：乱世中的生存困境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之一（907年－960年），战乱、篡位、异族入侵交织。短短53年间，中原经历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平均每朝仅存十余年。在此背景下：
忠君观念淡化：政权合法性脆弱，士人难以效忠单一君主，“苟全性命”成为普遍选择。
民生凋敝：战乱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稳定政局、恢复生产成为当务之急。
文化危机：儒学式微，典籍散佚，文化传承面临断裂。
冯道身处这样的乱世，其选择与争议均需置于这一特殊环境中考量。
2、政治作为：务实治国的能臣
冯道虽历仕多朝，但其政治能力与务实作风备受认可。
稳定政局：冯道擅长调和矛盾，在政权更迭中多次担任宰相，确保行政体系运转。例如，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926年－933年），他辅佐明宗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史载“年谷屡稔，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直言谏诤：冯道并非一味逢迎君主。后唐闵帝时，他反对贸然讨伐藩镇；后晋高祖石敬瑭欲任命武将主政地方，冯道以“文臣未必怯于武臣”力谏，避免地方割据恶化。
外交斡旋：契丹灭后晋时，冯道被俘，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以隐忍之言缓和契丹对中原的劫掠。
3、道德争议：忠君与保民的矛盾
冯道因“事四姓十君”被后世儒家斥为“无耻之尤”（欧阳修《新五代史》），但其行为在乱世中亦有合理性：
忠君观念的困境：五代政权多由篡夺而来，君主自身合法性存疑，士人难以效忠。冯道曾言：“孝于家、忠于国，己所不为。至于成败损益，系彼天时。”（《旧五代史》）可见其更关注实际民生而非虚名。
保民为先的抉择：冯道选择留任多朝，客观上维持了官僚体系运转，减少政权真空期的社会动荡。契丹入侵时，他劝耶律德光勿滥杀汉人，被苏轼赞为“菩萨行”（《东坡志林》）。
士林评价的分化：同时代人对其多持肯定态度，称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旧五代史》）。后世理学兴起后，忠君成为绝对道德，冯道遂成反面典型。
4、文化贡献：传承文明的守护者
冯道在文化史上贡献卓著：
刊刻《九经》：他主持校订并雕版印刷儒家经典《九经》，历时22年，开创官方大规模印刷典籍之先河，促进文化传播与教育普及。
推动文治：在武人当权的时代，冯道坚持重用文臣，倡导礼制，为北宋“重文轻武”政策奠定基础。
5、客观评价：乱世中的复杂身影
肯定之处：
作为政治家，其务实作风缓解了乱世苦难，维系了社会基本秩序。
作为文化守护者，其刊刻经典之举影响深远。
个人品德上，清廉简朴（“俸禄皆与参佐同”），堪称士人表率。
争议之源：
在“忠君”与“保民”的冲突中，他选择后者，与后世儒家伦理相悖。
其圆融处世被解读为政治投机，但实为乱世中无奈的自保与责任权衡。
简而言之，冯道是五代乱世的缩影，其一生体现了士人在极端动荡中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困境。
若以传统忠君观念评判，他确为“无节之臣”；但若以民生与文化存续为尺度，他堪称“救时宰相”。
在政权如走马灯般更替的时代，冯道以超然姿态超越狭隘的君臣伦理，致力于维护社会基本稳定与文化延续，其复杂性与矛盾性正是历史多维度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