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图案中，呈现出的史前太阳崇拜、阳鸟负日信仰，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即开始孕育。关于太阳崇拜的图像形式和信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经典反映。表达这种太阳崇拜的形式或各有特色，但内涵是一致的
文 | 王巍 徐峰
在田野考古中，考古学家与各类物质相遇，由于不同的物性，遗址中曾经存在的某些器物早已腐朽消失。有机会留存下来种类最多的——陶、玉、铜等器物，成为今人窥探古代世界的主要途径。
陶器数量最多、分布最广、面貌最是丰富多元。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容器的地区之一。在赫赫有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等文化中，均有陶器或质朴、或艳丽、或简洁、或奇特的身影。
彩陶罐，寺洼遗址出土
黑、白、红 史前陶器呈现多元特征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考古学界遇到的第一个关于文化来源的争议就由陶器引发。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了史前时期的遗址，根据这个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彩陶，陶器表面绘有美观的彩绘图案。安特生通过彩陶的对比，发现仰韶彩陶与安诺及特里波列等近东和欧洲彩陶近似，于是提出它们可能同出一源。这就是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其实主要是“彩陶西来说”），只是一种假说。没过多久，这种假说就被推翻了。因为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发现了龙山黑陶文化。
黑陶以其独特的质感和光泽，成为所在时代东方地区的代表性艺术品。无论是陶色，还是器型，都呈现了和彩陶不一样的风貌。黑陶的生产技艺，凝聚了陶器诞生以来的制陶智慧。在龙山黑陶文化中，蛋壳陶制作尤为精致，且造型独特。陶胎薄如蛋壳、器表光滑油亮，显然是作为礼器使用。还有一种单耳黑陶杯，其设计与我们现代使用的马克杯十分相似。
单从彩陶与黑陶比较，陶器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已经显露。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不同区域陶器文化的多元性不断得到充实。这种多元化表现在陶色、器类、纹饰、技法等多方面。
除了彩陶、黑陶，在中国南方的沅水流域，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种距今约六七千年的白陶文化——高庙文化。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该文化堪称史前文明的璀璨星光。白陶的烧制、刻划、图像内容展现了卓越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白陶上刻划的太阳纹、凤鸟纹、神像等图案，反映当时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揭示了他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形成完整信仰体系。这大大地改写了我们对距今七千年前人们精神世界的认识，它的影响范围不止于长江流域，还包括黄河流域，甚至更远的世界。
把目光继续投向历史深处，一瞥约万年之际的上山文化，便会和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相遇。位于今天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上山文化，出土的夹炭红衣陶是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一种新陶系。陶器表面施红衣的工艺，始见于早期夹炭陶器；中晚期在夹细砂和粗泥陶器中依然流行，且工艺愈加精致，并在红衣泥料的选择及涂饰实践中发展出彩陶工艺，材料除红彩外，还包括乳白彩。上山文化彩陶是从上山文化独有的制陶工艺中诞生的。上山彩陶时间悠远，美在质朴，也美在艳丽，堪称“万年中国红”。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西边的桥头遗址（属于上山文化的中晚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陶器以粗泥陶为主，表面多装饰有红色陶衣。其中，一件造型端庄雅致的陶壶，陶色红得摄人心魄。
层见叠出的制陶工艺
不同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呈现出差异性。蛋壳陶突出特点是陶胎极薄，最薄0.2毫米，这是现代手工业技术都很难达到的水平。因其胎体极薄，制作工艺要求极高。制作伊始就选用经多次淘洗、去杂、沉淀的精细陶土，利用快轮拉坯分段制作，再粘结成型，入窑烧制前还需对窑炉预热，以防过薄胎体因受热不均而破碎。拉坯成型时不仅要高速转轮，还要极其平稳，否则难以直立成型，这需要陶工的操作手法熟练且细致。经过修整、磨光、雕刻等十几道工序，最后采用高温烧结封窑烟熏的渗炭处理方法，使陶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蛋壳陶也因成品率低、生产周期长、耗费成本高而显得弥足珍贵。
白陶的制作也颇为繁琐。首先，陶工们挖取制陶所需要的含铁量较低的高铝质耐火黏土或高镁质易熔黏土等原料，筛选、淘洗后制成可塑的泥料。再经过制坯、整形、打磨、晾晒等过程，得到胎体厚薄均匀、器表光滑平整的白陶容器坯体。烧造时需要800-900℃的高温，需要在封闭环境下的陶窑才能烧制。湖南史前白陶表面的纹饰制作主要使用戳印和刻划两类技法。刻划纹样可能使用了尖锐的竹、木或骨质工具。
通过对陶器的器类、器型等细节的比较，可以看到一个变化无穷的陶器世界。多元陶器风格背后是多元的文化圈。
美国汉学家吉德炜曾经借助“陶器的制作”“模制与模范”等标准的对比，大致勾勒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差别。他认为：一般来讲，中国东部沿海区陶器传统的关键特征包括下列几种：无彩绘；常见带棱、分节、附加堆纹；陶器通常由各部分组合而成；陶器一般有变高的趋势。相反，西北部的陶器传统仅有陶瓮、瓶、圜底鉢和盆等有限的几种陶器以及部分的彩绘陶器作标志。
他说：“西北部的制陶者是器表图案的装饰家，也是圆形的一体化陶器的设计师。东部沿海的制陶者则是造型家，同时，对陶器的生产有更大的控制能力、操纵能力、协调能力和测量能力。”
这些差异也显示了中华文明不是诞生在一个单一的区域世界中，而恰是以差异多元的地理和文化为背景不断发展绵延的。
镶绿松石八角星铜饰件，寨沟遗址出土
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中形成“雏形的中国”
在文化多元演进的同时，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也在与时俱进。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鸟为经典母题的彩陶图案逐渐向周围扩展流行。距今5500年前后，到达黄河流域全境和长江中下游北部地区。到距今5300年左右，这类彩陶图案的分布范围南达长江上中下游，北至华北平原北部及燕山山地的西辽河流域，西到甘青地区，东抵黄河下游，第一次出现了中原地区文化向周围广大地区强烈影响的态势，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黄帝炎帝集团兴起和影响范围扩展的反映，也有学者称这一现象为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而在湖湘山川间，高庙的艺术家们也在白陶表面虔诚地精雕细刻，创造出“太阳”“神鸟”“八角星纹”等普遍性主题。在高庙和千家坪遗址，最常见的是各种形态的凤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纹等图像以及各种复合图像。观察这些丰富多彩的图像，可以发现这些图像的核心是太阳，而且表现太阳的图像有多种：四角四芒形、八齿形、放射状细线形等。以太阳崇拜为核心，又存在几种组合图像，如山和日的组合、双翼载日组合、獠牙兽与飞鸟组合等。特别是双翼载日图像，显然可以归入“阳鸟负日”传统。
从高庙文化白陶图案中的凤鸟与太阳，到河姆渡文化中的“双鸟朝阳”、仰韶文化彩陶片上的“阳鸟负日”、凌家滩玉鹰，再到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马王堆汉墓T字型帛画中的“日中金乌”，一个史前至历史时期广域且绵延的图像表现形态和太阳神话呼之欲出。
玉鹰，凌家滩遗址出土
史前太阳崇拜、阳鸟负日的信仰，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即开始孕育。长江中游和下游，共饮一江水，共享同一种信仰。这背后还透露出长江中下游长时间互相关联的诸文化间互动交流，进而形成了很多的文化共性或交集。这种关于太阳崇拜的图像形式和信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经典反映。这种信仰在漫长的日子中缓慢发展、成熟。先民观察季节变化与动植物生长关系，体验寒暑交替，留心昼夜节律与太阳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对太阳的敬畏和期盼。这种太阳崇拜的表现形式各有特色，但内涵是一致的，可谓“山川异域、日月同天”。
“八角星纹”是另一个能反映广袤时空范围内文化统一性的图像或符号。八角星纹分布广阔，较集中分布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远至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社会的刻纹，近至当代的艺术纹样，俯拾皆是。八角星纹在史前陶器上出现最为普遍，高庙、大汶口、马家浜、崧泽、汤家岗等文化中皆有八角之影。在众多八角星纹材料中，凌家滩文化中的八角星纹是颇为特殊的一例，它出现在一件玉制的鹰和一件玉版上，材质的贵重和玉器造型的独特，令凌家滩文化的八角星纹多了几分不凡。最近，陕西清涧寨沟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商代镶绿松石八角星铜饰件。多元性、统一性以及绵延性，在八角星纹这样一个小小的图案上得到了完美结合。
此外，在众多的局部区域，距今五千年左右，文化统一性都在加强。如长江下游，进入崧泽文化时期，鼎、豆、壶的基本组合已经确定下来，不同地区陶器面貌的趋同性非常强。
地处淮河流域豫东平原的永城王庄遗址，考古学家揭露了一处距今5300年至4600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的中心聚落。该遗址规模宏大，出土遗物丰富，文化面貌具有多样性，陶器群因素复杂，有河南仰韶文化晚期因素、当地文化因素、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因素、山东大汶口文化因素，以及江浙沪良渚文化因素。各地文化因素在豫东汇聚。文明进程中的“融合性”得到充分体现。
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各主要文化区在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文化特征上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共性，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周边地区的中华文化圈。这一区域内诸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得到显著加强，在物质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进程中，形成了“雏形的中国”。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徐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