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
——梁启超对中国地方志的贡献与时代价值
左健伟
梁启超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在方志学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为近代中国地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方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在梁启超先生诞生152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审视他的方志学理念,加深对其在学术史上重要地位的理解,为方志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宝贵的启示。
首创 “方志学” 学科概念,推动方志学走向独立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然而,在漫长的修志历史中,“方志无学”的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尽管远在北宋元丰年间,太常博士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中首次提及“方志之学”,清代学者章学诚又提出了完整的修志理论,但真正把方志上升到学科层面研究的,应该是梁启超先生。
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21卷18号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后收入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首次正式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并将其与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并列,明确其独立地位。梁启超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1924年,梁启超发表《说方志》一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十四册(资料来源: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他认为方志学是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一部分,仍属于传统意义上方志编修的学问。但他通过对方志本体的重新认知,开创了未来方志服务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先河。他强调,方志之所以成“学”,是因为章学诚从学理层面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将方志视为地理书的观念,强调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并提出了方志分立志、掌故和文征“三书”,设立志科等修志方法,“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因此,方志学在梁启超的论述中,不仅与史学、地理学并列,还与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历算学、金石学等相提并论,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为方志学的学科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更推动了方志学从传统学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比如李泰棻于1935年编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方志学》,被称为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一批民国学者纷纷开设方志学课程,如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曾在南开、燕京、清华等校讲授“方志概要”和“方志学”课程;朱希祖与罗香林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地方志研究课程;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方志实习课”等。同时,在“分科治学”理念的关照下,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
系统研究方志源流与编纂理论,奠定学术基础
梁启超不仅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还对方志的源流、演变及编纂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方志起源于历史,却不纯属历史;起源于地理,也不纯属地理。自宋以后,方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形态,融合了多种学科的特点。梁启超认为,西晋挚虞所撰的《畿服经》和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方志的萌芽。他对历代方志的编纂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出方志编纂的经验与规律,为后世方志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曾列举一系列私家撰辑的名志,其中以江苏居多,尤以常熟、吴江为最,还将徐州鲁一同主纂的《邳州志》《清河县志》列为方志“可称者”。1924年,梁启超撰写了《说方志》一文,对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以清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称赞雍正《浙江通志》为完善之作,认为陕西、山西的方志编纂水平较高。他还特别提到了广东的新会、南海、番禺等县志,指出道光《新会县志》在全国 “称善”。梁启超列举的方志中,有不少是江苏学人纂修的外地志书。他提到仪征阮元修的《广东通志》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列举了常州人董佑诚编纂的《长安》《咸宁》二志,并称赞其“论者推为冠绝今古”。
“竹林七贤”图(前排左起:梁启超、胡庸、吴嘉瑞)
梁启超的这些评价,不仅展示了他对各地方志编纂实践的深入了解,更为后世方志的编纂树立了标杆,推动了地方志编纂水平的提升。
强调方志的 “资治” 功能,拓展方志的应用价值
梁启超深刻认识到方志在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方志的“资治”功能。他认为,方志是编写国史的基础,“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有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方志不仅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风俗等信息,还承载着地方的文化记忆和社会价值观。通过对方志的研究和利用,可以为地方治理提供参考,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留影
梁启超还指出,方志具有向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重要功能。他认为,地方资料翔实的方志,是研究一个地方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最好的乡土教材。他强调利用人们对家乡的恭敬心理,展示乡邦先辈的人格与学艺,激发人们的爱乡土观念,从而促进人群的团结与进步。这一观点不仅拓展了方志的应用价值,也为现代地方志的编纂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以方志研究助力学术研究,推动方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方志学的研究与贡献是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方志学纳入新史学的范畴,从史的角度对方志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启蒙者和开拓者。梁启超的方志学理论,不仅具有开拓性作用,还为方志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患病期间,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对方志的研究。1928年9月,他入住协和医院治病期间得到一套《信州府志》,非常高兴,没等到痊愈就携该志出院,查阅引用其中材料以续写《辛稼轩先生年谱》。这种利用方志进行史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方志学价值的高度认可。
梁启超与康有为于万木草堂
尽管梁启超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方志学的独立地位,但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方志学仍被置于历史学下的三级学科,而且在全国开设方志学课程的学校也寥寥无几。这种现状不仅与梁启超的理论相悖,与百年前中国学术界对于方志学的探索有很大差距,也不符合方志学自身的发展需求。一方面,将方志学归为历史学的三级学科,限制了其独立发展的空间,也制约了学术研究对于方志编纂和方志实践的理论支撑,方志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与历史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分类方式不利于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方志工作在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方志学理论,将方志学置于历史学之下,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方志学的实际需求。此外,方志学是中国学术体系中少有中国本土学科,方志学地位的低下,不仅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不利于方志文化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1902年前后,梁启超与子女在日本时的合影。
近年来,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与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加强方志学的研究和探索,连续三年与省社科联推出江苏省社科研究地方志专项课题,与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省内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一大批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地方志的学术研究中来,对地方志工作实践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支撑。在纪念梁启超诞辰152周年之际,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方志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方向,推动中国方志学的加快发展。
(一)提升学科地位:从附属到独立
应将方志学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赋予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不仅有助于方志学的学科建设,也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方志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与历史学存在显著差异,独立的学科地位将为其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同时,独立的学科地位也将促进方志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其国际化发展。
(二)推动学科现代化:从传统到创新
借鉴梁启超的科学方法论,推动方志学的现代化发展。方志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编纂模式,而应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实地考察、数据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新探索和新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丰富和发展传统方志学体系,提升方志学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例如,利用AI大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方志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不仅可提高编纂效率,还能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建议。
(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从封闭到开放
关注国际方志学的发展趋势,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推动我国方志学的国际化发展。加强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等有修志传统地区的学术交流,加强与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新加坡等收藏有中国方志的地区加强学术对话,推动我国方志学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升我国方志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参考资料:
1.和卫国:方志学百年回溯与展望
2.李秀霞: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梁启超与方志学
3.陈畅:纪念梁启超倡立“方志学”100周年:古老方志学的再出发
4.张乃格:千年文脉千年志,志载千年炳千秋
5.澎湃新闻:“方志学”是否已是独立学科?
来源:方志江苏
作者:左健伟(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