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 劝君少骂郭鼎堂——读郭沫若的书随想

专栏：居室求学（六十五）

邓小平在郭沫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悼词开头，先在五个领域介绍逝者，紧接着又评价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开一代诗风，在翻译、考古、艺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

我在读过郭老的许多著作，了解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社会活动后，突出的感受就是：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产生的巨人，其成就及影响，如与鲁迅相比，真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同时，我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大意是，马克思研究的门类很多，每一类都不是浅尝辄止。正如邓小平的悼词讲的，郭沫若在广泛的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

居京40年，我在工作之余常逛旧书店，今存的郭著，都是陆陆续续在旧书店一本一本买回的。后来旧书店摆出30多册的《郭沫若全集》——往往放在最高层，我没动心买，因为郭著单行本，我差不多全有。我买书是要读的，不是当摆设的。年轻时，我的兴趣是读他那几部自传，对《少年时代》最感兴趣。他写卷帙浩繁的自传，不知是否响应胡适早期对自传的提倡？胡虽提倡人人写自传，把历史研究推广到社会，但他只有一本薄薄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在反映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发展、国家兴亡的广度方面，比《四十自述》要宽广得多。中年以后，我的兴趣转到他的学术著作。他谈考古、古文字的，我不大读得懂；他研究历史人物的篇章，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述，我“无师自通” ，是能读懂的。他的结论，因我毕竟读书少，不敢轻易同意。他批驳胡适对儒家的错误分析，顾颉刚就说，郭文一出，胡适哑口无言。他说胡适“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是对的。郭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对鲁迅和王国维的比较、对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的论述、对郁达夫的深情回忆，均是我印象深刻的好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因曾作为延安整风文件，读过的人很多。据《陶希圣回忆录》说：“民国三十四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加以抨击。同时找出明末的史料，另作短文，证明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明朝失败乃是失败于清军与流寇夹攻之下。那篇社论的火气很大。郭沫若一度大起恐慌，以为国民政府就要惩治他。”一篇战斗的檄文，共产党让全党学习；国民党却视为影射当局。历史学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甲申三百年祭》是开风气之先的吧？不过，我读过几遍，感兴趣的是郭文引用的崇祯的《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原来，明末的官场生态是这个样啊！崇祯皇帝最后明白官场腐败的肿瘤，并承担责任，自我检讨，最终羞对列祖列宗，仓惶辞庙，吊死煤山，无力挽回王朝的灭亡。

在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中，关于古史的分期，关于殷周是不是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本来属于学术问题，完全是可以讨论的。但在学风不正的时期，学术问题往往引出不少不相关的麻烦；因此，虽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浪费不少时间，浪费不少学者的青春，还是干了不少和学术研究无关的事情。到学术研究秩序恢复正常时，这些人又老了，病了，死了。

青春多美丽！郭沫若、田汉在日本时，给在上海的宗白华写信投稿，讨论新诗、翻译和自己燃烧的青春；后结集《三叶集》，是一代知识青年的青春档案。那一代老前辈，为什么把精神的需求看得高于物质的需求呢？他们的青春，为什么没有庸俗，很少无聊？

郭沫若在戏剧剧本创作上的成就，他的历史剧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尝试。将历史人物搬上舞台，让演员进行二度创作和演绎，本身就是个冒险，但他还是以自己的史识史观，特别是以他磅礴的才情在重庆和北京推出自己的尝试之作。我读《武则天》，特别注意他的白话台词的锤炼之功。肯定武则天在历史上的作为，并不始于郭沫若，但在1960年创作出一个话剧舞台上的武则天，郭是第一人。我读剧本时还感到，他对上官婉儿、骆宾王的理解，比对武则天的理解更贴近人物的性格。

1965年，关于兰亭集序真伪的那场讨论，真像袁枚说的：“偶然几行字，千古讼纷纷。”几位著名的书家及学者都发表宏论，各有依据和观点。郭沫若虽名气大、地位高，但在学术问题上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法力和权力，尽管他又名“鼎堂”。我看了一些那场讨论的有关资料，发现有些对郭老的腹诽和指责，实际是个别文士的固执己见。一幅名帖真伪的讨论，不必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