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凤凰出版社”公众号， 选自周勋初《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现题目为微信编辑重拟。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各人对外界的事物所见不同，评价也就不一样。我喜欢看考古发掘方面的介绍，觉得几十年来这方面的收获太大了，因而自然想到，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应当水涨船高，业已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只是该学科的一位权威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却说：“中国学术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现在是在十字路口，彷徨不知所措，看不清。我们要从学术的角度考虑在十字路口上怎么走。现在整个学术界总的趋向都是在沉沦，怎么从沉沦中慢慢复兴？”显然，他对考古学界的情况心存隐忧。从他的提法来看，可以认为整个人文学科界都存在着问题。事实是否如此，我无法评估，恐怕也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我的主攻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史，或许因为年龄段相近的缘故吧，对学术界的现状也有一些类似看法，觉得研究队伍日益庞大，出版物越来越多，成果也似乎日新月异，但就其中的创新成分而言，却是未能与出版物的规模与先进的印刷技术相匹配。一批批崭露头角的新人，似乎缺乏基本训练，成品不符规范，内涵未见深刻。有些新秀看来似乎很有希望，但因没有明确的方向，最后达到怎样的水平，很难预料。
自知水平有限，本无资格在这里谈什么方向问题，但或许因为痴长了几岁，也写过一些东西，因此常有人请我去谈谈治学心得。盛情难却，也出去讲过几次，还曾得到过一些鼓励。我知道，做学问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自己下功夫，慢慢摸索，再在某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下，才能产生一些可以称得上成果的成果。
这里没什么窍门可找。只是从我成长的过程而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供大家参考。
建国之后，政治压倒一切，因此前十七年强调的是“观点”，以为只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像是配上了望远镜与显微镜，什么东西一到眼前就可心知肚明，不难写出高水平的文章。但在如何对待经典著作的问题上，却又问题多有。怎样阅读，如何理解，难于正确把握。结果语录开道，以论带史，一个时期强调一个方面的语录，一个时期又强调另一方面的语录，此起彼伏，令人目眩心怵。等到“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口号响彻云霄时，大家也就察觉到了学术论文不能用语录来支撑，这条道路也就无人走了。
对于这种情况，有人称之为“新经学”现象。须知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犹如周扬在与陈寅恪谈话时以买鞋为例，说明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后来又说要向老师学习，犹如鞋子也要试穿几次才得合适，因此两种提法都正确，这是在为大跃进时的“拔白旗”运动作辩护。陈寅恪就答以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周扬的话貌似辩证，实为诡辩。何况有些政治领导人还经常会发表一些即兴式的言论，也会有人悬之令典，让人顶礼膜拜。如果有人终生服膺，也就会自毁一生。
改革开放之后，形势丕变，观点问题似乎讲得少了，随之兴起的是一阵方法热，“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风行一时。三论内容是什么？“系统”“信息”二词，似乎与古代文史研究还可以有一点联系，但“控制”论如何运用，却是百思不得其解。1983年，在一次古代文论的会议上，一位年轻学者大声疾呼一定要采用“新三论”来进行研究，否则中国学术界将万劫不复，当有人请他写一篇运用“新三论”的文章作示范时，他又似乎为难起来。结果这一高潮历时不久也就慢慢降温了。事后有人说，这些术语原来是苏联用在工业领域中的，欧美文化系统中不用这一套。是否如此，我也分辨不清，反正我也不想花什么功夫去学它。我知道，个人学风已趋定型，要想去凑热闹，也挤不进去的了。
只是纵观历史，“方法”论的提出要早好多。自上一世纪始，清廷覆灭前后，就有一些先行者参照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撰写有关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专著。就文、史、哲而言，似乎要以历史方面的著作出现为早，名著也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在阅读，其后出现的吕思勉《历史研究法》，生命力也强，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新版。
古人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读书的情况可不一定这样，新出的书未必一定超过老书。关键还看作者的水平如何。
就以梁启超的这两本书来说吧，虽属草创之作，重点放在观念的革新、门类的区划、专题研究的开展等方面，逐项加以申述。作者才高学博，开示门径，所举的例证，均有引领初学的作用。读这类书，不光是知识方面的增加，还可起到开拓心胸的作用。梁启超的学术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学人之间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梁氏毕竟是大家，读读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等书，可以感染他的气派，一个人写文章，应该极力避免小家子气。
梁启超与吕思勉的书都曾重印过多次，方法方面的书都不难求得，陆懋德的专著《史学方法大纲》却是命运多舛，未能广为流传，殊为可惜。民国时期，陆氏在北京各大学主讲史学方法多年，后在讲义的基础上勒成此书。1947年时，由独立出版社于重庆出版；1969年时，台湾阳明出版社重印过一次；1980年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又重印过一次，但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流通。三处印数都很少，影响也就有限。实则此书虽篇幅无多，内容却甚为精粹。陆氏对中西史学都有很深的了解，其中介绍西方史学的优胜之处，大家对之可能比较陌生，有人囿于过去所受的教育，或许难以接受。实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确有其长处，我等自应参考。有人称陈寅恪之史学成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评陈垣则曰“不为乾嘉作殿军”，即以二人曾受西方史学影响之故，那今人又怎能弃之不顾？
西方学术承传的是思辨哲学的传统。资本主义兴起后，各种学术均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对于各种问题的考察、分析之后，加以归纳，将其内容系统化和条理化，提炼成若干守则，学习者便于掌握与操作，这就显示出了明显的优点。例如《大纲》中的“论史料”“论考证”“论解释”诸编，条分缕析，均可看出西方史学的特点。如言考证工作之步骤，分为：１） 外考证；２） 内考证。外考证中又分三步工作，问：１） 此本来自何处？２） 此本作于何人？３） 此本成于何时？内考证中分为三步工作，问：１） 作者所言之真意如何？２） 作者是否自信其所言？３） 作者是否有理由以自信其所言？诸如校正版本之错误，辨别著作之真伪，均属外考证；决定其内容所述史事之虚实，则为内考证。陆氏在申论外考证中之校勘法与辨伪法时，有许多细致的分析，且能详引我国史学中的名著加以比较，举例亦甚精当，而在论及内考证时，也有许多细致的分析，情况类同。
这种论方法的书，可以让人打开眼界，举一反三，启迪思考，读之有益。
从哲学来说，讲治学方法的书似乎较少。早期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改革开放之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两本书中所讲的“方法”，似乎偏于治学态度与读书方法，张岱年的书要晚出得多，方法论的探讨也就深入很多。
这类有关方法的书籍水平的高下，每与作者学识的高下有关。一些深造有得的人，所举例证，往往是他在科研中解决的难题，因此读者应该关注作者所举出的例证，看他是如何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严耕望在历史研究上建树颇多，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因此他的“治史三书”，讲的心得，都能给人以启发。例如他在《治史答问》中举《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为例，从分析“滴博”“蓬婆”二地着手，说明唐代四川西部地区唐蕃用兵攻守的复杂形势。文章从小处着手，说明的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且可说明杜甫此诗措词之妙。这是因为作者治历史地理有年，于此牛刀小试，自然出手不凡了。
上述事例说明，读书不能预设成见。大家既不必为名人的声誉所震慑，也不能为舆论所左右，而应当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区分读物层级的高下。
对作者提出的论点和所举的例证，都要仔细推敲，看他们的见解是否通达。例如蔡尚思在论“态度”中有“勿故误”一目，举《晋书•孙楚传》中孙楚与王济的对话为例。孙楚本想说“漱流枕石”，却误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指出其误，孙楚立即改口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这是晋人清谈中的一次著名对话，收录在《世说新语•排调》篇中。中国知识界向来视此为雅人深致，所以拿“漱石”“漱铁”“餐云”“餐霞”等词命名者不一而足。蔡氏举此作为方法中“故误”的例证，予以否定，从研治文学的人看来，则近于焚琴煮鹤。与此类似，《隋唐嘉话》中载薛元超有言，“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有的历史学家就以考证为手段而称之为不合史实，却不去考虑这条材料正可说明唐代的社会风气，这样的研究态度，都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此可知，著书立说的人不能拘执一端，自以为是，读者则应自有主见，多方考察，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
如果说，历史这门学科的知识比较具体，哲学这门学科的知识比较抽象，二者在方法上差异较大。文学问题的情况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只是由于内容方面的复杂多样，写作手法上常用虚构、夸张、神化等手段，面貌往往更趋多样，读者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步入新时期后，介绍新方法的著作更是多见，美学、文艺学、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著作，纷见迭出；或许可以说，文艺方面的方法论研究，也已成为一门学问。
如从古代文史研究方面的情况来看，所谓原型研究、比较研究、精神分析研究等新方法，都有人尝试过，然而没有大型的有代表性的专著出现，偶尔见到一些单篇论文，在学术界却是未见造成多大影响。只是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却风行一时，至今仍似风头未减。实际说来，原型研究也罢，比较研究也罢，接受美学也罢，古代诗文评中都曾有过同样内容的文字，但古人的表达方式与今人不同，中国感悟式的传统与西方分析型的表达方式差异甚大，近代学术则已倾向接受西方的表述方式，因此中国学者自可模仿西方学术，条分缕析，将后人如何接受前人诗文的影响，作系统的陈述了。
这项工作，难易迥殊。从“易”而言，一些伟大的作家，或是一些中小作家，大都已有资料汇编问世。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后人都已编成几大本的资料集，后人文集中提到该人的片言只语，都已一一抉出，作此研究的人，融会贯通之后，就可理出一条条线索；之后，就可写出一种有板有眼的“接受史”了。无怪乎这类著作层出不穷，一些博士生花上两三年的功夫，就可完成一种专著。各人情况容有不同，前期准备或有差异，但在我看来，途径或许还是相同的。
就“难”而言，接受史的写作也确实不易。作者对研究对象首先得有一个真切而全面的了解，如写“李白接受史”，那么就得对李白其人的方方面面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对后人的“接受”程度有正确的判断。他得对李白诗文在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的情况有恰切的把握，这里就得对宋代之后的文坛有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才能看清李白在宋代与其他朝代文人心目中的位置，他们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描写李白的，他们的“接受”是否与原型符合，在“接受”的过程中发生过怎样的变异，这些都是细入毫芒的事，成功与否有关执笔者的修养与学识。况且今人在古典诗文的创作上大都没有下过多大功夫，对于古人遣词造句与驱使典故的奥妙未必体会很深，因此对前后之间风格的承袭与翻新的微妙之处往往难以深入领悟。若从这些地方考察，也可知道做好这项工作并非易事了。
有人认为程千帆先生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运用了“接受美学”这种方法，然据我所知，那时他还没有阅读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也没有系统地学过，大家都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只能说是他对古代诗文沉潜有得，而且在诗学方面有深厚的修养，自然而然达到的境界。这可不是光读一些方法论的书籍就能奏功的。
就比较研究而言，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常见的比较方法，一是拿古代的某一文人或其作品与后代的某一文人或其作品相比；一是拿国外的某一文人或其作品与国内的某一文人或其作品相比，后一种比法，似乎更能博得年轻一代的喜爱。问题在于目下中国博通古今与学贯中西的人毕竟罕见，而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体系又相距甚远，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佛学上造诣精深的人避谈《文心雕龙》与佛学的关系，那些学贯中西的人也很少谈论比较文学。我们阅读一些比较中外文学的文字时，常会产生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只是处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各地人民均有了解彼此不同文化的要求，通过文学达到沟通的目的，这种方法可能还是有其前途的，但愿日后能有更多深造有得的著述出现。
目下介绍治学方法的文章中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大家不应往热点去凑，应该避热就冷，找一些他人尚未做过的题目做。这样说，当然有其道理。尤其是那些莘莘学子，学习期限有规定，必须在短期内交出让评审委员满意的成果，势难去啃那些难啃的硬骨头。因此，研究中、小作家，一些偏僻的诗文流派，还有那些显得新颖的研究方法，也就万人瞩目，群趋于是了。但从长远而言，如想有大的建树，还是得下苦功夫，做大题目。而做大题目，则无法走捷径，可以轻易取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的收获，总是与他的投入成正比的。
从我来说，本就孤陋寡闻，在方法论的问题上考虑较少，学习得也不够，本无置喙的馀地。如果要说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学些形式逻辑。试看“五四”时期的那批杰出学者，如顾颉刚等人，都曾提到学习名学教科书的重大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名学”一目，但发展得不充分。西方思辨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研究，到了近代，体系更趋完整，学习之后，自能更好地用以治学。我在《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等文中，曾以归纳法和假设法的运用论证近代学术取得的巨大进步。学者之对方法，从不自觉的状态进入自觉地运用，确是情况不同。处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形式逻辑的知识还是应该具备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强调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这是有道理的。这门学问，确是体系完整，自经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倡导后，更能予人以启迪，不能由于过去一些人的错误阐释，就以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例如其中有关对立统一的规律，我曾用以观察刘勰的“折衷”说，虽然未敢自信必是，但还是感到理论的重要启示作用。我觉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能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则对如何观察问题，以及视野的开拓、思辨能力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对于我国学人中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就事论事，更可起到针砭作用。
王国维的研究工作，富于创辟意义，大家纷纷聚焦于其方法之新。例如他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备受赞誉。实际说来，“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不单是一种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视野的开拓，以及对待材料认识上的改变。王国维从年轻时起就醉心于西方学术，因此他的选择材料，不专局限于正经、正史，虽然他在这些地方也曾下过苦功。他还注意新出土的材料中所呈现的历史现象，综合考察之后，得出了崭新的结论。由此可知，王国维的成功，首先应该注意其观念的变化，这样才能了解其对材料的采择，所谓“方法”云云，应该落实在这些上面。
傅斯年与陈寅恪都曾提出过官书与私著应该对勘互读的观点，论者以为这是他们在德国留学时，受到兰克（Ｌ.Ｖ. Ｒanke）学派影响的结果。他们把这种学术见解引进中国，可以纠正国人偏重官书的思维定势，将人们的学术眼光提高一步。因此，初学者自应对新的潮流赋予注意，不能光着眼于个别研究方法。我在介绍罗根泽先生治学生涯的经验教训时曾提出，要预流而不要赶浪头。过去学术领域中大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忙着赶浪头，导致一批批人昙花一现，新时期内仍有可能重蹈这种覆辙。
由此可见，不管你面对的是老经学还是新经学，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波逐浪，人云亦云，而要独立思考。
学术领域中的变迁，往往经历很长时间，身处其中的人，如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各门学科的特点，从文本出发进行客观的深入的解读，谨慎对待新出现的观点或方法，学问从根本上做起，则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总能取得某种成就。
清初顾炎武等人痛心于明社的覆灭，归罪于明末学风之坏，以为其时学界（包括王学左派）中的一些人，空谈性理，不顾社稷苍生的根本利益，导致亡国之祸。因此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作寻根之旅，从而兴起一股正确解读经典的思潮。顾炎武撰《日知录》，视之为经纬国家的力作；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将眼光转向当前国计民生；著《音学五书》，研究古音，为的是正确解读《诗经》等儒家经典。其后戴震等人更从小学着手，破宋学的成说，探求经典原貌，藉此寄寓他们的寄托。
清代朴学的兴起，成就巨大，所以能步步深化，靠的就是实事求是，操作规范，从文本出发。
就初学者来说，一时也不可能想得那么多，看得那么远，但还是应该冷静地对待外界的一切。尤其处在目下浮躁之风弥漫朝野之时，更不能饥不择食，看到新鲜可喜的东西就被它俘虏，也不能急于成名，想走捷径，希望运用某种新观点新方法，甚或采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名词术语，吸人眼球，追求一夜成名。
目下青年学者的压力很大，要想让每一个人都走严耕望这样的道路，怕也不太现实，但还是应该有一个近景规划与远景规划，让目的逐步实现，既出眼前成果，好在社会上立足，又可明确目标，作出一些可以预见的成绩。分清步骤，一步一个脚印，日后自可取得成功。
反躬自省，自知不该讲上面这样的话，因为本人并不具备这种资格。我这匆匆忙忙的一生，常是处在身不由己的状态，一辈子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更谈不上什么远大目标。因此上述云云，或许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愿望，因为自己无法实现，只能希望年轻一代能有比我更好的结果。是耶非耶，尚祈各界多方指正。
但我还是想从另一种角度再作一些申述。毕竟我在文史领域中跋涉过很久，而且处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状况下，还是能够留下一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其后多处闯荡，奔波于各种不同学术领域，也总能得到相应的收获，那么若把我的这些经历一一写出，或许也可作为一种“另类”的样本，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写作这一组治学经验谈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