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自传,这部自传与一般的回忆录又有很大的差别,“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书中,曾志既不曾隐晦,也不曾矫饰,而是以亲身经历,包括自己的婚姻,情感经历,极其坦诚和感人地记述折射着历史种种……
人说自古湘女多情,湖南女人至刚又至柔,激进又古板,强悍又细腻,而红色湘女更如是,曾志便是这其中的杰出代表。
1911年,曾志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盐商家庭,原名曾昭学。
尽管家境优渥,但她自幼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
1926年,15岁的她毅然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辍学,考入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正式改名为“曾志”,意为“为女性争志气”。
在讲习所,她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革命思想启蒙,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洪流。
她解除了封建包办婚约,选择与革命者夏明震(革命烈士夏明翰之弟)结为伴侣,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此后,曾志的革命生涯几乎贯穿中国革命史的各个阶段,这正为她今后的自传式回忆录极具历史参考价值提供了客观条件。
1928年,曾志随夏明震参加湘南起义,后转战井冈山,成为最早的红军女战士之一。彼时,曾志与贺子珍、伍若兰还获称“井冈山三朵花”。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她身怀六甲仍坚持战斗;担任小井红军医院党总支书记时,她为伤员寻医筹药,甚至以野菜充饥,展现了非凡的坚韧。
然而,生活的辩证法总是那么无情,革命的残酷接踵而至:新婚仅一年的夏明震在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因叛徒出卖英勇就义,第三任丈夫陶铸在一段风雨岁月中离开了人世。曾志本人亦在苏区、白区、游击区以及后来的一段风雨岁月中历经生死的考验。
1935年2月,曾志与党组织失联,踏上天南海北的“千里寻党”历程,离开闽东后她先后到回广州、宜章老家,后又抵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历时整整一年零八个月,期间她一度靠捡拾破草席度日,才终于找到党,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而这段经历后来被重提,尤其在一段风雨岁月中,令她受到错误指责,直到1979年才有“本来就是清楚的”7个字。
1969年12月,曾志被安排到粤北插队劳动,住在生产队一间布满蜘蛛网的旧民房内,保卫科长对她说:“你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不拿工分,给你一个粮油供应证……”
这一年,曾志58岁,她不曾抱怨,而是很快投入到劳动中,并组织村里人一起学习。
后来一直到1972年,曾志才结束3年的粤北农民生活,而当她离开插队的邱屋时,全村人都来为她送行,个个泪流满面。
离开粤北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曾志与女儿陶斯亮(曾志同第三任丈夫陶铸之女)、侄女在陕西临潼团聚于干休所。
这期间,曾志的生活条件明显提升,干休所的房子质量不错,是很宽敞的平房,房子里有暖气又有自来水,附近还有温泉浴池,晚上的时候可以泡个澡。
曾志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这段经历,曾坦言:“我安于临潼干休所的生活现状,并不是悲观消极的思想,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失去信心,也不是动摇了对毛主席的信仰……只要全国人民都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少数共产党人没有工作,受些委屈,一辈子当老百姓都没有关系。”
而就在1973年,曾志接到通知,如果她愿意留在西安,就让省委给她安排工作,如果她不愿意,也可以调回北京。
曾志闻讯,十分欣喜,干休所的生活尽管令她满足,但她的情感渴求、精神需求和价值追求,还是她的坚定信仰。
于是在1973春,曾志结束在临潼干休所1年的生活,携全家带上行李,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抵达北京后,曾志一家被安排住进了中组部的招待所,几天后,汪东兴找到了曾志,对她说:来北京就不要再做工作了,算离休,由中组部供养。
说完,汪东兴表示征求曾志的意见,曾志思考片刻后同意下来。
之后,曾志留在北京,见到了不少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包括江华、谭震林等,这些老同志们在风雨岁月中受到诸多磨难,但始终坚持原则,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1977年,曾志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82年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
此时的曾志,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以“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从不曾试图利用权力为亏欠太多的儿子谋个一官半职。
而革命与家庭的冲突在曾志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那个她亏欠太多的长子,是她1928年在井冈山所生。只是因战事紧急,儿子仅出生26天,曾志便将他托付给了红军战士石礼保抚养。
此后23年,母子音讯隔绝。石礼保夫妇牺牲后,孩子沦为孤儿,靠乞讨为生,改名石来发。
1951年,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才终于寻回儿子,但短暂的团聚后,她毅然让石来发重返井冈山务农,并告诫:“毛主席的儿子能上战场,我的儿子为何不能扎根农村?”
此后,石来发终其一生在井冈山担任护林员,几十年不辞劳苦地巡逻于崇山峻岭之中,后来孙子石金龙请求“农转非”时,曾志指着饭菜反问:“农民种的粮食养活了你们,为何要离开土地?”
这样“不近人情”的安排背后,是曾志对革命原则的坚守——权力绝不用来谋私。
而在严格要求家人之外,曾志对自己的要求又何尝不严苛。生活中,她节俭至极:乘火车坚持坐硬座,剩饭剩菜从不浪费,家中陈设简陋如普通百姓。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临终前,她将毕生积蓄装入87个信封,嘱托捐给贫困儿童,并立下遗嘱: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医学研究,骨灰一半撒在井冈山,与烈士同眠。
同年7月1日,石来发遵照母亲生前的嘱托,将其骨灰安葬在小井红军烈士墓旁的一处小山坡上。
回顾曾志的一生,是一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史诗。先后失去三任丈夫,她也从未动摇革命信念,她在回忆录中说:“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对我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悔。”
最后如晚年自述一般,曾志用一生诠释了“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的誓言。从井冈山的烽火到北京的高位,从骨肉分离的痛楚到清贫如洗的坚守,她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她的骨灰归于井冈山苍翠的松柏之下,而她的精神,正如墓碑所刻——“魂归井冈”,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激励后人铭记信仰、砥砺前行。
素材来源:
[1]冯宝君.曾志:情重逼云端[J].湘潮(下半月),2016,(04):309-312.
[2]申学林,黄利华.曾志——矢志不渝的女革命家[J].湘潮(下半月),2016,(04):302-304.
[3]杨光军.一生清廉的红军女战士曾志[J].人民公仆,2014,(03):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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