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受邀携夫人访华，并于同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
当时，斯诺受邀访华，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了转圜的余地，斯诺也是在时隔数年后，再次有了来中国的机会，斯诺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后来被刊登在报纸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也是在等候毛主席见面时，斯诺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见一见三十五年前护送我进入苏区采访的那位王牧师。”
其实这也不是斯诺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请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斯诺三次受邀来中国，第一次是1960年10月，第二次是1964年10月，两次他都提出了见王牧师的请求。
可遗憾的就是，斯诺三次来中国，都没能见到他心心念念的“王牧师”，成为其一生最引以为憾的事。
一
斯诺并不知道，1970年他来中国后提出见“王牧师”，极大的改善了“王牧师的处境。
1970年12月初，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被急匆匆送到了上海瑞金医院治疗，但随后被医生确诊患了胃癌晚期，在断定救治无果的情况下，医院打发这位老人回家。
可老人回到家后刚躺在床上，医院的救护车就呼啸而至，并称要把他再拉去医院，老人为此还甚是疑惑：
“去医院？今早晨不是才从医院回来？”
领头的医生也不知该如何说，只好辩称是“误会”，并明确表示此次把老人再接去医院，是上面交代下来的“政治任务”。
老人此次再度入院，情形与上次天差地别，不仅住进了单人高级病房，还受到了特护待遇。他并不清楚，医院之所以前倨后恭，主要就是因为斯诺来中国后，提出了见他的请求。
可遗憾的是，因为老人已经病入膏肓，入院救治已经来不及了。
1970年12月25日，老人与世长辞。
斯诺没能再与当年的“王牧师”会晤。
1960年10月，斯诺受邀访华时，就曾提出想见“王牧师”，并声称是他当年送自己到的延安，可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都不知道斯诺口中的“王牧师”是谁。
考虑到这是斯诺所提的请求，周总理立刻嘱咐当年知情的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找到了北京外语学校创办人浦化人，才经浦化人之口得知，当年的“王牧师”其实就是董健吾。
浦化人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当年他在上海期间，曾多次去党的一处地下联络点一 松柏斋(古玩店)，看望由店主董健吾抚养的毛泽东的孩子岸英、岸青和岸龙。
毛岸英对此事一直有印象，直至抗战胜利后回国，他还专门看望当年的“浦先生”，并对毛主席说过他与“浦先生”。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浦化人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
建国后，在一次国庆招待会上，毛主席再见浦化人时，还称他为“牧师同志”，并称他们是老朋友。
不过在这里，毛主席也许搞错了对象。
浦化人早年确实受过基督教洗礼，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还秉持“基督教救国”的思想，1922年还受冯玉祥邀请到西北军中，成了随军牧师。
当时董健吾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随军牧师，两人都是毕业于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
也许是因为都当过牧师，毛主席把浦化人和董健吾混淆了也未可知。
不过，浦化人后来成为揭开董健吾一生秘密的钥匙。
二
董健吾、浦化人在西北军中当随军牧师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
一来二去，董健吾两人和冯部中工作的共产党人渐渐熟悉，特别是当时在冯部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受此影响，两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两人开始系统性的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不久之后宁汉合流，革命进入低潮期。
冯玉祥此时彻底倒向了蒋介石，并开始在西北军中“清党”，但他没有采取翻脸的态度，而是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
图|上海圣约翰大学旧照
董健吾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后来也被列入“清党”之列，在离开西北军之前，他和浦化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
“人家都把我当作共产党，可不晓得共产党还不要我呢！"
浦化人调侃道：
“老兄，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说笑话！难道你还想加入共产党？"
没想到浦化人话音刚落，董健吾就回过头，一脸认真的表示：
“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要我，我愿意加入。我早就想过了，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
有意思的是，浦化人第二天就把董健吾秘密带到了一个地方，等到到地方以后，董健吾才知道，他要见的人就是刘伯坚。
更让董健吾吃惊的是，当时浦化人已经是共产党员。
也许是因为董健吾给冯玉祥当过秘书（后来任秘书处主任），所以组织上对他的考察时间也长不少。
在刘伯坚、浦化人介绍下，董健吾光荣入党。
1928年11月，董健吾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圣彼德堂担任牧师。党中央派在互济会工作的王弼和他接上了关系。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亲自出面说服了他加入特科，并利用牧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图|大同幼稚园旧址
1930年2月，董健吾奉令以牧师的身份开办幼稚园，专门抚养烈士遗孤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在党的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董健吾通过自筹的方式筹足了经费，并租了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武宁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创办了大同幼稚园。
后来该园又迁到了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
当时，毛主席尚年幼的三个孩子也是在此期间被送到了这里生活，直至后来被送往苏联。
1936年初，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著名记者斯诺在上海会见宋庆龄，提出要去西北红区采访的请求，宋庆龄通过电台与陕北取得联系，征询此事是否可行，恰好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急需要一个有影响的西方记者来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因此欣然同意。
不过，如何送斯诺去陕北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毕竟一个外国面孔到陕北，很容易引起注意。
宋庆龄思来想去，想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昔年创办大同幼稚园期间，就得宋庆龄多方助力，宋庆龄未必知道他党员的身份，却知道他跟共产党人关系一定不一般。
也是在这年年初，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曾计划采用政治手段解决两党分歧，宋子文奉蒋介石命令写了封信托宋庆龄转交中共，宋庆龄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董健吾。
董健吾与张学良有旧交，得益于董昔年在西安当牧师期间，后来张痴迷于收藏鼓动，董健吾在上海开设松柏斋古董店期间，还特意为张学良搜罗，张学良十分感激，为此还特意告诉董健吾：
“你以后如果有需要，一定尽力帮助。”
董健吾后来送毛岸英兄弟到苏联、送斯诺到陕北，都是得益于同张学良的这层关系。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特意提到了送他到陕北的董健吾：
“在护送路上，王牧师幽默诙谐、谈吐不凡，斯诺继续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不过很遗憾的是，在送斯诺到陕北后，董健吾就与党失去了联系，这源于同他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去了香港。
董健吾就此成了一只断线风筝。
三
董健吾在上海解放后，曾利用自己牧师身份为肃清潜伏敌特做过贡献。
1955年，潘杨案发后，董健吾受牵连入狱关押一年多，后来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才“取保候审”，之后多年，董健吾在上海依靠做推拿医生生活。
至1960年斯诺访华时问及“王牧师”的情况，中央调查后才发现，当年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同年年底，开国大将陈赓因为身体原因即将赴上海治疗，临行前毛主席、周总理特意把他叫来嘱咐，要他以中央的名义告知上海安排董健吾的工作。
毛主席还十分惋惜的说：
“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指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1961年2月2日，陈赓命工作人员通知董健吾到锦江饭店对面的小楼见面。
尽管时隔多年，董健吾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人就是陈赓，他疾步向前，伸出双臂，拥抱了这位昔年的战友。陈赓也埋怨这么多年怎么不来北京找他。
董健吾摇头，幽默地说：
“你官做大了，我怕高攀不起。”
事后陈赓把董健吾的情况告诉了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董健吾的情况才有所改善。
1962年6月，董健吾辈特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不过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董健吾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头上被扣上了“反革命”、“政治扒手”、“逃亡地主”等等帽子，甚至还有人污蔑称当年董在上海曾对毛主席的儿子拳打脚踢。
幸运的是，董健吾未挨批斗，因为对董的认定仍然是“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因此当时对董采取的政策是“对其罪行严肃批判，对其人身予以保护”。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但治疗并不彻底，同年3月19日又因胃出血住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但也并未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
当时，董的处境很艰难，医院也不愿意在他身上花费过多精力，甚至还说风凉话：
“行将就木，如此对待，亦属宽大了。”
直至斯诺访华时再度问及“王牧师”的情况，董健吾才又被送往医院救治，但已然来不及，只能依靠药物苟延残喘度日。
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临终前还对家人说：
“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978年9月，李维汉出面证实董健吾的革命经历，帮助董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