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人来说，“文明”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且基本上是一个进步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和未来取向的概念，文明意味着野蛮的反面。今天我们大都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们享有前人难以相信的文明。但我们真的是文明的吗？
从老人倒地无人扶到非洲的饥荒与瘟疫；从日益恶化的腐败与犯罪，到遍布世界的战争动乱与恐怖主义；从空气与水污染到臭氧层逐渐扩大的空洞，我们真能说自己是文明的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如何远离野蛮而“致文明”？这些问题恐怕还是现代人得好好思考的。
壹
今天已经成为普通名词的“文明”（civilization），在西方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它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在欧洲流行开来。它指的是与“现代性一起出现并与之俱进的日常生活”。关于它的产生，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有经典的论述。
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既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产物，它是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产生的。它不是一个像“自然”那样的普遍概念，而是一个具有西方历史特殊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
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但西方人却把文明看作是普遍的东西，随着西方的扩张与征服，西方人不但用“文明”概念来为自己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辩护，而且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概念。如中国人。
“文明”与“文化”一样，虽然在中国是一个起源很早的词，《尚书》就已经有“浚哲文明，温恭永塞”（《虞书·舜典》）的话。《周易》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的说法。以后也一直有人在用，如“柔远俗以文明，摄凶奴以武略”（杜光庭：《贺黄云表》）。这些用法自然不同于civilization的意思。但李渔“辟草昧而致文明”中的“文明”一词，已经接近西方的“文明”概念的意思了，即与野蛮相对立的一种状况。
至于秋瑾“文明种子已萌芽，好振精神爱岁华”（《愤时叠前韵》），则已经完全是在西方影响下用“文明”这个词了。总之，“文明”一词在古代并不常出现，直到现代才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词汇，但这已经不是原来中国传统意义的“文明”概念，而是一个基本来自西方的概念。它的这种现代演变就昭示了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中国本来有“夷”、“夏”的观念用来区分文明和野蛮，或开化和不开化，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而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念，正说明西方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巨大影响。“夷”、“夏”观念虽然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观念，但的确是有区分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国与外邦）的意思。“夏”代表开化、文明和先进。
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发现再用传统“夷”、“夏”观念来区分中国和西方就有点显得讽刺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康有为旅港，产生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的想法；另一方面，“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谭嗣同的这段颇为愤激的话便道出了传统“夷”、“夏”观念已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的现实。
西方文明使中国人折服的，不仅是它的“坚船利炮”，更有它的“风俗法度”、社会秩序和文化政治制度。郭嵩焘使英，不过两年，却有三代之制复见于今日英伦之叹。薛福成赴欧，明白了“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近代西方文明在当时多少了解它的中国人眼里，已不再是不如华夏文化的夷狄，也不仅仅徒然以物质力量优胜，而是一种本末俱高出我们原有文化的文明。“
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理，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矣。”不说与西方各国相比，就是与日本相比，也有不如。日本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输入西方文明，迅速走上富强的道路。看来文明不是特殊的东西，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状态。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逐渐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概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一段话：“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首先，“文明”就是教化，与野蛮相对。
用中国传统的“教化”概念理解civilization并无大错。中国自然是有这种意义上的文明，但汉以后衰落了，现在充其量是半文明，比非洲各国要文明，但不如西洋各国远甚。在西方人眼里，我们就是三代人眼里的夷狄，即野蛮人。这样，传统的“夷”、“夏”观念便被“文明”与“野蛮”的观念所取代。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名词转换，而是意味着接受西方“文明”观念中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可注意的是，郭嵩焘实际也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文明发展阶段论，他理解的“文明”是个单数概念，只有普遍的文明，没有个别特殊的文明。
虽然郭嵩焘把“文明”理解为教化，但后来者却更多地从物质和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如有人在《时务报》上称伦敦地铁为“文明之奇观”。又总结日本成功的经验说：“日人尝汲汲采文明之利器，实使欧美惊叹；而变革之疾速，亦使欧美生畏惧之念矣。于是今也自船舰炮枪，至法律制度，精通其神理者，盖亦不鲜。而其二十年来所施设，或简派俊才，同往欧洲，入其学堂，或学其言语，译其书籍，或聘外人为师，或编制法典，惟恐文明之难及，故致有今日之盛。”这样从物质层面对文明的理解，在当时非常流行。
然而，中国古代“教化”意义上的文明观对近代中国最初接受西方“文明”概念的人还是有相当影响，所以侧重从精神角度去理解文明的还大有人在。例如，大力鼓吹“文明”概念的梁启超就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以购军舰，朘民财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何也？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
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泄，沛然莫之能御。”这与西方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无论如何，西方的“文明”概念不像梁启超理解得那么形而上。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更像德国人对“文化”（Kultur）的理解。在德国，“文明”“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次一等的价值，即那些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文化”则与之相对，指思想、艺术、宗教等精神文明的东西。英法不像德国人那样刻意将“文明”与“文化”相对，所以它们的“文明”概念一般泛指人类达到的种种成就，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
但其进步主义的底蕴使得它往往指西方标准的高级发展阶段。正是在此意义上，“文明”与“野蛮”相对，西方代表文明，而非西方人或文化则是野蛮。但单线进化观使得西方人把他们的近代文明视为普世文明，这样，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就有了替天行道的借口。对于一切接受线性进步观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明观点，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现代仍很流行的“先进”与“落后”；“发展”与“未发展”；“开化”与“未开化”等概念，都有这样的“文明”观的底色。
贰
中国近代思想家大都接受了这样的文明观，西方近代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比我们原来的文明要高得多，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而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古代固然也不能说没有文明，但西洋文明才可称“近世文明”，其特征有三事：（1）人权说；（2）生物进化论；（3）社会主义。近代文明的特征是：“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这个对近代文明特征的总结倒也不错。
但是，一旦把西洋文明等同于近代文明，也就意味着承认西方线性进步观和历史观语境下产生的单数“文明”概念。中国和东方属于古代文明，西方代表近代文明。文明以时代分而非以地域分。这样的文明观，使得我们毫无顾惜地将传统全盘否定，一心一意走全盘西化的路（走得通走不通另作一论）。
如果说陈独秀还是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话，那么胡适就更多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近代（西洋）文明了。文明在他眼里“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这个简单的理解已经透露出他偏向从外在方面来理解“文明”。虽然他反对时人把西方文明理解为“唯物的”，而说西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可实际上却是把它理解为“唯物的”文明：“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
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借用一句东方的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种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可见他对近代文明的理解主要就是近代西方取得的物质成就。
但总的来说，此时中国人已经把文明理解为既有精神方面又有物质方面，即文明可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般人都认为二者不可分，先物质文明后精神文明是文明发展的正道。然而，对文明本质的理解，基本还是接受近代西方的观念，把西方文明视为文明的典型，以近代西方文明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文明在近代中国几乎成了进步的代名词，两者经常合用在一起。
正如鲁迅写的那样：“中国既以自尊大昭于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
然而，也不是没有人对西来的“文明”概念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章太炎对流行的文明野蛮观念不以为然：“世俗所谓文明野蛮者又非吊当之论也。”因为文明的概念本身是含有主观价值判断在内，不能用作客观判断事物的标准。时人竞言文明，非自有心得，实为跟风：“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义为准，而以虚荣为准，持斯名以挟制人心。然人亦靡然从之者。盖文明即时尚之异名，崇拜文明，即趋时之别语。……诚欲辨别是非者，当取文明野蛮之名词而废绝之。”
虽然章氏要彻底取消“文明”概念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他对此概念的批判却不能不说确有所见。文明的确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因素的概念，当它建立在某个特定历史传统和经验产生的种种成果基础上时，尤其如此。文明概念在近代一经产生，就成了西方侵略扩张的工具。
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谴责西方资产者说：“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指出，以贫困降低大众人格的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走向野蛮。
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野蛮实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逐渐看清。如严复就对西方文明有过“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八字评语。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都对西方文明有过程度不同的批判。但他们都没有像章太炎那样，对“文明”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和批判。既然“文明”是一个渗透了西方现代性价值判断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还能不能使用这个概念？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不管其起源如何，“文明”这个概念今天已经是一个普遍概念，在全球各处被人们有意义地使用着。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只要过去的经验和状况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还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只要世代相传的人们还能够从这些词的意义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些概念便有生命力。”
“文明”概念既然被我们经常而有意义地使用着，说明它还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我们也能在它那儿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不是我们要不要使用“文明”这个概念，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对“文明”这个概念有所反思，因为概念不是普遍名词，而是对事物的规定。
叁
我们现在谈文明首先会想到的是物质层面的文明或技术文明，例如，我们会把高铁或宝马看作是文明的体现。但是，西方最初的文明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它产生于欧洲绝对君主制度下的宫廷，“当社会等级系统最高等次上的人们开始区分文明的举止和不文明的举止时，在文明被看做一种红利、被看做向以公认的方式运用事物、语言和习俗精进的一种‘附加’的地方，它出现了”。
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实，而是与西方社会发展有关，尤其与现代性的产生有关，所以有人把它定义为：“与现代性一起出现并与之俱进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很自然地会把不随地大小便和保持个人卫生等说成是“文明”，把相反的行为视为不文明。至于物质文明的概念是因为后来西方人把文明的概念扩大，用它来指人类生活的各种样式和各发展阶段时，才增生的。
因此，文明说到底，就是人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感情和行为、本能和情绪以种种有目的的方式加以控制。这个定义虽然是埃利亚斯明确提出的，但也可以用中国传统的克己复礼的说法来表达。“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人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
西方思想惯于把人分为纯个人和社会的人，这种区分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不是社会的人的人，“‘个人’和‘社会’不是指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完全独立地作出决定、独立地行动和存在的个人的观点倒是人的一种发明。”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生老病死，思想和行动。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就处于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他的思想行为必须与他人相协调，方能在此人际关系网络中生存。“
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感情的冲动和理智的律动，都一直是或配合或对立地相互交叉而行。……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人要在一定社会中生存，不能不遵守这种秩序，这就要求人能控制自己的本能与行为，换言之，要求人在做事时不能越轨或出格。
在没有任何秩序的自然状态（姑且假定有这样的自然状态）或几无秩序的未开化时代，社会几无职能分工，人对他人没有依赖，个人无须克制自己的本能与感情冲动，但也最无安全，因为他随时可能遭到突然袭击，遭到暴力破门而入。霍布斯说人是由于怕死才把自己的自由让渡给一个垄断暴力的统治者，也说出了秩序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
“文明”概念之所以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发生，是因为随着西方社会向现代发展，社会形态越来越复杂多样，同时又越来越统一，人的职能分工也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秩序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今天，美国的金融风暴或欧债危机可能影响到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要求人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
从文明产生的过程来看，中世纪西方人的行为与同时期的中国人相比，是相当野蛮的。吃饭用手抓，不用餐具，公元11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元首娶了一个希腊公主，公主用叉把食物送进嘴里竟然成为当时威尼斯的一桩特大丑闻。直到五个世纪以后，“随着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这种餐具的使用才成为人们的普遍需要”。
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分工不细密，对暴力没有有效的社会管理，人的行为没有什么职位控制，尤其是武士，动辄杀人。随着专制君主政治的建立和现代国家的产生，暴力为君主或国家所垄断。“在以前是武士社会，一个人只要强而有力，他就可以施暴，就可以向着四面八方公开发泄自己的情欲情绪；而今这已招致社会的禁止，不再允许公开纵欲。”另一方面，武士要不被淘汰，被新的社会相容，他也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冲动，按照宫廷流行的“文明的”行为方式来约束自己和改变自己。
同样，新兴的市民阶级要想进入社会上层，参与对社会和国家的管理，也必须按照统治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文明礼貌”来约束自己、控制自己和规范自己。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先是西方社会的少数上层，然后才传布于愈益广大的阶层。”社会主导阶级的行为规范总是会最终渗透和影响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而成为所谓的“文明”。马克思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有这个意思。
总之，“由于人的较大群体的相互依存，在群体内部剔除了体力暴力，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间持续施加的强制变为自我强制的社会机制；这种由于交织于长长的行动链条而从小便培养起来的自我强制和一直瞻前顾后的职能，部分有着有意识自我控制的形态，部分则是以自动运作的习惯的形式出现；它们按照一种细致的、与社会状况相符的范式影响人的本能与情绪表达，使其得到缓和抑制，持续不断的克制，以及精心的调节。”
文明指的就是这样的情绪和行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克制与调节。“文明运动的趋向到处都是一样的。所造成的变化都是趋向于相对自动的自我监控，趋向于使短暂的冲动受到习惯性的长远眼光的制约，趋向于更为细致、更为牢固的自控机制的形成。”
肆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世界各国都“被纳入起初西方构成其中心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同样也发生了变化。技术、学校教育，所有这一切都只是部分现象。在为古老西方所扩张的地区，也逐步改变了个人必须与之适应的社会职能，以致这些地区的人也不得不、也有可能进行长期眼光的演练，也像西方同样强烈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整个社会的改组，也为行为文明奠定了基础，进而也在这些地区开辟了减少反差的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产生的“文明”概念的世界史背景。中国人自觉地要成为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家，就是为了能融入这个世界体系。
埃利亚斯描述的“文明”概念产生的过程是根据西方近代的历史，他也明确承认它的特殊性。文明的具体内容的确如他说的，“只有历史的经验才能明确地阐述”，但他对文明发展的特征描述，却是可以被视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即文明其实就是一个人更严格全面适度地控制自己的情感与行为的过程。
文明的古人虽然没有产生西方意义的“文明”概念，却也早就看到，人必须按照一定的礼仪教化来“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感情”，控制自己的本能和行为，才能成为文明社会的合格成员。这种认识集中体现在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十六个字正是要求人们严格全面适度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而历代儒家的修身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作如是观。
然而，对于为何人要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来控制自己的本能、情感和行为，我们的古人与埃利亚斯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埃利亚斯基本是从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自我控制，即社会发展的复杂化使得个人不得不控制自己，否则他就将被社会淘汰。而儒家则是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解释的。人作为社会的生物，必须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生存。
然而，人的自然本能与欲望，又使得他们必然会彼此发生冲突。因此，必须通过控制人的情感和行为来控制人欲。《汉书·刑法志》上说：“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天地赋人以性却不限制其用宜不宜（道家顺其自然），圣人有能力加以节控，却不能断绝人自利之欲。只能因势利导，用礼义加以节制和控制。《礼记·礼运篇》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即以礼乐仁义之器，耕人情之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和之。”而《礼记·曲礼篇》开宗明义的四“不可”，“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则揭示了礼控制人情感的本质。
在中国古代，与在近代欧洲一样，礼（文明行为）最初只是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要求，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孔孟则希望将它扩展到全社会，因为他们从来不把礼理解为仅仅是外在意义的行为规范或礼仪制度，而是首先把它理解为仁义道德得以实施和体现的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行。”（《礼记·曲礼》）礼不但是行为规范，更是反思和批判我们情感与行为的利器。这个是西方近代的文明概念缺乏的。
西方近代的文明概念当然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其价值取向的，就是把西方近代的成就作为价值标准来将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东西称之为野蛮。由于西方近代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它的底色总是与资本与金钱有关，并且最终还原为资本与金钱。事实上，今天金钱已经成了评判一切人类成就的唯一标准了。但是，密拉波（他是最早使用“文明”概念的人之一）已经看到，金钱必然使文明走向没落，真正的文明应该处在野蛮和由于金钱过剩所造成的虚假的、“腐朽没落的”文明之间。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
伍
当近代文明发源地的人们用物质文明达到的一切成就相互进行史无前例的屠杀时，全世界都看到了，文明与野蛮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而当文明变成野蛮时，就会是超级野蛮。现代科学技术似乎起到了“物尽其用”的作用，让大自然为我们的福利服务，但却也可能把地球都毁了，至少它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如臭氧层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它所消灭的丰富物种，更是不可再生的。
火车和飞机固然使我们的出行变得更为迅疾，但乘客与乘务人员的关系已不是乘客与车夫的关系了。前者纯粹是功能性的关系，而后者才是个人性的关系。同样，个人与裁缝有个人性的关系，而与服装厂的工人只有功能性关系。喝自来水好像是比喝河水或井水更文明，但却使得我们没有了干净的水源，必须往水里添加不少化学药剂。核能的开发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能源，但也使我们从此有了挥之不去的核灾难的阴影。使用化肥和农药似乎比原始耕作文明得多，使用添加剂可以使食物外观更诱人，保质期更长，但也从此使我们没有了可以放心吃的食品。
文明似乎使我们免除了劳作之苦，但却给我们增加了不堪忍受的精神负担。人们成为制式生活的动物，与自然已经疏离，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不能适应自然的节奏（这也是他们身体的节奏），而只能适应人造事物的节奏。他们失去了一种自然运动的能力。人类的生命固然变得更长，但那些有助于人类生命延长的因素明天将会缩短人类的生命，甚至注定了人类的灭绝。工作和艰辛的负担的减轻会导致所有自然资源的枯竭，并最终导致人的完全非自然化。
也许会有人说，这不是文明的错，而是使用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的人的错。这话说得不错。问题是：为何自诩受过文明熏陶或教养的现代人会那么野蛮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那些起源于欧洲宫廷的文明行为受现代性逻辑的支配，更进一步，受资本和金钱逻辑的支配。古人要求人们通过礼或通过宗教仪规戒律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为的是改变人的气质，升华人性，一句话，致力于人性的改善。而近代西方文明通过文明行为对人的情绪与行为的控制则是功能性的，是为了社会生存的需要，是出于恐惧，恐惧使得我们必须强制自己。为什么要恐惧？因为现代生活的竞争本质。
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的：“在竞争机制的强制下，为了取得更大统治区的霸权，各个国家相互间展开了斗争；这种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则表现于某些失常失灵和限制紧缩；它使得个人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有种更进一步的不安全感。匮乏、动荡和工作负担，所有这一切对恐惧的制造，不下于对生命的直接威胁。不同的统治单位内的紧张关系也是同样的情形。一方面是同一阶层人之间的非常规、非独占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是不同阶层、不同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同样也会使人处于持续不断的不安之中，对个人同样也会起一种禁戒和限制的作用；它们制造其特殊的恐惧：怕遭解雇，怕受强势者摆布，怕饥饿和贫困……怕沉沦没落，怕财产和独立性减少，怕丧失社会威望，怕从高级地位跌落下来。”总之，近代文明其实是建立在恐惧基础上，是手段性而非目的性的。
因此，作为“与现代性一起出现并与之俱进的日常生活”，作为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文明并不是一套永恒的规范。今天西方人的许多行为方式和生活趣味，在17、18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与野蛮人无异。而17、18世纪的欧洲人的许多行为方式，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也会觉得很可笑。按照17、18世纪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的话，今天人的行为肯定不是文明的，他们一定会得出文明在倒退的结论。
文明的没落和文明的衰退从19世纪以来就是西方人常常谈论的话题，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而是首先把文明理解为是人的行为方式的话，那么谁会相信文明会不断前进呢？那么，文明为何会没落？因为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如果我们同意埃利亚斯的理论的话，那么文明产生于人的自我控制，没有自我控制就没有文明。
西方近代文明只是从外在行为上要求人的自我控制，而不触及人的灵魂。一旦不遵守没事，就会不遵守。然而，正如夫子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只注意外在行为的控制最好的结果是造成一个伪君子或假斯文，最坏则是文明礼貌成为作恶的借口和或掩饰。密拉波当年就已看出西方近代文明问题之所在：“国人之文明在其风尚之温和，生活城市化，彬彬有礼，高雅举止蔚然成风，其人遵从礼仪犹如法律。我认为，这一切仅仅是道德的表面现象，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文明不能赋予社会以道德的实质与形式的话，那它对社会便毫无贡献可言。”
看来文明的命运是与人的德性联结在一起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一味放纵自己，必将导致文明的毁灭。而文明如果要得以保持，前提就是人出于德性而不是出于功利的自我控制。只有能提高人类德性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尚物尚欲尚力的现代文明的逻辑结果，一定是招致人类和地球毁灭的野蛮。埃利亚斯在他著作的最后说：“只有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关系解决和克服之后，我们才能有权说，我们是文明化了。”而我要说，只有人类能为了自我的完善而控制自己和强制自己，我们才能有权说，我们是文明化了。
来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