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文仁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两书所讨论的，是笔者用以观察1861—1898年晚清政治史的一条路径，即派系政治。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
林文仁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降，派系就是同时代人用以描述时局政情的重要元素，并非后人归纳形成的分析架构。在过去百年以来，晚清政治史，或云广义的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之所以较少由此一角度切入，主要原因或即在于一手史料，特别是官方档案相对浩繁，为相当一段时期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丰富的研究材料，创造了广大的选题空间。事实上，直至今时，这种情况基本无甚改变。问题在于主要依靠官方档案建构的研究内容，要达到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研究效能，也许不失充分，但要观照平面现象之下的底流，官方档案就未必足够了。这是因为官方档案中呈现的，较多是一种具体的“结果”或状况，相对缺乏提供一件史事发展“过程”的线索。就像笔者常举例，在官方档案中看到的奏折内容，也许能让研究者了解上折子官员对所陈奏事情的立场或主张，但这样的立场或主张究竟如何成形，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就未必看得出了。然而，研究者若能妥切地善用其他史料，例如上折子官员的私人文集，特别是一般都会收入其中的折稿，亦即所递上的奏折原稿，将之与官档中的奏折内容对照，其有所增删的部分常常就是事件发展过程里最精微、最能“说故事”的关键；掌握这些关键环节，研究者对该历史事件的理解，也才能变得更“立体”。
前所例举的私人文集，当然只是其中一种类型，余则包括私人日记、书信、年谱及形态多元的各种私家笔记，笔者将它们统称为私家史料。这些私家史料，即使是占比最大的私家笔记，多数也都属当事人或至少是当代人记当代事。那些内容，无论是一手记述，或二手听闻，一定程度而言，也具备准回忆录式的性质。结合官书或档案使用，往往才是让一段史事“活”起来的方法。以治中国史的学者来说，主攻中古史，尤其唐宋之前时代的学者，便多深谙此道，主要因为中古史之前的一手档案，几乎毁绝殆尽了，研究者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求索可堪支援的私家史料。相较之下，近代官方与一手档案保存之完整，使近代史研究圈成了古代史研究者眼中奢侈的乐园；可惜的是，也正由于同样的原因，数量恐不亚于官方档案的近代私家史料，长期未得系统性整理及有效运用。
但很幸运的是，从2002年起，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巨大的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此后以迄今日，围绕支持此工程之稀见史料纷纷编辑校刊付梓，不啻中国，乃为全球汉学界最可推重之集体成就。这也使得无论就史料之丰硕可参，抑或由此而经营出的研究成果，皆已非笔者当年成书时可相比。
笔者常用《黄帝内经》揭橥中医药调配原则的“君、臣、佐、使”，来比喻历史研究工作里包括官方档案及各种私家史料的角色定位。没有一味中药，是靠单一药材便可制就，而是多种药材依其重要顺序，妥适结合，完善其相辅相克效应的产物。任何一项历史议题的处理，不也是如此？
因着早年对晚清史的高度兴趣，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研究所后，便以晚清派系政治的研讨，作为历史学徒养成历程中的工作重心。拙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也就是以那段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基础而写成的。要理解派系政治的结构与运作，官方档案显然无法提供充足资源，这便使笔者将心力更多地投入各种私家史料的长期阅读爬梳。这么些年来，不时看到有阅众发现笔者著作对私家史料，尤其是各类笔记书的高度仰赖，辄轻予嗤诋，似乎认定若非通篇引证尽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台北故宫博物院，就不堪入流，或只配称为掌故。其实，笔者一贯强调，在晚清派系政治上投入心力，绝不代表笔者认为这就是晚清政治史的全貌，而是希望借此构成一块拼图，让整个晚清政治史的图像能拼得更完整，理解与诠释也更有机。
作为一个历史学徒，笔者总是不断提醒有机会共聚为学的朋友，所谓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因为那些事在发生的当下，就永远成为过去，再也无法重现。我们所认知的历史，是一批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谨守学术纪律，整理排比各种遗址、器物或文字记录，找出其时代意义的史家，对我们想理解的那个时代所形成的“论述”。就像著名史家王笛先生所说：“对于‘历史’这个词，我认为也有两种含义，或者说有两种历史。第一种历史，就是过去的一切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永远不复返，永远不能完整地再现。而第二种历史，其实就是‘讲故事’，就是讲人类的过去，讲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此，我总是告诉朋友们，人类文明史上，少数绝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此所以笔者每当于书肆看到类似以“这就是（或这才是）真正的某某史”为名的历史类书籍时，从不取以观之，因为由那样的书名，便可知撰写者对历史的本质毫无概念。
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晚清政治史当然也是如此，而笔者对晚清派系政治的投入，及在拙著中大量运用各种私家史料资源，也是基于同样的认知与期许。
（本文摘选自《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增订版自序，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