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石，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为北宋的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甭管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那就是他文采斐然，世所罕见。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科举的时候，因为四个字得罪了宋仁宗，与状元之位失之交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四字之差，与状元失之交臂
王安石出生在书香门第，其父亲王益乃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王安石的才学都是王益亲自教授的。
让王益惊喜的是，儿子王安石是块读书的料。王安石酷爱诗书，且有下笔成文、过目不忘的本事。很快，王安石就成了当地闻名遐迩的“神童”。
王益虽然颇有才华，但是仕途不顺。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徘徊在主簿、判官、知县这些小官之间，迟迟无法再进一步。
而年幼的王安石只得跟随父亲不断辗转各地。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王安石接触到了不少民间疾苦。他看到了那些贪官污吏、士绅豪强是如何欺压百姓的。
因此，王安石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开创一段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而这，也为他后来激进的变法行为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深知：想要改变世界，就必须登堂入室，成为宰辅之臣，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于是他更加发奋地学习，力图在科举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科举排名靠后之人，根本没有成为宰辅之臣的先例。
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自信，他压根不担心自己考不中进士。唯一担心的是能不能名列前茅。
此外，王安石深知“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他经常参加文会，想方设法结交各地才子、名士。慢慢地，王安石的名气越来越大。
到后来，他更是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不仅是士林领袖，更是朝廷重臣。有他为王安石做背书，王安石的仕途又多了一份助力。
公元1042年，信心满满的王安石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一切都如同他预料的那样，别人畏之如虎的科举，在他面前如同儿戏一般简单。
王安石一路过关斩将，轻轻松松地进入了殿试阶段。王安石相信，以他的本事，高中状元不是问题。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中间竟然出现了意外。
能参加殿试的人，其实这进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殿试的作用有两点，一点是为这些“准进士”排个名，另一个作用则是让皇帝对这些未来的进士有个大概的了解。
考生的答卷先由考官审一遍，拟定一个名次，然后再交由皇帝做最终的决断。
在考官这里，王安石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毕竟以他的名气、才华，这第一舍他其谁？
于是考官们很快便草拟出进士排名，这状元的位置正是王安石。
然而当宋仁宗拿到王安石的答卷后，却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宋仁宗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据说曾经有大臣当面喷他，唾沫星子都喷到他的脸上了。然而宋仁宗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着说道：“是是是，爱卿说得都对，是朕错了。”
就这样一个皇帝，能让他皱眉的事情，自然不简单。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文章写得是极好的。但是其中有个词的用法让宋仁宗很不舒服，这就是“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说的是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刚继位时候的事情。当时周公旦以托孤大臣的身份辅佐周成王，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长辈。于是他以长辈的身份教诲年幼的周成王：“你这小孩子，一定要把大臣当作朋友来对待，记住了吗？”
周公旦是托孤大臣，同时也是周成王的长辈，他这么说那是没问题的。
可问题是，王安石连臣子都不是，只是一个参加科举的举子。他这里用“孺子其朋”，岂不是在以长辈的身份教训宋仁宗？
宋朝是很讲究尊卑礼法的，王安石此举在宋仁宗看来颇有些离经叛道。
最终，宋仁宗将王安石的名次赶出前三，将他和第四名的杨寘换了位置。王安石因为四字之差，与状元失之交臂，实在是可惜。
不过这也幸亏是遇到宋仁宗，如果换成别的皇帝，可能就不是改成第四这么简单了，直接革除功名，禁止参加科举都是大有可能的。
以退为进，王安石终于登堂入室
经过此事，让王安石意识到：宋仁宗是一位墨守成规的皇帝，想要指望他改变现状，怕是痴人说梦。
因此他改变主意，并不急着成为宰辅之臣，去实现他的理想。反而深耕民间，尽可能多地去了解百姓疾苦，去了解朝廷在执行层面的各种弊病。
王安石先是出任淮南节度判官，后又升任鄞县知县。此后先后出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等职。
这期间不少人都举荐王安石入朝任官，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
对于王安石来说，与其做个朝堂上可有可无的小官，不如在地方上多多历练、考察。他王安石要么不进入朝堂，一旦进入，就要成为宰辅之臣，去实现他的理想、抱负。
人就是这这么奇怪，王安石越是辞官不受，他的名声反而越好，名气也越大。到后来，满朝文武都喊着要让王安石入朝为官。好像整个宋朝就他王安石一个能人一样。
十几年后，王安石觉得他在地方上历练、考察得差不多了。于是写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他陈列了朝堂上的种种弊病甚至提出要对科举进行改变，然而这份奏疏石沉大海，宋仁宗根本不感兴趣。
这份奏疏其实就是王安石的一次试探，他要看看变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很显然，此时还不是时候，他只能继续等下去。
一心变法，可惜落得一地鸡毛
公元1067年，宋仁宗去世，宋神宗继位。与循规守矩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皇帝，他想要大干一场，成就一番不输给宋太祖的功业。
事后看来，宋神宗是个志大才疏，好高骛远的皇帝。但是那又如何？至少这位皇帝想要做出改变，并且有强烈的欲望。
于是王安石拿着他的变法方案找到了宋神宗，二人一拍即合。
王安石想要从军力、财力和百姓疾苦三方面来改变大宋。而宋神宗想要做一番大事情，却苦于朝廷在财力、军力上的不足。二人各取所需，合作起来自然顺畅。
宋神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开始主持变法。王安石的这次变法因为发生在熙宁二年，于是被称作熙宁变法。
实话实说，当时的大宋，从朝堂到民间，存在着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可是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做，急不来的。
然而宋神宗可没那个耐心，他巴不得一两年就能够完成变法，三五年就让大宋变得国富民强。然后就能平推西夏、辽国，收回幽云十六州。这怎么可能？简直是痴人说梦。
对此，王安石也没办法。如果他不能让宋神宗满意，那么他连实现理想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他只能一股脑地提出了十几项“新法”，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革。
而结果则是弄得一地鸡毛。
古人云“欲速则不达”，王安石如此操之过急，“翻车”是迟早的事情。
他的十几项新法，涉及到大宋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都会触碰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么多“新法”加起来，王安石基本把北宋朝堂的上上下下都给得罪遍了。
上至朝廷重臣，下至衙门小吏，甚至连那些普通的读书人都对王安石意见很大。因为王安石连科举的考试内容都改了，等于让那群只会吟诗作对的才子们没了用武之地。
一时间，王安石从“众望所归”变成人人喊打，弹劾他的人不在少数。
加上“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那些负责执行的地方官吏想方设法给王安石添堵，弄出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别人弹劾王安石最有力的依据。
宋神宗不明所以，最终迫于压力将王安石罢相。
但是“新法”的推行并未因此而停止，宋神宗启用王安石的心腹吕惠卿，继续推行“新法”。
然而此时除了宋神宗，已经没人关心“新法”到底成不成了。“新法”已经成为了“新旧党争”互相弹劾的借口罢了。
而这一切都和王安石最初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了。
有时候，是非对错，谁又说得清？
对于王安石，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好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奸妄”。
人们就是这么奇怪，凡事总想辩个对错。但是这个世界是由对错构成的吗？人生不是学校，哪里有什么对错之分？所谓的是非对错，有时候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就好比那些弹劾王安石的人，他们真的是为了辩个对错吗？也许像司马光这样的极少数人确实如此，但是躲在他们身后的绝大多数人，为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其实在这点上王安石就看得比较透彻。他启用的那群人，尽是些“有才无德”之人。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有能力，但是又不会拘泥于对错。他们想要高升，想要权力，那就必须帮助王安石把“新法”推行成功。
即使王安石后来离开朝堂，这些人依然坚定地支持着“新法”。无他，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新法”绑定在了一起。
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新法”能够普及，他的理想能够实现，其他的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只可惜王安石最后败了，宋神宗去世后，人亡政息，“新法”被全面废止。但是那又如何？至少他争取过、努力过，他无愧于心。
毕竟人生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对的，谁又说得清楚呢？活出自己，无愧于心，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参考资料：
《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