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军天津守将陈长捷拥兵13万余人，看似兵力庞大却危机重重。东北野战军已经结束东北战事进入华北，总兵力超过80万人，外加华北地区原有的3个兵团，解放军100余万部队对傅作义部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其中西线的国民党郭景云35军已经被我军消灭。天津陈长捷方面，面对的是刘亚楼所部34万大军的进攻，他自己手上的13万兵力明显不够。既然如此，国民党军怎么不抓紧时间撤出天津保存力量，反而落得个被全歼的下场呢？
第一个原因是傅作义不让走。49年初傅作义在华北的大城市只剩下北平和天津，如果天津守军再撤走，就只剩下一座孤城北平，没有任何守住的可能。此时傅作义心中清楚，在华北战场战解放军而胜之，只是一种妄想。真正比较合理且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是在激烈抵抗过程中向解放军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军事实力，希望我军担心伤亡而放弃进攻，从而赢得对自己最有利的谈判条件，保留自己的嫡系军队，甚至在“华北联合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要达成傅作义的这个个人目的，天津的国民党军就不能提前撤退，需要通过一场血战来展示力量，至少也要把东野的攻势拖下来，对峙2-3个月，给北平制造谈判优势。事实上国民党军在天津的部署，就是围绕着死守3个月的目标。陈长捷在将天津要塞化的同时，还下令烧毁了城外村庄，清空枪炮射界全力防守。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地方可撤。如果真要从天津撤出10余万部队，第一个目的地自然是离得最近的北平。然而此时北平已经被东野大军围成铁板一块，难以打通；而且北平城内本身还有接近25万部队，一座城市的兵员容纳数量是有限的。第二个目的地则是逃往塘沽港，走水路南撤。但是这个撤法太危险，一方面国民党军短时间内没有这么多的船，另一方面塘沽也有东野部队，国军从塘沽撤退需要与我军交战才有望夺路，并且官兵登船的过程是最危险的，几乎没有还击能力，想走海路已然不现实。
第三个原因则是军队派系原因，国民党天津守军撤不动。华北的国民党部队有两种区分，第一种是穿灰布军装的傅作义嫡系绥军，第二种则是黄绿色军装的中央系军队。傅作义在华北布防时动了脑子，把忠于自己的嫡系摆在撤往根据地绥远的西线通道上，给自己留余地，而北平以东则尽是中央军部队。显然，49年初天津的国民党军都是中央系。中央军和绥军素来不和，要这些部队（62军、86军、94军）听令撤离天津，陈长捷没有这个指挥权，甚至连傅作义都没绝对把握。因为以上三条原因，后面才有了天津29小时破城的经典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