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作者：拾光行古今 素材：肃托事件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1939年8月，苏鲁豫区党委管辖着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还有3个中心县委和3个直属县委，总共掌管着20多个县级党组织。这个区党委也叫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人们习惯上也把它称作湖西区党委。
当时在这片区域活动的八路军主力，是以343旅685团为骨干力量扩编组建的苏鲁豫支队。
这个时期的苏鲁豫边区横跨山东、江苏、河南三省。我们党抓住了徐州会战后日军在这里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建立政权、恢复基层组织，整个根据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肃托事件」爆发了。
这场「肃托」最早从湖边地委干校开始。1939年5月，湖边地委为培养干部，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的大田家村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招收了各地的知识青年来此学习。学校的日常事务由一位非党员教师魏定远负责。
因为干校在思想工作方面做得不够，到了8月分配工作的时候，一些来自沛县的学员不愿意留在湖边工作，他们提出「我们应该回原来的地方工作」。这些学员还组织了「沛县同乡会」。
湖边地委的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紧张，怀疑这是敌人在背后搞破坏。当时地委书记李毅正在饱受恶性疟疾的折磨，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处理。
这时正好康生发表了一本叫《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这本册子把托派的影响力夸大了许多，对中国托派问题的严重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宣传，让不少人对托派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王须仁趁机把干校学员中出现的一般性思想问题，恶意地扯上托派的关系。他擅自抓捕审讯教员魏定远，用引诱和逼供的手段，甚至动用酷刑，强迫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还逼他供出所谓的「托派组织」，牵连了很多人。这样就为「肃托」的恶性发展埋下了祸根。
9月3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谷亭镇湖边地委驻地召开会议。王须仁把用逼供得来的材料，向参会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等人做了汇报。随后，他们对伤痕累累的魏定远进行了集体审讯，魏定远仍然按照王须仁逼出的口供作答。
参加审讯的领导们都相信了这些供词，一致认定湖边地委确实发现了「托匪」组织。他们不但没有制止王须仁使用残酷刑讯的行为，反而对他表示赞同和支持。从此，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把「肃托」扩大到了地委机关。
王须仁拿着从魏定远身上严刑拷打得来的漏洞百出的材料作为「依据」，逮捕了正在地委组织部待分配的曹广善和地委干校的郝晓光。
他们又用酷刑逼供，导致越来越多的干部被牵连进来，其中包括不少领导。史为功、常俊亭、袁汝哲、尹夷僧、朱华等人，甚至连马霄鹏都被诬陷成「托匪」。史为功是鱼台县委书记，常俊亭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袁汝哲担任宣传部长，尹夷僧是军事部长，朱华是区党委宣传部科长，马霄鹏则是区党委宣传部长。
王须仁见事态逐渐扩大，想要大干一场。他认为必须借助王凤鸣这把「利器」来施压，于是提出地委要靠近主力部队。地委书记李毅信任主力部队，没看出王须仁的用心，就同意了这个提议。
当时在湖西中心区活动的主力，就只有王凤鸣领导的苏支第四大队。这个王凤鸣是位老红军，曾是罗荣桓的警卫员，参加过长征和平型关战役，深受罗荣桓器重。在苏鲁豫支队的七个大队中，他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四大队政委和湖西军政委员会，地位很高。可他野心膨胀，自以为功劳大，态度狂傲，想要借「肃托」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