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下乡插队时，杨庆军是我们知青点的点儿长，他就像大哥哥一样给予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当年他发扬风格，把招工进城的机会都让给同学们，他和我是最后回城的两名知青，最终他成了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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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3月中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天津的，我们插队落户的目的地是河北省邯郸地区的鸡泽县，分到鸡泽县插队落户的基本都是我们二十七中的学生。最终我们被分派在了洺河沿岸的马昌大队，我们十一名天津知青成了马昌一队的社员。
马昌大队地处河北平原，为冲洪积平原地貌形态，地势宽广平坦，土地肥沃，冬小麦播种面积大，乡亲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来到马昌大队吃的第一顿晚饭就是打卤面，张队长的媳妇亲手擀的面条，洋葱鸡蛋打的卤汁，手擀面浇上卤汁，特别好吃，我们每人都吃了两大碗，那种手擀打卤面的味道，我至今难忘。
因为当时队里没有可供我们十一名知青一起居住的地方，张队长就让我们五名女知青临时住在了队部存放农具和粮食种子的仓库里，六名男生临时住在了牛棚的草料房里。队部有现成的锅灶，我们十一名知青都在一起吃饭，帮我们做饭的是一位善良的大嫂。
忙完了春耕春播生产，天气逐渐转暖，我们五名女生居住的环境虽然也很差，可比起男生居住的环境要好很多。每当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听男同学诉苦，他们说牛棚里臭味太大，还有苍蝇，晚上入睡前要用手捏住鼻子，不然的话，很难入睡。
张队长很淳朴很善良，他理解男知青的苦衷，就笑着说：“你们先克服一下，等过完麦（麦收过后）队里就给你们盖新房。”
收麦子很苦很累，天天都起早贪黑抢收麦子，有的麦田里套种了玉米高粱，割麦子还要注意脚下的幼苗，我们真的是顾上难顾下，有时不小心就会踩踏到脚下的幼苗。队长和社员们虽然不批评我们，我们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最苦的是在烈日下割麦子，空中的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我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脸上的汗水淌进眼睛，眼睛都睁不开。一名女同学就是因为汗水淌进了眼睛，视物不清被镰刀割破了手指。好在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照，他们割完自己的麦子回头就来帮我们接趟子，帮我们割完了麦子，大家才一起坐在地头歇歇。
麦收结束后，抢种了谷子、花生、豆类和棉花，锄完了麦茬地，张队长才带领社员们为我们知青盖房子，他承诺，秋收前，一定让我们住上新房子。
张队长说话算话，二十多天的时间，一排五间新房子就落成了，在一间较宽敞的房子里垒砌了灶台，算是我们的厨房，做饭吃饭都在那一间房子里。张队长还让社员给我们垒砌了围墙，修建了厕所和猪圈。
秋收前，我们搬进了新建成的知青点，大家一致同意让杨庆军担任知青点的点儿长，因为杨庆军身体好也勤快，生产劳动中他表现最好，挑水做饭他也抢在前头，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我们搬到知青点居住后，劳动空闲时间，杨庆军就带领男知青在院子里开垦菜地，他说我们知青点的院子大，种上一院子菜，我们的吃菜问题就解决了。当年张队长就帮我们种了几垄白菜和萝卜，长势特别好，到了秋后，最大的一棵白菜达到了十二斤半。
插队落户的生活虽然很苦，可大家都相互帮助，相互包容，特别是杨庆军，他就像我们的大哥哥，处处都关爱我们，让着我们，我们这个知青大家庭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我们知青点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县粮食部门下属的粮店工作，大家都觉得杨庆军是知青点的点儿长，平时他表现最好，为知青点做的贡献最大，这个招工名额非他莫属。
杨庆军却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说他是点儿长，要抢困难让方便，他们男生更应多关照女生。经过讨论，六名男生都同意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招工名额让给我们女生。我们五名女生推来让去，最终采取了古老的“抓阄”方式，我成了十一名插队知青中的幸运儿。
令我没想到的是，那时的招工不光需要体检，还要政审，我却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终没能通过政审，错失了进城当工人的机会。
后来地区国棉厂又有了招工名额，杨庆军又给了我一份招工审批表，让我去碰碰运气，结果我又没能通过政审。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填写招工审批表了，我知道过不了政审这一关，不能白白浪费招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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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到了1977年秋天，我们知青点还剩下三个人了，就我一名女生了。当时邯钢招工，杨庆军和赵锐都希望我去邯钢当工人，他俩说只要我招工离开了知青点，他俩心里就踏实了。可我担心过不了政审这一关，说啥也没填写招工审批表。杨庆军就让赵锐填写了招工审批表，他顺利到邯钢当了工人。
恢复高考后，我和杨庆军一起连续两年报考，结果我俩都没考上。那期间我们大队也没得到招工的名额，我俩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年（1979年）的高考。在赵庄插队落户的一名同学连考两次终于考上了邯郸师范，我和杨庆军就互相鼓励，争取一起通过高考离开马昌大队。
当时马昌大队的五个生产小队一共还有五名天津知青，为了便于管理，大队书记计划把其他生产队的另三名知青合并到我们一队知青点来，张队长觉得不合理，他没答应大队书记的要求，一个生产队多一张嘴吃饭，社员们就要少分一些口粮。
1978年秋后的一天中午，张队长来到我们知青点，把我俩叫到一块，笑着对我俩说：“你看咱队里就剩下你们两名知青了，你俩的年龄也不小了，我想把你俩撮合在一起，不知你俩愿不愿意？”
我和杨庆军虽然已经很熟悉了，相互也都有好感，可谁也没往这方面想过。听张队长要做我俩的月老，当时我就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看了杨庆军一眼，就捂着脸躲到屋里去了。杨庆军平时虽然伶牙俐齿的，可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不知该怎样回答张队长了。
过了好一会子，杨庆军才红着脸说：“谢谢队长的好意，这毕竟是终身大事，我们都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也是，婚姻大事咋能不征求父母的意见呢，只要我觉得你俩的年龄都不小了，你俩又在一个院里住着，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是队长，我应该为你俩的婚姻大事操心。”张队长说完，拍了拍杨庆军的肩膀就离开了。看着张队长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很感动。
说句心里话，和杨庆军朝夕相处了九年多，我对他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心中，杨庆军就像我的哥哥，比哥哥还亲，做梦我都想和他在一起。我也感受到了杨庆军对我的喜爱，他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我，只是那个年代我们对待感情都比较含蓄，也很矜持，谁都不好意思把爱说出口。
那年冬季，交完了公粮，帮饲养员储备了足够一冬季垫牛圈的干土，队里也没啥农活了，张队长就让我和杨庆军回天津探亲过春节去了。
回到天津，我把张队长给我俩说媒的事情告诉了我父母，我父母都说杨庆军是个好小伙子，人实诚善良，长相也不错。我父母的意思也是希望我早一点定下婚事，毕竟我也二十六岁了。
春节过后，过了元宵节，我正准备去找杨庆军，当时我俩约定的是过完元宵节就回鸡泽。我还没出家门，杨庆军就来到了我家，他说正月十九回鸡泽。那天我妈留杨庆军在我家吃的午饭，他当着我父母的面表态说，一定会好好照顾我。
回到马昌大队不久，我们就得到了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1979年夏天，我和杨庆军办理好了回城手续，一起回到了天津。因为忙于办理回城的各项手续，我俩也就错过了1979年夏季的高考。
离开马昌大队时，乡亲们都来为我俩送行，张队长赶着队里的马车一直把我俩送到汽车站，还代表生产队给了我俩二十块钱。
回到天津不久，我被安置到我母亲所在的天津手表厂工作，杨庆军到拖拉机当了工人，我祖父反革命的帽子也摘掉了，只可惜我祖父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等工作稳定下来，我和杨庆军就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令我们遗憾的是，因为年龄限制，我们失去了报考大学的资格。
1981年秋天，我们的女儿一周岁了，婆婆替我们照看孩子，我和杨庆军一起报考了电大，我学的是会计专业，杨庆军学的是金融专业，通过刻苦学习，我俩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杨庆军又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今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六同学聚会，大家又说起了当年在鸡泽县插队落户的那段往事，大家都说应该好好敬杨庆军一杯酒，当年他为大家付出的最多，大家永远感激他敬重他。同学们也都很羡慕我，说我慧眼识珠找了一个好丈夫，杨庆军可是我们知青点唯一一个从正处级退下来的国家干部，也是唯一一个领取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是啊，杨庆军确实有能力，这一点我也很佩服他。
时光匆匆，日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已从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成了白发老人，年轻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已渐渐淡忘，唯独我们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却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也无法忘记，当年老队长给我俩做媒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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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过去并不是为了记住曾经的苦难，因为除了苦难，还有很多令人温暖和感动的事情。特别是第二故乡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永远都是我们的温暖和感动，永远都是我们的亲人。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宋清香老师真情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