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了。忙碌了半年，村里人都松了一口气，今年的收成好歹是抓住了。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使人兴奋的信息。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地里的秋庄稼，那点东西吸引不了山里人。离开镰收割至少还有半个月，人们的眼光全贪婪地盯着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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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地处四县交界的分水岭(榆次、太谷、和顺、榆社)，海拔比榆次高一千米。无霜期短得可怜，每年五月飞雪，九月挂霜是司空见惯的事。大约是气候严酷的原因吧，地貌也显得峭拔奇兀。到处是怪石嶙峋的沟壑，斧劈刀削的山峦，漫山遍野都是树和各种灌木丛，植被依然保持着自然原始的特点；这里的泉水也格外的丰盈，沟沟有泉，跌水、瀑布随处可见。真是一派“青山绿水”。
但是，这里却又是名副其实的穷山恶水。全大队一共才230多口人，5个自然村散落在方圆几十里的崇山岭之中。农以土为本，但这里缺的就是土。你就听听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名吧！“石屹塔公社石片村”，清一色的石头。房子全部都是石头砌的，连屋顶的瓦、屋里的炕都是石板。村里唯一的打谷场是土的，但每年要抹一层泥(否则下雨就会把下面的石头冲得露出来)，所需的土，还得到几里以外的地方专门去拉。真是掉到石头窝里了。
全村有11户人家，38口人，160亩地大约有几块，稀稀拉拉撒在几十个山峁和沟壑里，站在山顶四下看，就像从石崖中抠出来的一点土，还都是沙土，亩产只有百八十斤。由于土层薄，石头多，春秋地最费的就是犁铧。有一次，狗头耕地，一上午就打坏3个铧子。
偏偏这样山还爱长树，尤其是马尾松，顽强地扎根于石缝之中。不禁使人想起中学语文课本中收的陶铸写的散文“松树的风格”。联想此时此地，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满山的松树是个宝，但现在却不属于村里。早在50年代后期，当地建了个国营林场，山林几乎全部归公了。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林充了公，人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依靠，风景又不能当饭吃，就只有偷。当年“四清”时，这里的一个主要清查问题就是偷砍国有山林。几次运动下来，偷砍林木的事收敛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甚至挖药材，开小片荒都成了搞资本主义，社员们的裤腰带也就越勒越紧了。人们只能望山兴叹。
今年的形势突然有了转机。庆城林场传上话来，要大量收购“松芽”(松果)，鼓励各村发动社员上山采集。老乡们灰暗的脸上洋溢出了笑容，纷纷摩拳擦掌，就等一声令下准备上山了。老天爷有眼，今年山上松树挂果格外的多。
我们这帮知识青年也受到社员们情绪的感染，赶紧向社员请教怎么打松芽。武元生又逮住一个笑话我们的机会：“怎么打？上树打呗！只要有力气就行。不过你们也不要当真，上山耍去吧！”
元生是副队长，人已40开外，矮矮的身材，大脑门贼亮，生性诙谐。从早上一睁眼，一直到夜里上炕睡下，他那张嘴就不带停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村里送他绰号“豆腐磨”。他的一副嗓子奇好，每天早上呼叫社员下地干活，一句：“动弹喽，呕——” 声音在山谷中千回万转，真是荡气回肠。我们和他玩笑惯了，大小不分。
“就你那歪歪歪，我们一个顶你俩！”我们毫不客气地反击着。这倒一点不假，在地里干活，他总是落在最后，让人“装口袋”。
还是海江厚道。他告诉我们，每个人要准备一条口袋、一个箩头、一把镰刀。采松芽必须在白露时节。这时的松籽已经成熟但松果依然是青的，没有裂开。采早不熟，采晚了，松籽就炸掉了。因此，采松芽必须爬到树上一个一个地掰。一天能闹多少？上午一口袋，下午一口袋，松松宽宽一个人一天100公斤没问题。
好家伙，3分钱1斤，100公斤就是6块钱！村里工值才3角钱，这相当于在地里“死受”20天。难怪老乡们都跟喝多了酒似的。
大队通知终于下来了，从明天起，放假3天，自由活动，统一收购。虽然只有3天，但已经是很难得了。只要进了山，遍地都是钱。
晚上在女生宿舍召开了全体知青会议。我们集体户每凡有重大事情，必召开全体会议民主讨论，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集体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对每一个成员无疑都有较大的影响。
当时，各村知识青年闹“分家”成风。有的分成两拨、三拨，更有的人各一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单纯又复杂。我想我们这些人在大城市的学校里上了十几年学，一直受的是正统教育的约束。在那“众所周知”的年代里，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潮盛极一时，但人们仍处在许多新的旧的规范的约束下。一旦进入了“广阔天地”，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青年人被压抑的个性突然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所有的不规则行为都可以解释为一种最原始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冲动”。
当然，经济利益也是“闹分家”的主要原因。原先的“谦谦君子”，突然变得“锱铢必较”。有的村的插队生甚至因为吃的多少，或为一件小东西大打出手。现在的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只有“老插”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底蕴，这些无非是人们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一种自然的“心理宣泄”而已。
在当时那种心理氛围之中，我们没有分家倒真是奇迹了。这其中，女生们尤其是王端，起了很大的弥合与联结作用。
开会了。主持者自然是王端，她是我们集体户的“头”。也许是过去上学期间经常当干部的缘故，在她身上有着一种办事干练、洒脱泼辣的性格。
王端发言，简单讲了她的想法。第一天上山采松芽，先不要往远处跑，主要范围不要超出前沟、怪沟、和尚沟的范围；大家不要单独行动，分成小组，最好是男生女生搭配开，互相帮助(这一条马上被几个男生否了，她也不再坚持，但强调必须结伴上山。大家没有意见)；口袋不够，她们女生又去老乡家借了几条。除此以外，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有人突然问，收入是归个人还是归户里？她瞪大了深度近视的眼睛，似乎很惊奇地看了看大家，“当然归户里”。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收入全部用来改善伙食。
下乡以后，我们才深切地感到，“民以食为天”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当时正是身体发育期间最能吃的年龄，村里生活差，油水少，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肉吃，虽然养了鸡、猪，但根本无法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需要。男生一个赛着一个地能吃。即使如此，都瘦得像狼似的。关键是缺油水呀！未来的这笔可观收入如果装进肚子，无疑可以“壮壮门面”。
没说的，除留一个女生在家烧水做饭以外，男女齐上阵。两年重体力劳动早已把我们变成了个顶个的壮劳力。拉出去兵强马壮，比全村的全劳力都多，拉家带口的老乡没法和我们比。说句心里话，大家之所以“士气高涨”，主要在于探险，茂密神奇的原始山林吸引力太大了。这倒是让那元生说中了，“耍去吧！”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披挂齐整出发了。说披挂一点不假。进山要穿最结实的鞋子和衣服，脖子上系的垫肩，腰里刹上柴绳，别上镰刀，口袋搭在肩膀上，手里提着箩头。为了保险，有人还提上斧子。真是“全副武装”了。我们这儿的山里，野物多得很，豹子、野猪、狼之类的这里都有。不过像今天这种大规模进山，碰到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虽然没有干过打松芽的活儿，但大家心里都有底，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松果长在树上又跑不了，一目了然，上树掰就是了。山上的马尾松年头一般只有一二十年，树不大，又有横生的树枝，爬起来并不困难。我的心里尤其有底，不就是爬树吗？虽然不敢和猴子比，但是老乡却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记得春天下地锄苗时，我曾经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地头的钻天杨掏下5只小喜鹊，把村里的小娃儿们羡慕得围着我屁股后面整整转了3天。我唯一担心的是如何把一百多斤重的口袋从山上扛下来，要知道山上大部分地方连路也没有的呵。
上山了。我们三三两两地钻进密密的林子。说“钻”，只有到过原始密林的人才有体会。除了满山的松树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叫不上名字的杂树丛生其间。最讨厌的莫过于酸溜溜棵子，这里是它们的乐园。漫山遍野，把一座座山封得死死的，生命力特别顽强。这里的山路如果一年没人走，路就会完全消失。
一到秋冬季，树叶凋落后，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野果，也是山中一景。听说太原城街头居然还有沿街叫卖的，在这里人们根本不屑一顾。谁又能想到，80年代以后，它居然成了山西食品工业的开发产品，并冠以一个生疏的学名“沙棘”。
为了接近前面的一片松林，我不得不钻进一片酸溜溜丛，丈多高的灌木丛密不透风，我手、脚和镰刀全用上了。眼看就要接近目标了。“哧啦”一声传入耳朵，“妈了个巴子”，准是衣服又扯了，我心疼地想。回手一摸，果然肩膀上开了一个“天窗”。真是“出师未捷衣先破，长使窟窿挂满襟”。
在山里干活，最费的一个是鞋，一个就是衣服。下乡才两年我们早已是衣衫褴褛，全身上下补丁压补丁了。一年两丈布票应付山里劳动真是捉襟见肘，偏偏棉布和混纺布又格外地不经磨，不经扯。可惜“的卡”布的发明晚了几年，如果能赶上我们下乡那几年，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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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大约人们现在都已进入“状态”了。看见树上的松果，哪还有“耍”的心思，赶快下手。我轻松自如地连续“扫荡”了10几棵树以后，开始暗暗叫苦了。我的天！只恨爹娘少生两只手。松果都挂在远离主干的枝头，站在树上必须用镰刀把枝子钩过来，再往下掰松果。上几棵树确实比掏鸟窝容易，多了就不一样了。这时的我早已汗流浃背，手脚酸麻。好不容易一天下来，所获还不到一口袋。
同学们汇集到一起，战果都差不多，脸和手可是全花了。我们嫉妒地看着老乡们满载而归，心里愤愤不平。这帮“老冒”干社会主义没精打采，搞“资本主义”可真有两手！晚饭后，海江来看我们，我问他“搂”了多少，他不经意地说：“不多！不多！下午后半响给我妈请医生抓药，耽误了功夫。”
“到底有多少？”“两麻袋吧。”
好狗X的，耽误了功夫还二百多斤！你在哪儿干的？他只腼腆地笑笑，说不上来。
“不行！你明天得带我们找片好地界！”
“行！没问题！”他严肃地答应了。
海江这小伙子和我们关系很好，年纪虽然和我们一般大，行事却沉稳老练得出奇。最令人折服的是生性慷慨大方，讲义气。他12岁就辍学下地干活儿，过早的重担压得他背有些微驼，但长得浓眉大眼，肩膀宽阔，肌肉发达，样样农活都是拔尖的好手。我们都暗地里为他惋惜，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怎么偏偏生在富裕中农的家庭，结果入党、参军都没有他的份儿。尽管如此，大队支书也承认海江是全大队首屈一指的好小伙儿。
晚上熄灯上炕，大伙的英雄劲儿都烟消云散了。钱可真不是好挣的！而且，耍也没有耍成，大亏！
“妈的，明天不干了，上山玩儿去！”不知是谁在黑暗中愤愤地说。
这虽然只是一句气话，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有一股无名火发不出来。沉默中，我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在海江的指点下，进了大白榆沟。这条沟离村较远，山高沟深。一爬上背面阴坡，我就服了。这里的松果挂得密，路也好走得多。不到两小时，我就弄了多半口袋。当然今天的“摘果”技术也比昨天熟练多了。
突然，对面山上传来急促惊慌的喊声：“纪恺！纪恺！快来！林萱出事了！” 纪恺赶快对我说，你们先歇会儿，我过去看看。我懒洋洋地对凌文说，这些女生就会一惊一乍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会儿，那边又有人叫起来，仔细一听，是喊凌文，这回可是纪恺的声音了。凌文是印尼华侨，1965年中国和印尼断交时和家人返回祖国。刚回国时，连汉语都说不利索，人腼腆得像个小姑娘。纪恺俨然成了他的老大哥，俩人平时形影不离。别看凌文平时话语不多，干起活儿却十分精干，是我们公认的卫生员。平常谁要是有个小伤小痛，他处理起来可是心狠手辣，毫不含糊。不好！看来真是出事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赶快往山下跑，等跑到对面山坡上，那里已围了一堆人。“怎么回事？”凌文迫不急待地问。
“林萱被毒蛇咬伤了！”“那还愣着干啥？”凌文急得直跺脚，拨开人堆就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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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林萱躺在一个女生怀里，满头大汗，脸色白里泛青。地上还有呕吐的痕迹。林的右边裤腿卷了起来，腿肚子上捆着一根绳子。纪恺看来已做过临时处理，只是有些晚了，已出现了毒性扩散反应。原来，林刚被咬时没在意，以为是圪针扎了一下。过了好大会儿觉得腿不对劲，才想起检查一下，看到踝骨上的蛇牙印后，人立时就瘫软了。一块儿的女生慌作一团，赶紧大声求救。
凌文气得大骂：“你们早干什么去了！”纪恺的眼圈都红了。
凌文当机立断决定切开引流，虽然晚点，总比不切强。“你忍着点！”操起一把水果刀就切。林已经连伤带吓都懵了，居然一声没吭。伤口切开后，凌文使劲用手往外挤，挤出一些暗红色的血。“吸吧！纪恺马上趴下去对着伤口使劲地吸，直到血色变淡才停下来。
突然朱人宝一拍大腿：“嗨！想起来了，我箱子里还放着一包‘南通蛇药片’呢！”真是救命菩萨！大家都用惊喜的目光看着他，朱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们这些人数朱下乡时带的东西多，箱子行李就不用说，甚至不远千里托运来一个正儿八经的办公桌。各种补品、药品也是应有尽有。“没办法，我这人从小体虚。”他总是这样解释。但我们为这都有点看不起他。谁知居然能在危急关头起作用。还是“有备无患”呀！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赶紧把伤员送回村。纪恺一咬牙，把林背起来，蹒跚地向山下挪去。日它先人！山怎么这么陡！没下多远，一脚没踩稳，两人一齐摔倒了。幸亏一个树权止住了往下滚的趋势，好险啊！
“真没用！”背后一个粗犷的嗓音。大家回头一看，是程三货来了。他是村里的光棍汉，30开外，身材魁梧得在当地都少见，至少在一米八以上，一年四季头上都缠着条毛巾。我们管他叫“大个儿”。他平素好和人抬杠，一向独往独来。不知为什么，他在村里有个不雅的绰号，人称“白眼狼”。
“起毬开吧！”他对纪说。二话不说，上前把林背了起来，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向山下走去。没有多久就下了山
回到村里，人们都闻讯赶来，队长郭老三也回来了。他看了林的伤以后，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这得请“禁蛇的”来。在场的老乡也都附和。
“什么？胡闹！”石泽生勃然大怒。你别看他生得瘦小，但心计高，嘴又像刀子，平时连郭老三都惧他几分。村里人都认为他是个“人物”。“救人要紧！什么时候了还来这套玩艺儿！”同学们也群情汹汹，大有为真理慷慨赴义的架势。人们吵得成了一锅粥。反正有了“蛇药片”，大家的心已经放下了一半。郭老三的嗓门炸响了：“我说了算！你们娃娃们由北京来到咱这里，我得负责任！”他的脸都气黑了。
王端也急了，“队长，咱们可把话说明了，‘禁蛇的’你爱请不请，钱我们可不管出，林萱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可跟你没完。”妥协最终达成，兵分两路，一路去和顺县石场去请“禁蛇的”，钱由队里支付；一路去庆城找医生。“南通蛇药片”已经给林萱服下去了，一时还看不出什么变化。庆城路近，来回10公里，庆城驻军卫生队给的还是蛇药片。石场路远，来回30公里，晚上才到，“禁蛇的”请回来了。来人是个30多岁左右五短身材的壮年汉子，一身打扮和当地老乡一模一样。
说起“禁蛇的”，当地老乡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从他们以往的描述推断，这种角色类似跳大神的巫婆巫汉。而且一般都是祖辈单传下来的。也有念咒、舞蹈等仪式。说也奇怪，当地蛇很多，被毒蛇咬伤的事也时有发生，被蛇咬伤的老乡凭借这种“原始神秘”的方式倒也都平安地活下来了。
仪式在女生宿舍里开始进行。插队生们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准备着一旦有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出现就扑上去“玩儿命”。道具是白酒、笤帚、红布，不知是谁早就准备下了。仪式并不复杂，“禁蛇的”先是口中念念有词，手舞足蹈地做一些奇怪的动作，然后又用红布和笤帚在屋里四下挥赶。
“这是赶蛇呢。”老乡虽知我们不信，还是认真地讲解。“玩儿去！赶的是个屁！”我晒笑道。 “禁蛇的”又口中含酒向屋里各处喷。屋里弥漫着浓烈恶臭的劣酒气味，大约又是5角钱一斤的白薯酒。有的女生不禁皱起眉头，捂住鼻子。最后“禁蛇的”又喝了一口酒，在嘴里使漱了漱，之后嘴对嘴地吐到林萱的嘴里，嘱其咽下。仪式宣告完成。老乡们都松了一口气，“这回没问题，蛇也给禁死了，包好！”
郭老三恭恭敬敬地把“禁蛇的”请去吃饭，人群也渐次散去。同学们沉默着，似乎在回味着刚才的一切。不知是谁一拍大腿，“这不是耍流氓吗？”大家似乎才醒过味儿来。海江有点生气了：“甚哩？胡毬说！”掉头就走了。
听说村里为了这次禁蛇，给了人家10块钱，大家有些坐不住了。好狗日的，骗了这么多钱。收拾狗X的去！几个比较愣的，商量着去找那人算帐。终于在村头苹果树地里堵住了那人。几个人杀气腾腾地就迎上去了，“妈的，骗钱害人不说，还偷苹果，没王法了！”摁住那人就打。
“住手！”郭老三气喘吁吁地赶来，“你们怎么不讲理！是村里让他拿点苹果。人家辛苦了半天，不应该吗？”好说歹说拉开众人，禁蛇汉子抱头鼠窜而去。
半个月以后，林萱的病情好转，可以拄着杖下地了，人瘦了不少，倒有些像弱不禁风的“林妹妹”了。多年以后再次见到她我不禁又问起她的腿伤如何？她说，全好了，只是阴天下雨伤口略有点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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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村里的无头官司。我们坚持认为是“南通蛇药片”的功效；村里人则坚持认为是禁蛇人治好的，理由当然很充分，山里被蛇咬过的人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蛇药片”。谁也说服不了谁，弄得我直到现在都有些疑疑惑惑的。
本来预定3天的打松芽，被中途出的“蛇案”搅得一团糟。我们插队生满打满算也就干了不到一天半。一直到离开村时再也没有打过松芽了。（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郝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