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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0日打到1951年1月8日，打到了北纬37°附近。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彭认为联合国军正想诱中、朝部队深入南方，以便围而歼之。
这时，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来，要求中、朝部队不停顿地向南推进。此人便是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蒂柯夫。在第二次战役后，苏联大使对彭德怀指挥工作的评论是：这种打法在世界上从未见过。他说美军正在迅速奔逃，因此我军必须迅速前进。
彭德怀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并说在两次胜利之后各方面都滋长了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他认为战争将是持久的，志愿军应谨慎从事。毛泽东复电同意，并说斯大林认为志愿军的指挥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评论，也了解在朝鲜作战的困难。
他要再提供2000辆卡车以解决你的困难。后来，在第三次战役时什蒂柯夫要彭德怀把“敌人赶下海去”，受到彭的抵制。不久这位大使被召回了。苏联大使的观点在中国不是没有共鸣的。
1951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也要求把美国军队“赶下海去”。彭德怀曾感叹道，“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子赶下了海，能赶得下去吗？”
对中国来说，1950年底和1951年初是个值得认真回顾的关键时期。有的军事史学家认为，从军事上看，第三次战役后应当谨慎，不应继续南进。
1、如何解决朝鲜战争的争执？
从外交上看，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是否有可能不过“三八线”，而以“三八线”为外交武器呢？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导思想。如果将“把敌人赶下海”作为战争的目标，就不能不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1951年初，苏联向美国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苏联不会在朝鲜打仗。苏联驻东京代表团的联络主任跟美国代表讲，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这个信号之所以重要，因为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美军越过了中国边境，苏军会不会按照条约义务投入战斗？
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在此刻认为，如果中国跟美国或联合国正式打起仗来，苏联是不会管的。但英国参谋长会议的看法是苏联干预不是不可能。不过参谋长会议又说联情委员会的结论实际上是说别人奈何不了中国。美、中交战就像鲸鱼和大象厮打，谁也伤不了对方多少。可是中国间接给美国和联合国，特别是给英、法造成的伤害，要比反过来大得多。英国参谋长会议认为，即便苏联不干预，如跟中国正式公开交战，也会让西方受到致命的失败。
美国政府则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在碰都没碰共产主义世界的核心的情况下跟中国发生全面对抗”。艾德礼在1951年1月8日致信杜鲁门，对朝鲜局势深表担心。他说根据艾奇逊当天向贝文讲的情况，“美国政府可能想以对中国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政策来取代把冲突局限在朝鲜的政策”。艾德礼说不要忘记主要敌人是苏联，对中国进行不必要的挑衅是不明智的。他还说，“我们反对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杜鲁门回信说如果中国扩大战火，“我们的愿望及意图就可能会得不到满足”。他说主要关心的是集体措施原则，他对和平解决敞开每一扇大门，但绝不在侵略面前退缩。
在国会两院远东小组委员会的联席会上，国务院的腊斯克摆出了美国处理朝鲜战争问题的五种可能的做法：
武力统一朝鲜；美国从朝鲜撤军；军事上僵持不下，实行临时停火；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各国都撤军；不管利用或不利用蒋介石的部队，对大陆发动牵制性进攻。
与会者对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番，毫无结果而散。美国陷入了两难境地：既要打赢志愿军，又不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尼采对同事说，美国在远东的首要目标是：不在中国大陆打仗。这就要求把战争局限在朝鲜，而且要小心别做会使美国跟中国在别处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事情。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就全然不考虑进攻大陆了。
2、和谈的背景
1951年1月17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0次会议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应提出报告，探讨如用蒋军攻打大陆在军事上有何效果，报告还应包括如这样做了对于台湾防务有何影响。
这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分歧甚大。国家安全委员会难以进行协调。执行秘书莱伊去找艾奇逊，艾奇逊说两部门应事先商量拿出一致意见。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在2月初找艾奇逊谈此事，他强调得找个像哈里曼那样的有劲头、有主意、有威信、能领导的人来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艾奇逊说要是提名让哈里曼干了，人家“可能会提此人为人怎样的问题”。
显然，艾奇逊在麦卡锡主义的围攻下，正在失势。同时也说明，艾奇逊不愿让哈里曼来出头。杜鲁门手下这两员干将不论在背景、性格和对世事的看法上都有很大差异。深入研究这种差异，将会有助于了解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
虽然中国被打成了“侵略者”，英国政府还是继续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艾奇逊在1951年2月23日发给贝文一封私人电报，要求贝文授权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一起搞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计划，以免在公众面前再次和不必要地显示出两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英国外交部官员扬格跟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说，艾德礼首相坚定地认为，中国具有代表权这一原则是不能妥协的。
印度外交部长向美国抱怨说，如果美、英两国在联合国提出克什米尔问题提案，印度将退出联合国并被迫在感情上站在苏、中一边。杜鲁门对此极为不满，摆出了美国人所谓“像个荷兰叔叔”的架势。
他在关于报告印度意见的材料上亲笔批示：“印度并未在为和平而做它该做的事。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对于英国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向总统报告说：驻英使馆认为一旦保守党上台，英国对华政策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保守党可能不再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但不会从北京召回英国代表。早在1949年秋，丘吉尔便赞成承认中国了。
艾奇逊本人也在1951年10月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如果保守党上台，会在对外政策上更加团结一致和更富有责任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在1951年6月10日结束。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国政府这时设法找寻中间人来向中国传递信息，意图说服中国按美国的条件实现朝鲜和平。美国官员让中间人传话给中国：美、苏有可能打一场大仗。这样就会牵连到中国并葬送掉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期望的局面。18个月后，美国的兵力将要达到满员。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是想有一个合理与和平的解决，并且只要中国领导人“恢复了理智”就可以随时这样做。
在跟中国打了这么久以后，美国公众并不怎么敌视中国。报纸、广播也没有侮辱中国人。对美国人民来说打一场不动感情、没有仇恨的战争是一种新的现象。如果中国能跟美国讲和，是在跟一个朋友达到妥协而不是在跟敌人讲和。但是美国外交官又吓唬说，不动感情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就是杀中国人会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最后他们说，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兴趣并不很大。真正的大敌对手是克里姆林宫而不是中国。下面这句话表明了美国的真正想法：“使朝鲜局势尽可能恢复到侵略发生之前的状态。”
换句话说，也就是回到“三八线”。由于战线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战况也相对稳定，交战双方都意识到了谁也吃不掉谁？这就有了进行停战谈判的可能。
谈判先是凯南在1951年5月31日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提出来的。金日成于6月3日前往北京，跟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停战谈判的政策和方案。马立克6月23日在联合国的广播讲话中作出了公开反应。
他说，苏联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支持苏联大使的建议。通过此前此后的一系列磋商，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举行。谈判开始后，蹒跚地进行着：边打边谈；时谈时停。
3、英国对和谈的影响
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于1951年10月上台执政。保守党首相丘吉尔于1952年1月访问华盛顿，与杜鲁门会谈。艾奇逊当时说：“美国在1950年1月时认为有可能利用中、苏之间的不一致来分裂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干预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已不作此想。”
丘吉尔说，跟中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是虚构的，因为中国还不承认英国”。如果他在台上，“当中国在朝鲜向联合国军队进攻时他就会断了跟中国的关系”。但是现在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再断关系就不妥了。他表示不愿见到蒋政府被承认为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府。保守党外相艾登说他不同意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工党“认为中国可能会搞中国牌号的铁托主义”。
他认为以如此微弱的可能性作为国策的基础是不明智的。上面这两番话说来娓娓动听，实际上保守党政府与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无基本差异。
其实，就是在朝鲜战争进行期间，有些美国官员还是不断致力于把中国从苏联方面争取过来。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在1951年12月写信给杜鲁门，说他认为：
“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对俄国可能要比俄国对中国更为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俄罗斯得以在中国的后门从它的衰弱和分裂中得益。这一情况现已在逐渐改变，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其对苏态度稍有动摇就会给苏共领导带来严重的危险。一个强大而不友好的中国将会使苏共领导剧烈地修改对西方的现行政策”。
鲍尔斯断言，“我深信，必须使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长期目标成为：使中国修正其现有的对苏关系并逐渐解脱出来，处于更为独立的地位”。杜鲁门的回信对此意见表示了赞赏。当然，鲍尔斯的主意并不可能成为杜鲁门当局的政策基础。
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战争进入了第三年。李承晚由于美国和联合国保了他，日益肆无忌惮地压制民众。艾奇逊在1952年6月向内阁报告：李承晚在南朝鲜实行恐怖统治以促成自己再度当选。李承晚的态度在联合国部队引起了严重关切，南朝鲜军队的士气很是低落。停战谈判也无大的进展，不时出现一方暂时退出会谈的局面。
1952年6月下旬，美国为了促使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派遣飞机轰炸了鸭绿江的水电站。此事引起英国报界及下院强烈反应。反对党攻击轰炸事件，说这样做跟英国的既定政策不符，应在事先与英国磋商。批评者还感到轰炸会给停战谈判带来反面的效果。保守党政府问驻美使馆，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勋爵是否知悉轰炸一事？1952年8月，中国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去苏联。
美国驻苏大使凯南报告说，代表团成员都是高级掌权人士，莫洛托夫和另三名政治局委员到机场迎接，说明双方都准备以巨大代价来满足彼此的要求。凯南认为会谈主要因为朝鲜问题，两国政府可能会就此达成某种新的谅解，他建议在此关头美国的外交及军事行动应极为审慎。
1952年6月中旬，一位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跟苏联代表马立克有过一番交谈。这位以色列人事后对美国人说这次交谈使他更为深信苏、中两国的政策差别极大。
双方在停战谈判中的一个重大障碍，是战俘的遣返问题。
这一难题后来以苏联提案和印度提案分别代表交战双方的态度。
联合国大会拒绝了苏联提案，朝鲜和中国又拒绝了印度提案，僵持不下。
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将驻印大使鲍尔斯的一份报告送交总统，大使说新德里大部分外交使团团长，加上尼赫鲁本人及印度外交部的官员，都认为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苏、中两国意见并不一致。中国对于印度提案本来没说什么，使印度政府以为中国会接受它。后来维辛斯基的激烈言词使人们（包括尼赫鲁在内)认为苏联是在秘密地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说尼赫鲁认为中苏关系似乎比过去更为牢固，但是如果以为不会有变化就错了。尼赫鲁感到在中国政府内部就印度提案也有很大争议。中国太大，太强；由于国家利益不同，苏联或别的国家要想在一个时期内主宰中国是办不到的；苏联希望亚洲乱，而中国由于40年来外战内争之祸连绵，需要和平来巩固已有的成果。
当交战双方都已明确再打下去自己占不了更多便宜时，战争也就临近结束了。但是朝鲜战争在1952年内是不可能结束的。原因之一是那年美国要选举总统。
美国总统一任四年，在第四年里外国政府和本国人都要看看风向。于是这位任期将届的总统便像只瘸腿鸭子，办不成什么事情。杜鲁门早已声明不求连任，共和党又抬出了颇有人望的艾森豪威尔来作总统候选人，因此杜鲁门的腿就更瘸了。艾森豪威尔已明确表示，一旦获胜上台，就要设法结束朝鲜战争。
中国、苏联和北朝鲜当然愿意跟新总统来签停战协定。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去世。同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
4、苏联的得失
在中、美、苏、英四家中，没有正式参战的苏联得益最大。
根据最近披露的资料，苏联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1950年秋冬有13个苏联空军师来华担负空防任务。第二年陆续撤离时，有偿地将其装备转交给中国空军。苏联曾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一15战斗机，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机种。总计起来，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是有偿提供的。
中国从1950一1955年总共欠苏联约13亿美元的债务，其中一半左右是抗美援朝的军火贷款。这些欠款连同利息至1965年全部还清。
但是，当时苏联口口声声要求中国保卫社会主义阵营，而自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不但不出兵朝鲜，还要叫出兵打仗并蒙受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付军火钱，似乎就有点儿讲不过去了。
连苏联的对手也看出它的问题在于胆小和自私。丘吉尔在1952年1月访问杜鲁门时，说“苏联政策的核心因素是恐惧”。
艾奇逊说，“在我看来，苏联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个政权关心的是自己掌权，首先在苏联国内，然后在卫星地区保持其影响”。艾奇逊的评论与斯大林自己的说法相吻合。1952年4月，斯大林对印度大使拉达克里希南说，“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在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印度大使后来把这句话转告了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但在同时，西方也摸不透苏联的意图究竟如何。
1952年8月，北约海军准备进行一次演习。美国坚持演习在丹麦以东的海面进行。丘吉尔担心这样做会刺激苏联。美国驻苏大使凯南也不同意这样做。但是美国国务院坚持要在这一海区演习。从丘吉尔的担心，可见苏联此时此刻在西方眼中是个怎样的庞然大物。
1952年9月，苏联《真理报》激烈攻击当时正在西欧旅行的美国驻苏大使凯南。10月3日，苏联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很难想象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前会这样做。英国外交部人士的评论是，苏联对待英、法外交官要好得多，此举显然旨在分裂西方。西方的团结确实成了问题。早在朝鲜战争初期，艾奇逊就担心这一点，他说，“最难的事是保持我们的团结”。杜鲁门同意他的看法。
1952年10月，美国驻法大使报告，美、法关系紧张，美国应准备极为困难的日子到来。法国政府拒绝美国审查法国国防预算，认为这样做是侵犯主权。法国总理皮内说，如果美国不打算提供6.5亿美元援款，法国只好重新做军事预算。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通报美国，维辛斯基向法国驻苏大使说苏联“最大的心愿”是跟法国达成一种总的谅解，作为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前奏。10月底，法国总统奥里欧尔在一个由美国大量投资的水坝落成典礼上，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
美国驻英大使也报告了他在伦敦所见到西方对于美国意图的猜疑。大使说他和凯南一样，认为斯大林继续主要寄希望于分裂西方。美国应设法与盟国建立尽可能和谐的关系，不要过分强调军事问题和避免所有高压手段的表现，最大限度地强调共产阵营以外的一切国家经济健康，政治平安。他说在美国很难认识到美国政策和行为所引起的不安和担心。
只有很少数外国人认为美国是想搞“预防性战争”，但许多人认为美国极端化或考虑不周的做法会引起战争。英国人怕苏联空军和原子弹进行报复。许多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对于不能跟苏联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共存于世而感叹不已。
1952年10月25日，艾奇逊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十天后回到华盛顿，向杜鲁门汇报情况。他感叹道，“外交就是干打楔子的活”，他认为英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次大会上顺从了正在兴起的亚非集团。艾奇逊在11月14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梅农（印度外长)自己并不危险，但是梅农加劳埃德（英国外相）那可就危险了。”1952年12月，北约理事会将在巴黎开会。艾奇逊在赴会前向内阁说，这次会议“处于北约正在瓦解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成就”。
美国驻苏大使凯南在1952年6月说，现在正是苏联人的“好时光”。的确如此。朝鲜战争，苏联没有出兵赴朝，只有一些空军在中国呆了一年，进行有限的防御作战。它向中国和北朝鲜提供了军火武器，但大部分都是有偿的。苏联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它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西欧对它又畏又敬。
美国处于被动困难的境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说话的分量比过去更大了。而苏联最大的得分在于朝鲜战争切断了美、中可能建立的关系，大大地巩固了苏联的东方。福兮祸所伏。恰恰就是在从“三八线”开始于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中，中国领教了同苏联结盟的滋味。再加上其他因素，朝鲜停战后不出几年，中苏交恶，这个同盟便名存实亡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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