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科举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范进中举》《孔乙己》等经典课文，由此形成了对科举戕害读书人的相对负面的印象。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正说科举》一书，旗帜鲜明地指出，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传统考试制度。1月23日，《正说科举》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首发。
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远帆、江苏人民出版社学术图书出版中心主任金书羽、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特约专家许友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长冯家红、南京夫子庙文旅集团研究中心主任尹磊等出席新书发布会。
张远帆表示，《正说科举》是一部能够让读者充分了解到科举制的“大家小书”，不仅有丰富的知识内涵，更表达了一名历史研究者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现场，刘海峰、张远帆共同为新书《正说科举》揭幕。刘海峰向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捐赠了一套科举古籍善本，为清顺治六年榜眼熊伯龙的制艺文集——《熊学士文稿》（苏州：怀德堂，乾隆三十九年版），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薛银代表博物馆接受了捐赠。
刘海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八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作为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刘海峰曾多次向博物馆捐赠科举文物，他捐赠的《江南贡院全图》显示，江南贡院的平面图并不是传统意义的长方形，而是扇形的建筑。
捐赠环节结束后，刘海峰做了专题讲座《为什么要为科举制正名？》。在刘海峰看来，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研究者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
刘海峰表示，科举是中国从隋唐到清末1300年间一项非常重要的选才任官制度。到清末为了废科举，对科举制进行了激愤的完全否定，难免以偏概全，而后人对科举多数留下了坏印象，至今许多人对科举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乃至形成了一种片面划分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批判科举一点也不困难，但要肯定科举则相对不容易，既需要提出充分的根据，还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韩国纪念科举的一些举措，作为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值得我们深思。”
刘海峰指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人才选拔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
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诗句反映的都是科举时代平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与史实。范进中举的故事确实生动地描写了科举时代某些文人的可笑之处，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同时也反映出“中举效应”的积极方面，即经过苦读可能出头，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走出社会底层。
科举制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考试制度,或者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古时，科举制就为日本、韩国、越南、琉球等东亚周边国家所模仿，形成了古代东亚科举文化圈。后来，又为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各种考试的始祖，科举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科举”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和兴办学堂的障碍，自此成了一个贬义词。不过，随着学界对科举制研究的深入，以及“论从史出”的治学态度等种种因素，中国学术界早就开始了为科举制平反的思潮。从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开始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逐渐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
刘海峰表示，对科举的评价从片面走向公允与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为科举正名，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依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还需要做许多宣传工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