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提案的医生们从职业信托责任出发，在特殊时候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撰文 | 陈奇锐
一月中旬，上海、北京的医生们在两会期间担忧部分集采药的质量和疗效，引起了医药、医疗圈的高度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笔者注意到，关于仿制药的质量，医药圈的观点极为割裂。有一批人认为专家们言过其实，甚至有人指责专家们沦为跨国药企的代言人，同时制药业也不乏冷静反思、探讨问题根源的声音。
作为中国医药和医疗行业的长期观察者、评论者，我很愿意谈谈我对该事件的理解。
从专家们提出来的事实来说，他们担忧的药品主要集中在麻醉药、降压药和抗生素等少数几类产品。这些产品都要求快速见效，因而效果容易感知：
麻醉药好坏，一线医生用了就马上知道；
降压药质量，患者使用一两天就知道了；
手术用到的抗生素，有没有用，医生们最多一个礼拜就知道了。
的确，他们没有随机双盲对照数据，但他们难道连个正常人的常识和判断力都没有吗？
不要说医生们反映的是个案。药品是关乎患者生命和健康的特殊商品，这要求所有的药品都必须质量可靠（现在把药品制剂做可靠并无太大技术难度）。
因此，医生和患者们有权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批评厂家和药品，有权风闻言事——毕竟证明药品质量可靠、效果可信，不是医生和患者的责任，而是厂家和监管者的责任。当厂家在出售药品、获得利润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能不当谋利的位置上，他们必须自证清白！
搞清楚了这些基本逻辑和事实，我们再从提案当事人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质疑”提案内容比较敏感，尤其这些大专家们都在体制内任职，不可能不了解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也因此没有任何企业和组织能够推动他们来一起搞破坏。
是什么让大医生们冒着“风险”，主动提出问题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医生们不得不“捍卫”一些东西：
1.保护患者生命健康的权力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者责任、重于泰山”，这是医学生誓言中列明的。
医生们怎么为患者生命保驾护航？他们的武器不过是“药品、器械、手术”等不多的手段。诊疗大多时候靠的是患者的自愈力，但关键时候、特定场景中，可靠的药品就是催化剂，是治疗效果的最重要保障。
所以当内科医生发现降压药“血压不稳”的时候，他们的担心可想而知；
当外科医生们发现“麻药不睡”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2.捍卫患者知情同意和选择权的权力
现代医学伦理的四项原则中，第一项是“尊重原则”，包括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和选择权。
在诊疗实践中，当患者已经被充分告知信息后，患者将拥有最终的选择权。
患者的知情同意和最终选择权，甚至高于“不伤害原则”和“有利原则”。现在因为临床管理中的一些限制，即使是患者要求选择某些药品，医生们也无法保证患者的选择权。
这显然违背了现代医学伦理——医生们当然可以拿政策来推脱责任，但人不能每天都生活在违背基本伦理的煎熬之中。
3.捍卫作为医生职业自豪感的权力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把财产甚至名誉委托于律师。医生们对这种信托责任非常清楚，他们为此感到骄傲——病人委托健康给医生们，医生们利用自己的医术、专业和良知，来帮助患者解除病痛、维护健康，这当然是种权力，同时也是医生们职业自豪感的来源。
当他们发现自己因为医术之外的原因而无力履行职责、不能更好地保护患者健康的时候，他们的自豪感将会受到打击，会感到深深的无力，他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下去。
正如上文所说，如果我们了解了现代医学的基本原则和伦理，我们就能理解医生们的焦虑和无力感，就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
这是医生群体为了捍卫自己的执业权利和患者信托责任的“无奈反击”，所谓他们是在为特定集团“利益代言”，在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阴谋论”（这相当于怀疑中国最顶尖的医生群体们缺乏良知，却又“窃居高位”，当然不值一驳）。
现在，让我们剖开现象迷雾和立场纠葛，回到本质——医生们反映的问题是不是事实？（药品必须是零差错的，即便只是一部分集采药质量有问题，也会导致医患信任危机），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些医生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作者陈奇锐，医学界网创始人、董事长。作为中国医药产业的长期观察者，2008年出版医药战略营销书籍《突围·核心力营销》，2012年创办“医学界网”并成为中国领先的医学信息传播平台，2020年获聘海南省乐城医疗先行区顾问委员会首批顾问，2022年被上海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聘为医改专家库首批决策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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