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语舜间丨记录陆舜教授肺癌诊疗领域30余年的精彩瞬间

肺癌是中国第一大癌，中国的肺癌患者数量全球领先，全球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面对过如此庞大的患者群体，那么中国医生，不仅要为患者谋生存，更要努力去成为全球肺癌研究的先行者领头人，从追逐者到引领者，肺癌诊疗发展过程困难重重，但陆舜教授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他的执着精神，将继续引领中国肺癌临床研究扬帆远航。

第一章：“赶潮儿””亦步亦趋——中国肺癌临床研究起步之路

我们大家知道实际上现代的临床研究是在1745年的时候英国一位船员（开创的），因为那个时候处于大航海时代，船员出航后因为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所以大量出现了船员的坏血病，后来英国开展了这个研究，由英国的詹姆斯（James Lind）开始称为现代临床试验的开端，在此以后就进入了我们所谓要遵循的一些临床试验的原则来验证某些干预手段是能够达到它的治疗效果的，对肿瘤而言，特别是对肿瘤内科而言，我们讲的是药物临床试验，大家知道肿瘤内科实际上还是一门相对比较新的学科，从肿瘤学来讲，先有肿瘤外科，其次有肿瘤的放射治疗，后来才有肿瘤内科，肿瘤内科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人用了芥子气，因为用了芥子气以后，这是一个毒气，毒气就把人给杀死了，当然也看到它可能杀死肿瘤，所以在芥子气以后，同样从芥子气的化学结构当中，后来就分离了第一个化疗药物称为氮芥，后来在氮芥基础上又开始不断的有新的治疗药物问世，在以前基本上都是化疗时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封闭的，因为中国那时没有改革开放，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临床试验是按照中国自己的一些标准在做，并没有按照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80年代以后，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做遵从所谓GCP原则的临床试验，GCP原则就是所谓Good Clinical Practice，就是一个好的临床的实践（标准），这个称为GCP，中国先加入了GCP试验，意味着我们在操作层面的一些原则跟国际是接轨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国际也会把一些研究，国际研究开始放到中国（开展），所以我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在这个前面中国肿瘤内科的先驱，比如说孙燕院士，管忠震教授和我的老师廖（美琳）教授，他们在80年代以前也做临床试验，那个临床试验只是在中国开展的基于中国标准的一些研究，80年代以后逐步的融入国际临床研究，对肺癌来讲，大概是要在90年代末了，为什么是90年代末呢，大家知道90年代末化疗才首次证明在肺癌当中给病人带来生存的获益，我是个搞肺癌的，我就把这个定为1999年左右定为中国现代肺癌临床试验的元年，还有一个问题是1999年国家药监局成立，所以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以前是卫生部药政司在管理，并不符合一个现代的标准，国家药监局成立以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管，所以这个我称为元年，所以从1999年到2009年，我称之为赶潮儿，那个时候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上肺癌领域新的治疗手段不断问世，中国开始融入了国际多中心研究，加入了国际多中心的一些随机对照的研究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的研究者几乎只是贡献病人，我们在临床试验的设计，方案的制订，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一些先进的方法和理念，特别像随机双盲多中心的研究，包括一些数据的处理以及病人入组以后的一些管理等等，几乎是跟国际因为在同步做，在同样的条件下监管，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这个学习为主表现在研究者对临床试验方案的理解的学习，在操作层面的学习和中国的一些企业研究人员的学习，因为先是跨国公司在做，这些人员是流动的，也为未来中国本土的一些生物医药研发奠定了一些人才，所以他的人才实际上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医生层面，或者我们称为研究者层面的培训，第二个人才培训是药物研发人员对中国本土企业，也是一个人员的积累培训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医院对这个临床试验的管理，比如说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中国国家药监局，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学习对临床试验的监管，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主要称为"赶潮儿”，就是我们在学习，融入国际的临床试验，我为什么以2009年为一个时间节点，正好一个十年，因为大家知道在肺癌当中，一篇具有划时代研究的研究就是IPASS研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它主要的研究者是中国香港的莫树锦教授，也就是Tony Mok教授，中国比如说吴一龙教授，储大同教授都是作者榜上有名，但都不是主要的作者，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通讯作者，中国在这个研究当中，中国大陆贡献了最多的病人，但是你们看到这个研究改变了我们的临床实践，第一次确定EGFR突变（的NSCLC患者）靶向治疗是应该作为一线治疗，但是应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参与具体的IPASS研究的试验设计方案的制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尽管中国贡献很多，但是我们并不是最重要的贡献，所以简单对第一个阶段的总结就是我们人才的积累，试验设计的学习，对方案的理解，临床研究的管理和监管，都是在一个不断的学习和融入国际标准的时候。

第二章：“弄潮儿””载驱载驰——中国肺癌临床研究事业的飞速成长

第二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9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中国有几个大事件，第一个大家知道，当年2015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国家监管部门的722风暴开始说我们要国家层面监管部门要检查，要让研究合规，第二个大家也知道，随后中国加入了国际ICH（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加入国际ICH表明在所有的不但是临床试验的过程，在包括药物的研发过程，不但是GCP还有GMP（良好生产规范），所有的人类用药就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所以这个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表明中国通过差不多15年左右的努力，开始真正的跟国际接轨了，对肺癌来讲，由于那个时候同时看到中国在200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也是在不断的高速的增长，中国本土的创新企业不断的涌现，很多的国际化的人才，不管是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国际化人才，还是一些海归，这些专家回来以后，当初中国也鼓励生物医药创新，所以很多的Biotech（生物技术企业）不断的涌现，同时对国际大公司来讲，那个时候由于中国广阔的市场，所以大公司也不断的把一些临床研究注入中国，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表现在中国的研究者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以后，我们也是对这个临床试验的理解和认识到达了新的层面，所以我们开始主导一些临床研究，或者是有些研究当中，我们称为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研究委员会成员），也有一些亚洲地区的研究，中国称为Leading PI，但也有一些国际的研究作为Leading PI，这是对大公司来讲，对于Biotech中国创新公司来讲，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研究者也主导了一些对国际有影响力的研究，这里面我就觉得有几点，第一个中国研究者开始走向国际，我们已经从简单的执行层面到开始参与方案的制订、修改、讨论，这些都为临床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因为大家知道有些研究，在人种之间选用的剂量也好，各个国家的环境也好，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研究者不把这些放到一个研究方案讨论层面讨论的话，有些国外的方案在中国并不完全行的通，或者是执行会有些问题，比如说对肺癌来讲，因为（不同）人种耐受化疗的剂量并不完全一样，所以你看美国人那个时候用的最多的紫杉醇，他上来就是200mg/m2或者225mg/m2，而大家知道东亚人，不管中国、日本、韩国，我们大概只能耐受175mg/m2，一开始美国人也不相信这一点，后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研究者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个慢慢国际上面也知道，耐受化疗的剂量有可能不一样，另外一个大家也知道，当年日本首先做的伊立替康CPT-11，CPT-11在亚洲人当中它的安全性就会很好，但是在高加索人群他的安全性就有问题，后来我们知道是有一个酶是不同的，叫UGT1A1的酶不同，这个酶不同以后，特别是有些病人发生了某些基因的改变，他会导致这些病人产生比较高的毒性，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人种之间他的耐受性是有所不一样的，随后大家也知道IPASS研究，已经知道基因突变是能够预测靶向治疗效果的，但我们同时也已经（认识到）EGFR突变在人种之间的发生频率不一样，在东亚人群当中，大概在腺癌当中一半有EGFR突变，而在美国人群大概在10%左右，所以这种差别是非常巨大的，而在美国人群KRAS突变比较高，而东方人群又比较低，所以就表明我们不太耐受的药物，可能是由于一些基因的状况不一样，实际上我们这些基因（突变）发生的频率，在不同人种之间也不一样，所以中国研究者开始走入了研究委员会，参与方案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很多我们的建议，我再比如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2015年底2016年的时候，PD-1 Nivolumab（纳武利尤单抗）在中国做临床试验，那个时候他们是把乙肝感染过的病人都排除了，但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乙肝高发国家，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乙肝感染过，但他现在没有活动性，病毒没有复制，他只是表面抗原阳性，所以他实际上这个理论上应该不影响安全性的数据，所以我也在研究委员会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些想法，我说你们只要不是活动性的乙肝，都应该是可以加入临床试验，后来就看到我们在定义乙肝病毒的时候不能入组，就是要活动性的乙肝（患者），所以这些都是表明中国研究者开始发声音了，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从与跨国公司合作来讲走向国际，毫无疑问吴一龙教授做的AURA3研究（是一个里程碑），AURA3研究第一次证明第三代药物，就是奥希替尼在一二代（EGFR-TKI）耐药T790阳性病人当中，完胜了化疗，它是已经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所以我称为IPASS研究以后具有标志性的一项研究，那个时候我讲中国本土企业发展也非常的迅猛，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也比较幸运的是跟中国本土的高新技术的企业，就是上海本土的君实医药合作，我们就开展了PD-1在早期病人当中的辅助和新辅助的研究，我们称为NEOTORCH研究，他的故事是这样，因为大家知道（百时美）施贵宝首先做了一个PD-1，就是NIVO单抗，Nivolumab（纳武利尤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在中国做早期研究第一个新辅助的研究，我们称Checkmate 816研究，Checkmate 816当时我跟你讲我已经是研究委员会成员，所以那个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时候，我是排名第三的作者，然后中国的亚组发表以后王长利教授是第一作者，我是通讯作者，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新辅助能够给病人带来很好的获益，在同时的时候罗氏做了一个辅助治疗（临床研究），称为阿替利珠（单抗）的IMpower 010研究，IMpower 010研究证明辅助治疗也能获益，所以在这个时候（百时美）施贵宝在讨论Checkmate 77T，我也有幸受到邀请继续加入Checkmate 77T的研究委员会，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有可能围手术期治疗能够带来获益，所以我和中国本土企业讨论说我们中国那么多病人，大家都在走一样的道路，那个实际上没必要，我们能不能做在早期病人当中做这样围手术期（的研究），所以君实（生物）的高层也比较支持，我们就开展了这样一个所谓“3+1+13”的这个研究，就是说先做3个周期的化疗加免疫，然后做手术，手术以后再完成一个周期化疗加免疫，再用13个周期的免疫，我们由于中国（研究者）的精诚合作，（加上）中国的病人比较多，我们实际上研究结果是，抢先于跨国公司大概两个月在会议上面率先发表，最后我们也发表在JAMA的主刊，所以这个研究我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在第二阶段本土企业的一个范式，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药物可能，它不一定是第一个“First-in-class”（首创新药），但是我们可以做“First indication”（首个适应证），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同样是PD-1，我和信达制药的合作，所以我在跟信达谈的时候就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EGFR突变的病人，在靶向治疗（耐药）以后，因为免疫治疗一直没有证明是有效，所以我们做了ORIENT-31研究，也推动了全球第一个获批，所以NEOTORCH研究跟ORIENT-31研究都说明了一样的故事，就是我们可以做first indictation，虽然我们不是first-in-class的药，但是做first indication同样也是对病人很有利，对科学上面贡献也很大，所以第二阶段我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弄潮儿”的阶段，一方面做中国本土的一些创新药，（另一方面）跟跨国公司合作，我们也逐步从一个简单的贡献病人的研究者到主要研究者，到研究委员会成员，这些过程当中都为中国学者走向国际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领潮儿””且行且思——未来肺癌临床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2019年以后，我们可能会成为”领潮儿“，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些比较重要的研究走向了，表明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成为国际研究的主要研究者，走向国际，我们在今年ASCO（发表）了LAURA研究（结果），LAURA研究是奥希替尼在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当中的研究，这个研究在今年ASCO公布的同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也发表了，我是这个研究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表明中国的研究者是能够走向国际，成为这项研究主要的Leader，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是有很多感悟的，我特别要举LAURA研究还和另外赛沃（替尼）的研究两个例子给你讲，LAURA的研究大家知道，实际上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讨论这个方案，因为那个时候在晚期肺癌当中，奥希替尼已经批准了在EGFR突变的一线治疗，就是基于FLAURA研究（的结果），吴（一龙）教授也做了ADAURA研究在辅助治疗环节，所以那个时候正好（阿斯利康）高层在访问我们医院的时候就提出，说你们既然两头都做了，当中这一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在放化疗以后，到底有没有作用，所以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当年他是3月份访问我们医院，然后6月份我们在美国ASCO讨论这个方案，最后形成了LAURA的研究，这个研究改变了全球所有的实践，也是被认为在今年有突破性的一项肺癌研究，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有体会的，就是我们做赛沃替尼，这是上海另一家本土企业和记黄埔的药物，实际上我们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有三个公司都在实验室已经合成完成了MET-TKI，包括诺华的卡马替尼，默克雪兰诺的特泊替尼和和记黄埔的赛沃替尼，在2010年到2012年，这三家公司分别在全球不同地区完成了I期研究，然后再2012年到2015年之间，三家公司在全球开展了多项的探索性的II期研究，但是都看到有些病人效果好，但总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这时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找到了Right patient with right target（正确的患者，正确的靶点），所以我们一直比较困惑，当初是在，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AACR一次会议上面，我看到了一个病例，美国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病例，然后这个病例后来也发表在Cancer Discovery上面，这个病例他是一个MET 14跳突的（患者），然后他吃了克唑替尼以后很有效，以前所有的MET（基因扩增）的研究都是在做免疫组化阳性，或者是拷贝数，就是高扩增的病人，或者高表达的病人，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高表达，什么叫高扩增，五个拷贝数，六个拷贝数，七个拷贝数，都不确定，然后我就跟和记黄埔的团队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尝试一下，把你们的赛沃替尼在MET 14（跳突）病人当中进行尝试，最后我们直接就是发现了，在这个靶点上面病人（治疗）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在中国在这个靶点上面我们早于跨国公司两年在中国获批，以前很多的靶点都是外国公司做完中国公司跟进，但在这个靶点上面中国公司早于了国外，后来才是卡马（替尼）跟特泊替尼进入中国，刚刚批没多长时间，然后我把第二个（研究）也做了，就是谷美替尼，谷美替尼做的时候我们还邀请日本的中心一起参与，所以这个药在今年6月份在日本也批了，所以也助力了中国创新药走向了国际，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差不多积累了近20年的临床试验的经验，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对创新药的标志物，就是biomarker（生物标志物）研究，或者认识已经到了新的高度，因为真正的创新药是没人会教你的，也没有可教的，没有可学的东西，是要靠自己不断的在转化医学当中，基于肿瘤生物学，肿瘤基因组学或者免疫组学中来认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创新，跟刚才我讲的第二阶段是一种创新模式，新的（适应症）（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的研究者，至少在肺癌领域，一大批的研究者得出的体会是我们经过20年积累，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研究团队，我们的研究质量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检验），实际上这个20年，我们接受过美国FDA，接受过欧盟EMA的现场核查，都是以零缺陷通过这种审查，所以表明我们在符合国际监管，当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接受了多次的国家药监局的现场核查，所以我们这支队伍非常好，这支队伍能够承担国际一流的临床试验，我们可以和国际国内一流的研究中心同步开展这些研究，所以这个过程我相信，为助力中国在未来的进入所谓“领潮儿”的阶段，奠定了人才，技术（基础），对监管的认识等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当然我们还需要比较谦虚地不断地学习，但是至少（以上这些）证明我们能做一个好的临床试验，在过去肺癌（诊疗）20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走过了从不精准到相对精准，到精准，到逐步的个体化的过程，我举个例子，我们由于基础学科，特别是基因组学的技术不断的发展，应用于临床（而进步），早年我想在30年前做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当初中国是陈竺院士带领中国的科学家做，承担了全球1%的测序，那个时候我们认为科学家做的是比较高大上，好像离临床很远，因为在以前的治疗我们是基于病理的治疗，就是首先我们走过的过程是这样，最早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基于影像学治疗，就是拿个（X光）片子，那个时候CT都没有，一个（肿）块我说这是肺癌，然后做病理穿刺，然后说这是肺癌，腺癌还是鳞癌，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知道腺癌和非腺癌可能用的药并不完全一样，但是由于人类基因组学的技术不断的应用于临床，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知道首先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实际上EGFR-TKI首先问世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靶，所以大概在2000年到2004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肺癌是靶点不明确的靶向治疗，因为大家知道第一个靶向治疗，是很明确是血液肿瘤的格列卫（伊马替尼），就是《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是很精准的药物，肺癌开发了EGFR-TKI以后，我们一开始也是用在过表达或者扩增的人群上，那个时候说扩增，就是FISH高拷贝的人是能够获益的，然后大家知道我们的美国同行，就是Tom Lynch、Jeff Engelman、Pasi Jannel那批人，首先就是一次Tom Lynch，他们在下午喝咖啡的时候碰到科学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讲，我有几个病人吃易瑞沙（吉非替尼）效果很好，Jeff Engelman他们都是搞科学的，他们说我们正在搞测序，我们帮你测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发现是EGFR突变，这个最后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然后同样另外有一篇文章是另外一个团队，在Science也发表过这个工作，所以那个故事就知道了，可能突变有效，但是真正通过III期研究证明的是IPASS研究，所以IPASS作为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它第一个是III期研究来证明说，EGFR突变才是EGFR-TKI真正的，所谓的生物标志物Predict mark（预测标志物），所以从这开始，实际上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知道基因组能够用在肿瘤的这种找到不同的标志物，所以基因组就开始在肺癌当中被广泛的运用，同时由于测序技术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测序）这个成本很贵，实际上我刚才讲我们在做赛沃（替尼）的时候，当初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二代测序在2016年做的是两万块一个病人，你想想看200万才能找到三个病人，（MET 14跳突）有3%的发生率，两个亿才能找到300个病人，所以那个测序的成本太高，后来当然我们开发了比如说PCR，然后测序成本也在不断的下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用了这种基因组学的技术，首先在靶向治疗当中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然后在免疫治疗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找免疫的这种标记物Biomarker，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非常感谢国家基金委，我先后拿了国家基金委的重点项目和肺癌的专项，以及国家科技部重大慢病，都给了我们很多的资金的支持，我们基于当初承担的很多的注册研究，就免疫治疗注册研究，开展了免疫治疗的一些Biomarker的研究，我们证明的是说，跟以前一样，PD-1的表达是能够获益，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标志物，比如说我们找到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发表在JTO（Journal Thoracic Oncology）当中，这个影响力很大，最近我们还在Science子刊（STM，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当中发表了一个文章，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靶点，另外一个靶点的缺失可能也同样是可以预测免疫治疗的效果，所以开始从基因组学到免疫组学，我们也在不断的做，然后我刚才讲，肠道菌群又跟宏基因组，微生物组学又联系在一起，最近AI人工智能迅猛的发展，用人工智能来建一些模型在放射当中，基于所谓的Radiomics就是影像组学的这些技术，我们也发表了相关文章来预测免疫治疗效果，然后可能也能预测靶向治疗的效果，甚至于用在早期诊断，因为大家知道小结节都可以用这些技术，所以就是多组学的为我们精准治疗奠定了技术，然后我们还在开探索的是个体化的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要耐受不同的剂量，所以我们更多的做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在探索所谓的优化剂量，到底什么样，比如说现在ADC很多，ADC实际上我们应该在疗效跟毒性当中找一个很好的平衡，现在不管美国FDA，还是中国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都要求ADC做一个剂量的优化，我们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我们还开展了未来要开展的是一些，比如说Tumor vaccine肿瘤疫苗，肿瘤疫苗是要完全个体化的，对吧，因为疫苗有两种情况，你要有一个抗原才会有相应的抗体，个性化的疫苗，我们大概明年会启动这样一些研究，我们还做了比如说准备马上就要做的CAR-T的研究，这些都是个体化治疗提出了一些新策略，所以到今天来讲，通过这些技术，新的治疗的策略，让我们的肺癌逐步的成为一个慢性病，这我相信精准跟个性化可能仍然是未来相当长时间的一个方向，我们当然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新的技术的探索，除了刚才讲的CAR-T、TCR-T然后肿瘤疫苗，还在做PROTAC，蛋白降解的药物临床试验也正在做，更希望的是这些未来新的技术这个临床试验，来证明以后改变我们治疗的格局，让疗效更好，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时代，国家给了我们那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这个国家层面，上海市政府层面都非常重视生物医药的研发，这个高新技术在上海也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国家层面，国家科技部、国家基金委、国家药监局都在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创新药的研发，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好的年华，给中国研究者真的是好的舞台，我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一定会为全球的生物医药研发做贡献，所以我一直在讲，大概在今年开始，我认为是China for Global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以前都是Global for China，因为现在China for Global，不但是说我们中国是个大的市场，我讲中国实际上是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发的国家，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

时代背景

赶潮儿（1999-2009）

1999年，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成立，中国自此有了真正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指导原则。那时，我国肺癌学者紧跟国外潮流，按国际的临床标准做临床试验。大多临床研究都由国外学者设计方案，当时的中国只能照本宣科。在这10年当中我们和外国人学习临床试验怎么做，临床试验方案是外国学者定的，我们只是执行，只是在贡献患者，没有话语权。

弄潮儿（2009-2019）

2009年，振奋人心的IPASS研究发表，这是中国肺癌学者的姓名首次登上了权威N Engl J Med。届时，我国在自身基础上参与国际大型研究设计。在肺癌领域的临床试验中，中国很多学者开始担任研究的领头人和研究委员会成员，我们参加了方案的讨论，最终的试验方案也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了一些修订，包括对照组的化疗剂量等方面。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做领头人，但是我们有话语权，可以对试验方案提出我们的意见。

领潮儿（2019- ）

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我们开始担任领头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前20年我们临床医生对临床研究的理解积累、贡献和影响；第二个也是得益于中国创新药企业的发展，中国药厂做的药，临床研究中肯定会有中国人做领头人。

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2019-2059）四部曲。

重要历史事件——CTONG成立（2007）

成立于赶潮儿阶段末期，发展于弄潮儿阶段并达到高潮。

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启动会：2007年第十届全国肺癌大会

踏歌而行-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十年发展历程（2007-2017）发布会：2017年第七届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发展论坛

CTONG YOUNG成立：2023年第十三届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发展论坛

重要历史事件——ECLUNG成立（2019）

成立于领潮儿阶段初期。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ECLUNG）启动会：2019年第八届西湖肺癌论坛

迎难而上-长三角肺癌十年发展史（2019-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