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文人阶层的巅峰时代。耕读传家的文人群体真正成了士人阶层的主力，这个时期出现了“士大夫”的概念。这一文人士绅阶层的鼎盛一直延续到了南宋。然而1276年元军兵围南宋都城临安后的“临安之降”，使得由苏轼、黄庭坚开创的那个“文人共治”时代瞬间崩塌，南宋士人在这一历史变局中面临着艰难抉择。他们的命运抉择，与宋元战争的宏大史诗交相辉映，由此展开了一幅宋元之际的历史画卷。
在临安之降后，苏轼、黄庭坚的“黄金时代”究竟是彻底落幕，还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产生着影响、焕发着生机？近日，“宋元变局中的士人抉择：《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新书分享会”在DT51 RENDEZ-VOUS举行。该书的作者、宋史学者、文史作家孙晓飞与作家、《当代》原副主编汪兆骞，青年文史作家张程现场展开分享，带领大家重返13世纪宋亡元兴的大变局时代，感受宋元战争中的士人境遇与命运抉择。
“宋元变局中的士人抉择：《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全景式描绘了13世纪中华大地宋亡元兴的历史大变革中，以赵孟頫、钱选、文天祥、牟应龙等为代表的南宋士人忠死、孝忍与隐逸的抉择与命运。书中，作者不仅仅局限于王朝衰亡史或士人小传的传统视角按部就班地呈现历史细节，而是以民族融合、文明互鉴的文化视域和大历史观，正视元王朝对于构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加速推进民族融合的进步意义以及元王朝国家体制建设的深远影响，并发掘出新的历史文献、提供了新的文明史观点。
《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孙晓飞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版。
活动现场，孙晓飞表示，文化立场是每个写作者，甚至包括每个阅读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看《水浒传》，如果你是一个在家庭不幸福的年轻女性，你肯定会站在潘金莲一边。如果你是一身有残疾又生活过得不顺的人，你很可能去同情武大郎，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你可能同情武松，想像他一样，喝点酒耍耍杠，上山没事打个老虎。如果你是个年轻企业家，开个药店，很有钱，你可能就同情西门庆。如果你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你认为生命至上，看到李逵到哪都拿出大斧随便砍人，你就说，‘《水浒传》咱不读了。’为什么？它不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它不敬畏生命。”
在孙晓飞看来，有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很多历史写作者、文学写作者所没有的。孙晓飞直言，在穿越剧中，很多家境贫寒的打工者，普通人，穿越过去不是王子就是公主，这正是我们对富贵和权力的贪恋，“普通人在当下的生活中，因为权力的缺失和财富的缺失，他有很多遗憾，想通过穿越，通过重生来实现。可是，实现了什么？实现了对权力的追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回归到《临安之降》，孙晓飞表示，在这本书中，自己的立场就是“士”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立场，“我能够采取揣测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天祥，面对这种家国困境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是全家都死，还是‘咱也别都死光，我死就行了，留点血脉’？过去的人不像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你要有血脉留下来，血脉为什么要留下来？你有祖宗。你要给他上香火，都死光了，没有人敬香火了，这才是大不孝，大不敬，大不忠。所以，它的时代是不同的。”
“赵孟頫是个‘远亲疏属’。在南宋灭亡以后，赵孟頫做了十几年的‘遗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去生活，大约过了十余年。但为了生计，他选择了‘朝隐’。虽然给元朝当官了，但不太积极，还是跟朋友们聊天，写文章，写诗、画画……他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要去理解他。比如文天祥三兄弟，面对元军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选择，忠死、孝忍和隐逸。”
孙晓飞坦言，为了让《临安之降》写得通俗一些，他在书中添加了许多枝枝杈杈，“有树干，有旁枝，有高矮错落的层次，有不同的人物出现。大家可以看到，有赵孟頫、文天祥的兄弟，有忽必烈，有王元量、谢枋得，还有钱选、牟应龙，有管道昇……王元量是南宋的一个乐官，他后来选择了出家为道士。文天祥也想得到这样的机会，但没有得到。我觉得或许能够通过更多的样本量，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朝代，看到一群人的命运。文天祥能代表所有人吗？我觉得他有代表性，但是他的样本的丰富度仍然是不够的。同样，我是否可以撰写赵孟頫？或者说可以写忽必烈？我觉得都还不够。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观察这些人，观察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一群人的命运，放在这本书里也是非常恰切的。”
记者/何安安
编辑/商重明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