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读经典时，总感觉不得要领，容易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下去。怎样读书才能更好地体悟中华经典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呢？
答：我以为，读经典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一是想象力。北宋大儒程颐提出了一个“方便法门”，他说：“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一句话，读《论语》要能做“情景还原”，也就是要有想象力，切忌死记硬背，熟视无睹，心不在焉。一般人都认为《论语》杂乱无章，没有系统，其实不然。《论语》毫无疑问是经过精心编撰的，所以才能纲举目张，环环相扣。比如《学而》篇前四章：第一章是“子曰”，第二章是“有子曰”，第三章又是“子曰”，第四章是“曾子曰”，这样的编排看似零乱，实则体现了编撰者的匠心。我们从中可知，有子和曾子的弟子一定参与了《论语》的编纂。“有子曰”和“曾子曰”之间，插入一句“子曰”，显然是曾子弟子的安排，以此来表明，曾子作为孔子的高足，学问和地位皆不在有子之下。这说明《论语》的编纂是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前后接力和微妙博弈的结果。透过《论语》的篇章肌理和深层结构，我们可以猜想和触摸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和生命律动，甚至可以感受到孔子和弟子们的呼吸、声气和心跳。
程颐像
二是思考力。《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礼记·学记》也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都是在强调思考力的重要。思考力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外，我们对古圣先贤的论说，要能切实理解并提出怀疑；一是向内，对今人的观点和自己的成见，也要反躬自问与反思批判。两者缺一不可。比如，《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们首先会问：如果父亲是个坏人，难道也要不改其道吗？这便是向外思考，在看似不疑处有疑。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这种自以为是的质疑，还要想，孔子说这话的具体语境是什么？如果父亲是坏人，孔子还会说这样的话吗？还有，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一年或十年，甚至永远？……这样一来，我们便会发现自己的质疑也许太过轻率，然后再去查找更多的相关文献资料，就会知道，这里的三年或许跟三年守孝之礼有关，而孔子这句话应该从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去正面理解。换句话说，如果孔子竟然要我们去继承父亲不好的道，那孔子也就不是孔子了。有时候，我们的质疑看似深刻，其实有着故意抬杠和吹毛求疵的嫌疑，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学养和智识有限，尚未切实明白经典的真义。这样反躬自问一下，或许我们就不再仅从今天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有了对历史和经典的“了解之同情”，或者“温情与敬意”。
三是行动力。我们还以《论语》为例。要知道，《论语》不是知识性的文献，它是人伦情感、人生价值和生命智慧的结晶。《论语》是一部生命之书、悦乐之书、自信之书、君子之书，更是实践之书。什么实践呢？就是如何做人、成人、立人、达人、爱人的实践。《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的理解是“学习了知识和道理，并且时常温习和复习，不也很快乐吗？”其实这样解释不仅与孔子的原意大相径庭，也与我们学习的切身感受不符。试问今天的孩子，白天上课学习，晚上回家做完作业，温习、复习到12点，真的快乐吗？肯定不快乐。问题出在哪里呢？关键在于对“习”字的解读上。要知道，“习”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数飞也”，所以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温习和复习。我在《论语新识》中这样翻译这句话：“学了知识和道理，并能时时实习和践行，不也很愉悦吗？”我以为，孔子所谈的正是学以致用、行其所知、知行合一的快乐。否则，知行脱节，知而不行，把学问和实践分成“两张皮”，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子贡曾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认为行在言先、言行一致的人才是君子。《中庸》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见中国传统的学问，不是知识点的记诵，而在于能否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行合一”，他在《传习录》中说得好：“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些话犹如警钟长鸣，对于今天注重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标准的教育，是具有棒喝作用和借鉴意义的。读了经典，我们会知道，纸上的知识固然重要，但若不能真正付诸实践，行其所知，那么到头来，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程颐在谈到读《论语》的境界时曾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这两段话意味深长，说明读《论语》不仅能够带给我们快乐，还能变化我们的精神气质，提升我们的修养境界，丰富我们的智慧生命。
问：《论语》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句该如何解读才合情合理？
答：我在《论语新识》中对此章有细致的分析，此处择要谈一谈。这里的“女子”究竟何所指，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将“女子”视为“臣妾”，如朱熹《论语集注》就说：“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认为不可以仆妾微贱而轻慢忽略，虽然言之有理，但取消了夫子的批评力度，属于过度阐释。第二种认为“女子”特指卫灵公夫人南子。杨义先生《论语还原》就指出：“唯有回到本真的历史现场，才会发现，《卫灵公》篇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与《阳货》篇‘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之间，存在着隔章呼应，相互阐发的关系。所谓女子对应于南子，指的是女色；小人对应于弥子瑕之类，孔子之言乃是为其在卫国遭遇的特殊情境而发，指责为政者不能沉迷于女色与小人。”这一解释颇具历史现场感，也许比较接近事实。第三种以为“女子”泛指一般女性。如皇侃《疏》：“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则其承狎而为不逊从也。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远之则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甚至还有更具“颠覆性”的看法，将“女子”解释为“汝子”，与“小孩子”画上等号，难免有些“过犹不及”。
其实，“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并非价值判断。并未刻意贬低女性，抬高男性，只是对女性中一部分人或女性共存的某一部分性格特征，据实予以描述而已。换言之，就像“小人”常常指男性一样，这里的“女子”大概是特指“女小人”或者“小女人”，就像今天所谓的“作女”。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就说：“孔子说女子与小人最难办了，对她太爱护了，太好了，她就恃宠而骄，搞得你啼笑皆非，动辄得咎。对她不好，她又恨死你，至死方休，这的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天下难事。但问题是，世界上的男人，够得上资格免刑于‘小人’罪名的，实在也少之又少。孔子这一句话，虽然表面上骂尽了天下的女人，但是又有几个男人不在被骂之列呢？我们男士，在得意之余，不妨扪心自问一番。”此说颇得折中调和之趣，值得玩味。
南怀瑾先生
杨朝明先生从《说文解字》“保，养也”的训诂出发，认为《尚书·康诰》“小人难保”一句，是指“小人难养”，进而指出：“就政治管理而言，孔子此言是说对待‘女子’与‘小人’都应当心存一份敬畏和戒惧。……不论为人处世还是为政治国，都必须处理好与‘女子’‘小人’的关系……孔子此语，或许包含有对‘女子’和‘小人’的重视、关注与深切体察。”（《孔子“女子难养”说新论》，《理论学刊》2010年第2期）这个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也值得参考。
问：“亲亲相隐”是不是意味着家中长辈犯法，我们知道后要包庇他们？
答：“亲亲相隐”的问题，几乎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思辨性、也最“烧脑”的问题之一，曾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争鸣。有些学者认为“亲亲相隐”是包庇犯罪，容易滋生腐败，从而将儒家的亲情伦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恕我直言，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孔子主张“亲亲互隐”，并不是认同“其父攘羊”，也不是希望他“逍遥法外”，其出发点不是包庇犯罪，而是站在人道立场，绝不赞同处于强势的公权力以“鼓励”甚至是“立法”的形式，引诱和迫使处于弱势的个体，选择主动“告发”或“加害”自己的亲人！孔子深刻地洞察到，鼓励一个孩子告发父亲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只羊的损失！“腐败论”者在讨论“亲亲互隐”的问题时，常常忽略了孔子不是在谈法律问题，而是在谈“正直之道”。
我在《四书通讲》中将“亲亲相隐”的分析放在了“正直之道”中，而正直之道不仅关乎道德，更关乎智慧。我从君父之辨（内外）、经权之辨（生死）、情法之辨（公私）三个角度对此问题予以辨析。结论是：那种把“亲亲相隐”视为“腐败”之源的观点，无疑是把先贤对此问题的“形上”思考，不费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处理，孔子明明是在谈“性与天道”，腐败论者却将话题“压缩打包”，使哲学问题降格为政治及法律问题。
《四书通讲》书影
如果说我对这一话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将现代法理中的“沉默权”概念引入了对“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沉默权”含义有三：其一，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拒绝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词，以免法庭对他量刑过重；其二，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其三，如其无力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而律师的职责则是尽力为被告人做辩护，使其依法享受应该享受之基本权利。试问，既然连被告人都可享有“沉默权”，凭什么要求其直系亲属必须告发他呢？准此，则亲属亦当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亲属当然无权充当辩护律师，但保持沉默、避免让亲人遭受更严厉的司法处罚，此为人性之本能心理和情感，哪怕作为一种人性的弱点，亦应当被法律制定者充分理解和尊重，如此方能制定善法，形成良治，营造和谐社会。
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伦理建构和制度设计上充分注意到公权与私权、法律与情感、仁道与直道等诸多因素的兼容与平衡，故“亲亲相隐”或者“容隐权”的思想，一向为历代法律所采纳和贯彻。当然，根据“经权之辨”的原则，既要“与立”，又要“与权”，这才是智慧境界。所以“亲亲相隐”绝不是没有适用边界的，不是亲人的所有罪错都在“相隐”的范围内。比如汉律就规定：“小罪可隐，告者有罪。”“大罪不可隐，隐者连坐。”这又是对“隐”的程度和范围的一种制约和调适。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中同样有“亲亲相隐”的思想。这充分说明，孔子的亲情伦理思想具有“顶层设计”和“为万世立法”的价值和意义，堪称“措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
作者简介：
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世说学”研究会（筹）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渊明研究会（筹）理事、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守中书院创始山长、明伦书院名誉山长、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儒学与古典诗学、笔记小说等。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论语新识》《古诗写意》《四书通讲》《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等二十余种著作。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