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49年4月的一个黄昏，夕阳西下，凉风习习。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骑着一匹疲倦的马，来到黄陂陈家咀湾一位老妇人家中。三年后，杜义德重返故里，老妇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眼前这位将军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儿子「三娃子」。一段令人唏嘘的母子相认故事，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
杜义德出生于1912年，家在湖北武汉黄陂塔耳岗乡陈家咀湾，这片土地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母亲柳华山是个坚强又富有爱心的女性，一生共生了七个孩子，最终存活下来的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三娃子」杜义德格外得到母亲的疼爱。或许是因为他降生在家境衰落的艰难时期，又或许是他纯真的笑容总能给母亲带来慰藉。
杜家以务农为生，生活相当困窘。一家人蜗居在简陋的土坯房里，屋前是一片贫瘠的田地。因为交不起学费，杜义德仅在私塾读了八个月就被迫辍学。此后，他只能跟随兄长杜义良在田间地头放牛讨生活。他的少年时光充满了生活的艰辛。
随着年龄增长，杜义德开始替地主做长工，承担最繁重的农活。15岁那年，经亲戚介绍，他到武汉当了一名木匠学徒。这位师傅性情暴躁，对他管教极为严厉。年少的杜义德难免会在工作中犯错。
有一回，他拉锯时不慎偏离了线条，木匠发现后怒不可遏，冲上前重击他的头部。这一击让杜义德当场昏厥，等他悠悠转醒时，头还在阵阵作痛，耳边回响着师傅的怒骂声。
这次经历成为了转折点，杜义德毅然离开武汉，投身革命事业。此后，他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成长为解放事业中的一员干将。
1949年2月，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全军进行整编。杜义德被委任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担负起更重要的职责。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每个决策都关系着千万将士的生死存亡。
渡江战役前夕，战场上空弥漫着肃杀之气。第三兵团在首长的率领下，从河口姚集悄然出发，向塔尔岗西侧的长轩岭推进。行军途中，将士们戒备森严，小心翼翼地在泥泞中前行，深怕惊动了前方的敌军。
黄昏时分，夕阳的金光洒在大地上，给这片即将爆发战事的土地披上了一层华美的外衣。杜义德和三个最信任的警卫员骑马从姚集绕路，来到了陈家咀湾。村庄里静悄悄的，只能听见马蹄声和他们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响。
杜义德仔细地巡视了整个村子，锐利的眼神搜索着每一个可能藏匿敌军或哨兵的角落。最后，他在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前停下，利落地翻身下马，拍打掉身上的灰尘，让警卫员把马拴好后跟着他进屋。
这户农家散发着质朴而温馨的气息，仿佛与外面的战火隔绝。屋里坐着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太太，在昏暗的光线下，她专心地摇着纺车。纺车发出细微的响声，像在诉说着这个家的平凡生活。她身边放着一个麦秆编织的篓子，里面整齐地码着待纺的棉条，散发着清新的味道。
警卫员走上前，向老太太说明了来意。老太太虽然一开始有些吃惊，但很快露出朴实的笑容，热情地请他们进屋。杜义德进门后，礼貌地向老太太问好，眼神中充满尊重。接着，他让警卫员借来桌子，小心地展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开始规划进攻长轩岭的作战方案。
杜义德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每个动作都透露着坚定。他清楚地知道，长轩岭驻扎着敌军一个团，地形险峻，兵力雄厚。第十军的部队计划在今晚六点发起进攻，时间紧迫，必须格外谨慎。
等布置完毕，警卫员送来了饭菜。虽然简单的农家饭，却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间温情。杜义德用完餐后，听着隔壁传来的纺车声，内心难得地平静了下来。他端着凳子走到老太太身边坐下，温和地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庞，就像在看自己的母亲一般。他轻声询问：「老人家，您生了几个孩子？」
老太太抬起头，眼中流露出温柔和一丝惆怅，轻声回答：「两个儿子。」
杜义德的视线落在牛栏里忙碌的男人身上。那人约莫四十多岁，看起来疲惫不堪，似乎饱受战争的摧残。他汗水浸透了衣服，粗糙的双手在草堆中娴熟地翻找着饲料。杜义德指着他问道：「那位在牛栏干活的是？」
老太太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眼神中闪过复杂的情绪，低声说：「是我大儿子。」
杜义德略作思考后，试探着问道：「听说您育有三个孩子？」
老妇人听到这个问题，表情闪过一丝不自然，随即恢复镇定，轻轻摇头说：「不对，就两个。」
正当杜义德准备继续追问时，院内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只见一个通讯员跑进来，气喘吁吁地立正行礼。杜义德立即转身问道：「战况如何？」
通讯员表情凝重地回答：「那帮人死顽固，就是不愿投降。」
杜义德皱眉思索片刻，随即作出决断：「你回去转告，动用重炮进攻，今晚十点前必须拿下长轩岭，连夜赶到县城边上，明天直接开到岱家山，我们随后就到。」
通讯员领命后立即转身离开，脚步坚定地走出了院子。
杜义德目送通讯员离开后，尽管心系战事，但仍将注意力转回老妇人身上。他走近几步，关切地问：「老人家，您能告诉我实话吗，到底有几个孩子？」
老妇人这回明显更加紧张，眼中闪过一丝不安，语气略显烦躁：「都说了只有两个，你怎么一直问这个？」
杜义德放缓语气说：「我不是无故追问，只是听说您还有个孩子在红军队伍里。」
老妇人闻言如遭雷击，浑身一僵。她警惕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事可不能乱说！」
杜义德露出温和的笑容：「我在延安见过他，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他一定会回来看您的。」
老妇人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仿佛多年的心事终于有了着落，颤声问道：「当真？」
「千真万确，」杜义德肯定地点头，「他多大离家的？」
「那年才十六，」老妇人轻声说道，语气中饱含思念。
杜义德拍了拍老人的肩膀，郑重地说：「我会帮您找到他的。」
老妇人闻言泪如雨下，激动地端来一杯糖茶，双手递给杜义德：「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一早，杜母便起床了，扶着略显佝偻的腰身，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继续纺织棉条。当她伸手去篓子里拿棉条时，摸到了一个异物。她愣了一下，心里突然升起一丝疑虑，仔细一摸，竟然是一叠银元。
晨光穿过房檐的缝隙，照在那堆银元上，闪烁着刺目的光。杜母双手有些发抖，反复清点着这些大洋，数来数去正好三十块。她一时愣在原地，完全不知这笔钱从何而来，是谁放在这里的。她突然想起昨天晚上来院子里问过话的那位当官的，难不成是他留下的？
心里思绪万千的杜母，强压下内心的波澜，赶紧把大儿子杜义良叫来。杜义良进屋看到母亲表情不对，连忙问：「妈，出什么事了？」杜母用眼神暗示他，压低声音说：「你看看这个……」她把银元交给了杜义良，杜义良接过后脸上写满了震惊。这些钱够他们全家安稳过好几年了，但母子两人都心知肚明地保持沉默。他们都懂得，这笔来路不明的钱不能声张。
这时村里传来零星的议论声：「听说昨天晚上长轩岭那边打仗了？」一个村民一边走一边向旁人打听。「是啊，昨天不是有个当官的来村里了嘛？我远远看到了，背影跟咱们村三娃子有点像，不过个子高了不少，也不太敢认。」
杜母听着这些话，心里更加不安，但她和杜义良都不敢搭腔。这些年的变故让她深知，世事难料，有些事情不能随意张扬。说的那个三娃子，就是她的小儿子，离家已经好多年了。如今是否平安，还记不记得她这个母亲，杜母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到了1951年8月的一个黄昏，陈家咀湾沐浴在夏日的余晖里，所有的一切都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杜母拖着疲惫的脚步，独自坐在门口，眼神空洞。这时，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从巷子口走来，步伐稳健而从容。那人穿着干净的军装，脸上写满岁月的痕迹——正是三年前来过的那个军官。
杜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杜义德站在她面前，轻声叫了声「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