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刚和对象确定关系，就被召回参战，再次见面物是人非

1978年10月6日在我回家探亲的第十一天，我就收到部队给我发来的紧急召回命令，从公社武装部干事手中接过召回命令后，作为军人的直觉，我就感觉到此次被召回非同寻常。

之前在部队我就曾听闻过休假探亲战士干部，因为演习等事情被召回的事情，但他们都是普通的电报而已，而我此次的召回命令确是以加急电报形式发来的，还是武装部干事亲手送到我手中，可见事情的严峻性。

拿到部队紧急召回命令，我半点不敢怠慢，火速收拾完毕后就跟着武装部干事动身返回部队。

父母和相亲对象苏晴得知我被部队召回后，特意向生产队请了半天假赶到公社武装部来为我送行。

父母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不断询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就被召回部队了？是不是要打仗了，怎么走得这么急？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装作一副轻松的神态表示：“部队要进行演习，被召回是正常的事情，不必要大惊小怪，之前连队有个班长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安抚好父母后，我将相亲对象苏晴拉到一旁，小声对她说了一声对不起，表示刚和她确定关系就要回部队了，还没有好好和她相处一下。

苏晴是大队上媒人王姨介绍的，苏晴比我小两岁，小学文化在大队纺织队劳动，我和苏晴算是一见钟情，第一次相亲就相中了彼此，便确定对象关系交往起来。

确定关系后，我和苏晴相约去了一趟县城游玩，一起去河里抓鱼，一起上山掏鸟窝，一起做了很多童年的趣事，因此我和苏晴的关系发展得非常快，确定关系相处不到十天，我们就已经将对方视为寄托之人。

面对我忽然的道歉，苏晴两眼忍不住流下不舍的眼泪，但苏晴并没有说出挽留的话，苏晴也知道我作为军人身不由己，部队召回只能服从。

之后，苏晴拿出一双亲手编织的手套送给我，叫我带去部队，表示手套代表她陪伴在我的身边，苏晴还不断叮嘱表示一定要常写信回来。

由于时间紧急，一时间我不知道拿出什么东西作为礼物送给苏晴作为留念，于是我做出一个超越那个年代得举动，一把将苏晴抱在怀里，并且答应她等下次回来探亲就上门向她父母提亲，将她娶过门来。

苏晴也被我这个举动惊呆住了，迟疑一下后，苏晴也抛开所谓的世俗，依偎在我胸膛前默默流着眼泪。

其实当时我拥抱苏晴，除了表达对于苏晴得不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得原因就是，我心里产生一个念头，觉得可能是和苏晴最后一个拥抱，因此我才如此大胆不顾所谓得世俗。

紧接着，我坐上武装部得吉普车直奔省城火车站，武装部干事将我送到省城火车站后，我和十几个同样被部队召回探亲休假得战士和干部集中在一起，在火车站工作人员协调下下，坐上最快返回部队的火车。

我的部队在广西和越南边境交界得一个小镇，火车从家乡省城火车站出发，一路南下五天四夜时间便抵达广西省城火车站，从火车站出来后，我们十几人又换乘上部队派过来接我们的运兵大卡车。

至此，我在1978年10月11日下午时分终于是回到部队。

回到连队后，还没有等我放下行李，连部文书便火急火燎来到班里面通知我去连部一趟，我顾不上喝口水，将行李随便摆放一下，便跟着文书前往连部报到。

去到连部后，连长指导员给我传达团里的命令和指示，原来中越边境有突发情况，我们部队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基层连队全部进入到战备训练和展开“三实”训练（实弹射击，实投，实爆）。

当时训练强度非常大，每天上午进行单兵训练和班战术合练，下午进行排战术训练，每周进行一次连战术合练，每隔半个月进行一次营战术合练，每个月进行一个团模拟对抗。

这种紧张的备战，直到1979年1月31日才结束，因为我们团收到军区作战命令，跟随大部队奔赴中越边境准备作战。

收到军区下达的作战命令后，我们团在1979年2月2号凌晨三点左右响起紧急集合号声，随后我们团按照此前的训练，有序进行登车出发，在1979年2月2日上午九点多，到达军区指定的作战地方继续进行战备。

当时我担任二营六连三排七班班长及代理排长，实话实说当时我心里还是挺紧张的，虽然我已经当兵四年，但当真的遇到实战，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脑海中脑补了各种结果包括会牺牲。

但我始终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作为一排之长，排里面的一名老兵，如果我都有情绪的话，那些年轻战士就更加不知所措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全力配合指导员给战士们进行战前学习和心理辅导，尽量减轻战士们的心理压力，尤其是一些才入伍的新兵，他们也万万没想到才入伍不到两个月就跟随部队奔放边境参战了。

直到1979年2月17日凌晨，随着我军向越军阵地发射一枚炮弹，中越自卫战反击战正式打响，对于这场战争我们部队在1978年10月份就开始备战了，因此战争拉开帷幕时候，我们这边推进的非常顺利。

越军这边还幻想着我们考虑到苏联的压力不敢轻举妄动，被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在1979年2月17日下午，我们部队就从广西方向向越南境内推进二十多公里，攻占越南3个省11个县（越南一个省还没有我国一个县大），俘虏一百多名越军。

越军反应过来后，立马征集几个装备精良的步兵团试图进行反击，对于越军这个举动我们部队指挥员早就预料到了，推进越军境内后，我们各部队就地分散找有利位置修建防御工事。

1979年2月27日，中越自卫反击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我们团在配合东线部队推进任务中受到越军巨大的阻击。

当时越南在121高地设置大量的碉堡等防御阵地进行阻击，我们团要顺利完成配合推进任务，必须要啃下121高地的越军才行。

于是团里召回会议，全团连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讨论定下攻下121 高地的方案和策略，虽然我们团的兵力和越军121高地的兵力为3比1 ，我们团完全可以利用兵力火力优势平推上去，但这样的话必定会损失惨重。

为了减少伤亡，团里最终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一百人的突击队，作为前排部队攻上去，突击队目标小移动速度快指挥配合容易，可以起到打乱越军的防御。

战时的突击队说白了就是敢死队，虽然战士们都知道此行极有可能有去无回，但依旧很多人无无反顾写下血书请战加入突击队。

作为一名党员老兵，我也向连里写下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参加攻坚任务，除了写请战书以外，我还写下一封三千余字的遗书给给连队文书保管，一旦我战死在突击路上，希望文书能够将我这封遗书寄回去给我的父母和相亲对象苏晴。

在遗书中，我表达对父母的不孝感到内疚，表达对于相亲对象苏晴的惋惜遗憾，还将所有攒下来的一百余元津贴全部塞在信封中。

突击队成立后，团长政委命令后勤搞来两大桶啤酒亲自过来为我们送行，团长当时给我们说的一番话我依稀还记得

团长：“同志们，此次突击队肩负的任务，比之前跟随大部队作战的任务要艰难很多很多，现在我们突击队有一百多名战士，但战争结束后或许有很多人回不来，包括我在内，作为团长的我也会在前线指挥作战，也很有可能在前线为国捐躯，但这也没办法，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责任，上战场杀敌更是我的的使命，我们也不想打仗，但我们也不惧怕打仗，如果我们都害怕了，那么我们国家就会被敌人侵略，我们的亲人就会被欺凌，现在我们国家已经站起来了，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年代了，我们一定要让敌人复出代价，守护好我们的祖国………….。

团长进行完战前动员后，政委继续进行一轮动员讲话，整个集合大约三十分钟左右，我们灌了一碗又一碗的酒，然后才出发前往阵地最前沿，作最后的突击准备。

1979年2月28日下午两点多，天空再次下去小雨，四处的炮声和硝烟得以短暂的平息，团指挥所派出去的侦察排，利用电台汇报越军前往的情况，侦察到越军利用雨天换防和修建防御工事。

团指挥所当机立断决定发起进攻，命令炮兵对越军阵地进行十几轮的狂轰乱炸，然后下达命令让我们突击队按照原定计划向121高地发起突击。

当时我们突击队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十多人，队长由四连副连长担任，副队长由我们六连一排长担任。

四连副连长带领指挥第一小组，一排长带领指挥第二小组，第三小组没有干部，因为我军事素质被其他老兵认可，资历也够老加上又是党员，则由我担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指挥战斗。

我们突击队在团炮兵的掩护下，快速向越军121高地奔袭过去，为了加快奔袭速度，我们战士除了武装弹药以外，其余的东西全部都不带。

四连副连长带着第一小组冲在最前面，一排长和我分别指挥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在第一小组左右后侧跟进，我们整个突击队队形，就好像一个箭头一样，往越军121高队插进去。

阵地最前沿和越军121高地之间，有一处100米左右的空地，这也是我们突击队首先要克服的第一道难题。

如果横冲过去，肯定被越军当活靶子射击，于是团指挥所让一营在空地东边焚烧大量的稻草制造大量的白烟，团炮兵也不断进行轰炸压制越军，然后我们战士以蛇形跑的形式快速奔袭穿越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