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洋政府在历史上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北洋政府时期，政治上分崩离析，统治者打着民主的幌子实行封建专制，军阀割据甚至混战，大军阀只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牺牲民众和国家的利益，等等。
但是客观地看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也并不能否定北洋政府在外交、边防方面做出的抗争与努力。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府组织绘制的《中华民国地图》中，地图以中华民国继承大清疆域为背景绘制而成，一方面对传统藩属如朝鲜、越南、缅甸、吕宋进行了标注，突出一种今非昔比的失落感；一方面对失地琉球、台湾也进行了标注，既渲染了国耻又表明了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那么，北洋政府时期究竟在外交方面做了什么样的抗争与努力呢？
收复外蒙古
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撺掇外蒙古“独立”，1912年2月5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在库伦建立“蒙古大国”，同年11月还试图与俄国签订《俄蒙条约》。《俄蒙条约》及其所附《商务专条》表面上是沙俄保护外蒙古独立的条约，实际上是沙俄企图吞并外蒙古的殖民条约。此事一出，不仅引起国内各民族阶层广泛的的抗议，也引起了外蒙古爱国王公的不满。
北洋军师徐树铮很早就在信中写到，“外蒙一去，内蒙震动；蒙不安，奉必危，滇藏必牵动，藩厅一撤，瞬即豆剖瓜分矣，安得不背诚借一作孤注之想乎！”各党派爱国人士也纷纷活动，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千万不要承认《俄蒙条约》。袁世凯迫于舆论，1915年派陈毅作为驻库乱办事大员去执行撤销外蒙古自治的任务，来阻止外蒙古的独立和沙俄的殖民吞并，但是成效并不大。直到袁世凯去世，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库伦设西北筹边使公署前往库伦，才完成收复外蒙古的任务。
徐树铮利用外蒙古内部派系斗争，从关键人物身上着手，一边向外蒙古施加压力，一边“结之以信，感之以情”，在短短22天的时间内，不费一兵一卒地和平解决了外蒙古的收复任务。当徐树铮12月再次回到库伦时，库伦的大街小巷都挂上了中华民国五色国旗，意味着汉蒙满藏回的和谐、团结。孙中山也对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一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收复外蒙古之后，徐树铮还尽心尽力地治理外蒙古。由于外蒙古处地交通不便，只有两条到达内地的公路，为了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徐树铮提出要增修四条铁路；一改清政府三百年的愚蒙政策，徐树铮积极在外蒙古创立报刊杂志，开展文娱活动；为了开发边疆，他在外蒙古设立了具有代理国库特权的边业银行，还亲历亲为地勘察新疆的地下资源，还促进了外蒙古与内地的贸易往来。在徐树铮的努力下，他获得了外蒙古人民的普遍亲附。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徐树铮所属军阀派系在战争中失败，他被撤职了。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白俄匪帮退至外蒙古发起进攻，但是国内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边陲，库伦驻军寡不敌众，最终弹尽粮绝，失去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外蒙古的收复在当时的积极意义。
向德、奥宣战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青岛
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这个条约使德国租借山东青岛99年，并在租借地区内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和经济特权。而奥国则作为《辛丑条约》缔约国之一获得了大量赔款和诸多特权，还在1903年6月与我国签订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在天津划定了奥租界，进一步谋取在华利益。
第一次大战期间，形成了两个战团：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阵营，以及以德、奥为主的同盟国阵营。这期间中国政府为了不被卷入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纷争，甚至颁布了《局外中立条规》。但是置身事外是很难的，英、美、日等国家为了取得胜利，需要给北洋政府做工作，使其对德国绝交并宣战。北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一边与英美日等国谈判谋取对华有利的条件，一边对德、奥宣战。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宣告接收德国在华的银行、洋行等财产，并期望着将来可以作为战胜国的身份争取将中国与德、奥两国签订的合同、条约等一律废止。
一战结束后，中国虽然作为战胜国是有名无实的状态，仍然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举行期间发生的事件，至今为止最广为人知的是关于五四运动和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但是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在为对德、奥问题而努力。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要求废止德、奥在中国的特权，以提升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并试图收回山东。但是碍于列强的干扰和限制，这些诉求并没有完全实现，只完全废除了与奥的不平等条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山东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北洋政府拒签了《对德和约》，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没有成功收复青岛，但是在1922年，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中日双方就山东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北洋政府以6100万日圆的代价赎回了青岛以及胶济铁路的主权。
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即使在后世历史中往往有着“卖国贼”、“反动军阀”的骂名，他在巴黎和会与青岛问题上也曾经为了民族利益进行过激烈的抗争。巴黎和会上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在中国传开后，全国哗然，爱国学生发起了“五四”运动，北洋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学生。后来发展到上海、天津、长沙的学生开始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在这个过程中，吴佩孚全力支持“三罢”，极力反对逮捕爱国学生，坚决反对签约，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动荡不安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新疆地区
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动荡不安的同时，新疆却能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局势，这要归功于军阀杨增新的统治。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一直奉行着这样的原则：对外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对内无为而治。
北洋政府时期绘制的世界全图中的亚、欧、非及大洋洲部分，其中红色圆圈代表当时华侨最多之地。
新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一些历史原因，一向是列强与我国边境引起纷争的重要目标。尤其是沙俄和英国，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新疆地区的大片领土并谋取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杨增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严防并制裁了俄、英商人为了在新疆侵略扩张、为非作歹的行为，包括不得侵占中国人民不动产，不得不纳税等等。俄国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之时，杨增新与苏维埃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中苏平等条约——《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约》，并以与俄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由宣布了英国在新疆特权的失效。
在白俄匪帮被打退进新疆时，驻疆沙俄领事和英日等国开始鼓动新疆帮助白俄反苏，杨增新审时度势，没有直接用武力镇压，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兵力支援，而是保持和平中立的原则，联合苏维埃政府解决了此事。通过这一系列举动，杨增新成功抵御了外来势力的入侵，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北洋政府时期绘制的中国地图
新疆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民族、宗教的矛盾。新疆时维吾尔、哈萨克、回族、蒙古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杨增新一方面主张不用行政力量干预宗教活动，一方面又严防宗教战争，利用宗教为自己服务。容易引发争端的宗教被杨增新禁止，外国人利用宗教染指新疆的行为被杨增新迅速镇压，再加上杨增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疆的财政状况，因此在他的统治期间，新疆没有因为宗教民族矛盾有过大的动乱。
出兵西伯利亚保护侨民
1918-1920年，北洋政府与美国、日本一起出兵西伯利亚。后世评价此事时，有人认为这是段祺瑞以护侨之名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换取日本政府支持的行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出兵西伯利亚此举，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
1917年底，在讨论中东铁路由哪国派兵进驻的问题中，英、美国为了牵制日本，建议中国派兵入驻。北洋政府抓住这一机会，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出兵进驻中东铁路地区，将中东铁路收回中国政府管辖与监督，并遣送俄国护路军回国。后续英、美、日等国企图干涉中东铁路问题时，北洋政府“抱定合同宗旨”，拒绝了各国的请求，成功收回中东铁路，打击了列强的野心。同列强出兵海参崴时，北洋政府经过多方周折，缴纳了大量的保险金和租金，租调商船将1176名华侨运送回国。
除了与美、日一同出兵以外，北洋政府还曾经单独出兵境外。十月革命爆发后，协约国扶植高尔察克鄂木斯克政权，以日本为靠山的匪帮对该地的中国侨民肆意掠夺、极尽摧残之事，还时时刻刻妄求窥视中东铁路。北洋政府不忍侨民受到这种迫害，试图单独出兵两千多人，由于财政和兵力的不足，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的规模出兵。即使如此，还是遭到了试图控制中国的英、日两国的反对。
虽然说在出兵西伯利亚期间，北洋政府也有协助列强扼杀十月革命的一面，但是在出兵期间，北洋政府派出的军队更多的是在联军出击时进行声援以及保护铁路，甚至被日本军队认为在掩护俄国红军并因此与日军交恶，这证明了北洋政府并不是盲从列强行动。
总体来说，北洋政府统治期间，虽然内部混战纷争不断，也不乏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利益的军阀，但是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上是基本达成了共识的，而且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是在列强的殖民与左右下，只能做出非常有限的努力，如果想要改变内外不利的状况，还是需要彻底的反抗和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