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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政府采取的方针，首先是支持袁氏帝制，进一步加强对袁的控制。
1915年9月初，大隈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在中国实行君主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此时做君主的，除袁世凯外别无他人；政体问题只要对日本没有利害关系，就不想干涉。
6日，他又对陆宗舆公使说：“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碍邻国商务。”这是为将来的干涉设下了伏笔，24日，他再次对陆宗舆说：“大总统如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当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障碍。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
暗示要袁世凯去谈条件。袁怕日本要价太大，暂时没敢去谈。
1、日本的态度？
此后，大隈逐步转向干涉帝制、助长内乱、打倒袁世凯、另找傀儡的方针，10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联合英美等国共同干涉，以显示“中国的事情只有日本同意才能算数”的权威地位。10月28日，袁世凯开始所谓“国体投票”的当天，小幡代办偕同英俄公使问陆征祥提出口头劝告，说不安情势弥漫各地，一旦发生扰乱，将危及东亚和平，要求帝制缓行。接着，法、意公使也提出同样劝告。
袁世凯骑虎难下，不肯取消帝制，只允暂时延期。12月15日，日本又纠集英俄法公使提出四国第二次联合声明，表示对今后形势的转移仍持静观态度，英法俄等国为了拉住日本留在协约国内，只得勉强追随，朱尔典公使12月21日给英外交部的报告说：“我们都感到自己是日本牵线的一群木偶。”
对国际共同劝告起重要作用的法相尾崎行雄在回忆中夸耀说：这个行动是“抛弃追随外交，第一次取得主动地位”。
这时，袁世凯才看清大隈的诺言不可靠，英俄法对日本友邦比对他袁某人重视得多，要当皇帝非日本点头不可。
12月14日陆宗舆向石井外相，15日曹汝霖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分别秘密打听日本究竟希望帝制延期到什么时候。
日置满意地向政府报告说：
这回中国方面多少有点推心置腹了，觉悟到在这种重要问题上忽视我国是行不通的，这是“打开局面的最好机会”，袁世凯决定再次卖国求荣，与日方商定，以补庆日皇加冕、赠送勋章为名，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作特使，携带秘密条件去日本谈判。
由于秘密条件被盗泄露，引起英俄忌妒，日本怀疑泄密是袁故意所为，加上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兴，乃决心放弃利用袁世凯，以追求更大成果、因而拒绝中国特使前往。袁被迫把原拟在正月初一举行的登基大典再次延期。
可是，日本政府这时已经不满足于帝制延期了。大隈已决心倒袁，1916年3月7日，内阁作出了以打倒袁世凯为目标的决议，认定“以袁氏退出中国当政者集团为妥。毫无疑义，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为此，采取了一面继续静观，一面暗中援助反袁势力，以扩大中国内乱，逼袁氏退出政界、同时在中国扶植“优越势力”即新傀儡的方针。
配合这些暗中策划，正金银行拒绝将盐余交付北京政府，并多方扰乱金融，给袁政府造成财政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被迫在3月23日取消帝制，4月21日宣布实行内阁责任制，组成段祺瑞内阁。后来，还让陆宗舆、曹汝霖多次向日本请求援助，并表示将给予代价；日方都置之不理。袁世凯外既失去靠山，内又众叛亲离，于6月6日在极度愤懑和忧郁中死去。
2、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大隈抛弃袁世凯，所追求的更大成果，就是利用帝制引起的混乱，分裂中国，从中取利。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制造满蒙独立，使为日本附庸，是日本侵略者多年来的野心。辛亥革命期间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虽经西园寺内阁的干涉而流产，但阴谋的后台和策划组织者一军部、关东都督府和大陆浪人一仍然口服心不服。浪人川岛浪速很快又写出《对华管见》长文，向当局力陈列强瓜分中国势所必然，满蒙独立非常必要。他们一直在积极扶植逊清肃亲王善耆的复辟势力。
1915年夏天，川岛还同蒙匪巴布扎布取得联系，策动他与肃亲王宗社党结合，成立蒙古宗社党。他们等待时机，再搞分裂活动，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给他们带来了机会。中国人民反对帝制运动四起，大隈内阁转变政策，通过了上述1916年3月7日的倒袁决议，默许所谓“民间志士”以金钱接济各派反袁势力；对华方针由外务省统一调整。
实际上，从1月份开始，外务省已经担负起这项策划工作。在表面上石井外相不参加的形式下，由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以及军令部的有关局长、部长每周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办公室会晤一两次，这里成了策划一切侵华活动的大本营。
鼓动满蒙独立，分裂中国，是他们策划中的一个重大阴谋，在接济金钱方面，他们贯彻内阁决议，决定由大仓喜八郎出面借给肃亲王100万日元。与此同时，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传令驻满洲各地领事官宪，不再取缔日本人的反袁活动，使得宗社党的支持者更加活跃起来。
小池张造等计划支持4个方面的反袁势力：满蒙方面、山东方面、上海方面、南方政府方面。大仓对肃亲王借款之外，还由久原房之助出面借给岑春煊100万日元，孙中山50万日元，后来又给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各10万日元，合计提供了180万日元。
在东京，在田中参谋次长领导下，由新近从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转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福田雅太郎担任分裂活动的幕后指挥。福田把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军官派往满洲领导军事，由土井担任总指挥。
他协助肃亲王于1916年初在大连设立指挥部，纠集宗社党2000余人，组成所谓“勤王军”，发给包括5000支步枪和8门野炮的新式武器，由日本军官训练数月，预定4月15日起事。
3、满蒙独立的“借口”
在反袁政策名义下，内阁与军部共同策划分裂中国，这是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一大特色。
但是，这个土井计划遭到许多在华军政官员的反对。首先，驻安东领事吉田茂认为，纵容这些土匪的掠夺暴行，“会损伤帝国的威望”。
驻奉天代理领事矢田七太郎说：依靠绿林之辈举事，毫无成功之希望，且有暴露丑行、自讨没趣之虞。他认为，这种分裂活动，如果是在有实力的中国军队内部进行，以此为基础举行有把握的暴动，则另当别论。他还建议：张作霖正欲排斥段芝贵，自任奉天将军，策动张独立倒是可行的。
此外如当时驻满第十七师团长本乡房太郎中将、独立守备队队长藤并幸槌少将、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也有反对土井计划的意见。
这些不同意见引起了石井外相和田中参谋次长的重视。田中电令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少将：土井大佐担任的任务，必须瞅准中国的形势方可执行，即使目前已经准备就绪，亦须等待本部的指示而后行动。
石井、田中都赞同矢田关于策动张作霖的建议，认为是“简捷稳妥之策”，训令他十分谨慎地与张周旋，可以保证张的身份地位，并接济武器军饷。矢田的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4月初已经达到了要使张作霖发表独立宣言的程度。
但是，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却反对与张作霖接触，甚至阴谋要炸死张作霖。他们坚持进行土井计划，预定6月中旬在奉天、庄河、复州、辽西、本溪湖等地同时起事。
正当日本内部对满洲的政策处于尖锐分裂之际，6月6日袁世凯突然死去。
满蒙独立失去借口，大隈内阁乃改变方针：
支持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由他调和南北，以使其投靠日本，满蒙独立活动立即结束。但是，陆军方面仍不死心，浪人觉得被外务省抛弃，更为愤恨。他们急于分裂中国，囊括满蒙，不肯就此罢手，准备独自行动，要在满蒙地区建立清室政权，作日本保护国。后来，还是石井请山县元老出马，才劝住了陆军。
另一方面，在预备役骑兵大尉青柳胜敏等人指挥下的巴布扎布蒙匪骑兵3000人，于7月1日开始南下东进，途中，7月20日在突泉县被洮南镇守使吴俊升部击败，8月14日窜到南满路上的郭家店。日本政府为了贯彻新的对华政策，坚决解散宗社党的勤王军，遣回巴布扎布。
好不容易说服了川岛浪速，8月30日川岛等人带着日本按约提供给蒙匪的1200支步枪、4门野炮和弹药，以及参加蒙匪的800名勤王军，到郭家店向巴布扎布犒劳，劝其返回内蒙原地。9月2日，巴布扎布率部向西撤退。日方向中国军队声明，南满路附近不许作战，以阻止中国军队追击。一路上日本马队随行，名为监视，实则掩护，中国军队无可奈何。
日本为了让蒙匪安全撤退，保全这支土匪武装，随时作侵华帮凶，事先还制造了郑家屯事件。
郑家屯（今双辽市）当时属内蒙，为四郑铁路终点。早在1914年8月，日方就故意制造日军与当地警察冲突事件，以此为借口派兵50名进驻该地，并设置巡警署。这是日本入侵东蒙的预定步骤。1916年8月13日，郑家屯日本商人吉本无理殴打卖鱼的中国小孩，受到驻军二十八师某团士兵的干涉。于是20多个日兵到中国驻军团部寻衅，首先开枪引起冲突，双方互有死伤。事件发生后，辽源县知事出面交涉，按日方要求将城内中国军队一律撤退至离市区30里外。21日，日本关东都督又照会奉天督军张作霖，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华军全行撤退。交涉无效，只好照撤。
日本为了同一目的，9月3日又制造了朝阳坡事件。这一天，蒙匪军撤退途中，行经吉林公主岭附近之朝阳坡，驻军派队阻击，护送蒙匪的日军借口华军枪弹打穿日本国旗，造成互相开火攻击事件。日军借此要挟吉林督军孟恩远撤退朝阳坡驻军，然后占领该地，并通告：新民县、郑家屯、杨家城子、农安县以东之地，不准华蒙军开战，否则日军即采取自由行动。
蒙匪安全撤走，日方目的已达。本来郑家屯事件已告结束，那知9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突然向北京政府提出两项共8条要求。要求内容，除赔偿、道歉之外，主要是迫使中国同意日方在其认为必要之地派驻日本警官，南满洲聘日人为警察顾问；南满东蒙各中国部队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士官学校聘用日本教习。这显然是重新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中的某些条款。日方小题大做，目的原来在此。
正交涉中，大隈内阁于10月4日倒台，继起组阁的寺内正毅侵华别有新的招数，对郑家屯事件的所提要求没有过于纠缠，1917年1月22日，中国方面答应惩罚有关军官、道歉及抚恤，全案得以了结。
4、“朝鲜三人帮”
1916年10月9日，寺内正毅组阁上台。鉴于前任大隈内阁对华一味武力威压，制造分裂动乱，引起国内外谴责的教训，于是另辟蹊径，采取了表面上与大隈完全不同的侵华策略。
寺内原任朝鲜总督，在汉城结识日本商人西原龟三。西原有一套殖民统治术，给寺内上过许多条陈，深得赏识，成为知己，西原又向寺内力荐前大藏次官胜田主计作朝鲜银行总裁。3人在策略思想上情投意合。寺内出任首相，得西原宣传鼓吹之力颇多。组阁后，胜田任大藏次官，后升为藏相。西原虽未入阁做官，但他一直是寺内对华政策的谋士和执行者。3人始终合作人称为“朝鲜三人帮”。
西原主张所谓“王道主义”，即用怀柔政策去实现帝国主义目的。他估计，如果用武力侵占全中国，每年至少要付出20亿日元的占领费用，还要冒国家垮台的危险，不如采取和睦同化的“亲善”政策。他主张从经济上变中国为日本的附庸。
具体做法是：
退还庚款，以发展日本最必需的原料——棉花和羊毛；贷款给中国办国营铁厂，向日本供应生铁和矿砂；由日中银行家合组“中国铁路公债资本团”，控断中国铁路投资；改革币制，中国发行与日本货币形状、分量、名称一致的金本位货币，使中国成为日本货币的流通圈，达到“如同德奥两国一样，以经济联盟最终消除经济国界的目的。”
这样，“帝国各种工业所需原料均可仰给予中国，其制成品亦可以中国为市场。融合日华经济为一体，显然是我帝国确立自给自足之策”，西原的这一套经济侵华方案，得到了寺内等人的欣赏和赞同。
寺内内阁于1917年1月9日通过《对华政策》决议。
除了经济侵华设想，西原还在1917年8月建议：
鉴于张勋复辟失败后曾逃避于荷兰使馆，可与中国订密约，由日本出钱让中国军队去占领荷属东印度，日本并以2至3亿日元及归还旅大租借地为代价买过来，归日本所有。
在1917年11月写的《东亚永久和平策》里，他建议对在荷属东印度和在暹罗（泰国）的210万华侨的经济利益予以维护和支持，促进其发展，使其依赖日本，壮大帝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同时跟暹罗政府及王室结成特殊关系，以与法属安南、英属缅甸及海峡殖民地相抗衡，确立东亚永久和平的屏障。
对西伯利亚，则利用机会，在滨海省、阿穆尔省和堪察加地区扶植帝国势力，或断然占有年产达6000万日元的黑龙江流域金矿和水产资源。苏德订立休战条约后，西原又写文章鼓吹出兵占领西伯利亚东部三省。总之，西原幻想以日中“亲善”为基础，以日本为太上皇，建立一个南至东南亚、北至西伯利亚的“东亚自给圈”。
西原可算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鼻祖。
主要内容是：
一、援助提携，“为使中国推行其维持独立及领土完整所必需之各项改革，帝国将诚意给予指导和启发，以增进两国友好”。
二、国际协调，“在中国，帝国除与享有特殊利益地区有关之问题外，尽可能与各国保持协调，同时努力使各国逐渐承认帝国之优越地位”。
此外，还有“不干涉中国一切内政纠纷”；逐步扩大增进帝国在南满东蒙的特殊利益，确保在福建的特殊关系并逐步扶植帝国势力等，推行“援助-提携”的手段便是贷款，所以人们称之为“贷款政策”。
寺内实行贷款政策，有其经济背景。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日本还是122400万元的债务国。由于“天佑”，到1915年，贸易已变为逆差；到1917年，黄金储备已达115000万元。日本有条件搞“日元外交”了。内相后藤新平极力主张运用日本的游资，去确立东亚经济同盟的基础。
他说：
“今若断然实行，在中国投资1亿日元，则其效果可与其他国家投5亿乃至10亿相匹敌。”
外相本野一郎说，对中国应是“菩萨面孔，夜叉心肠”，最坦白地说明了这种政策的本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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