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前期：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对外关系
17世纪，正当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起清王朝，并入关夺取了全国统治权的时候，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也正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势力猖獗，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惨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的劫掠、奴役和蹂躏。古老的东方对这些殖民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者先后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形成了继倭寇以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大陆的又一次侵扰。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魔爪也伸到了中国的北部和东北边疆。"早期的殖民主义势力，象一把钳子一样从南、北两个方面钳住了中国。清王朝，从它建立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
1.中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
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自唐朝以后的历代中央政府都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各族人民，对开发这一地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当明末清初满族八旗军致力于与明军和农民军作战的时候，沙皇俄国已经在辽阔的西伯利亚陆续建立起了侵略据点，并在17世纪中叶逼近中国的东北边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冬，沙俄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以波雅科夫为首的由132人组成的远征军，携带枪枝弹药翻越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境内精奇里江地区。当地的达斡尔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波雅科夫率领的强盗却对达斡尔人村庄大肆劫掠，达斡尔村民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自己的家园，用简陋的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搏斗，打死了10名侵略军。这是中国黑龙江地区居民的第一次武装抗俄斗争。1649年(顺治六年），沙皇俄国又派出以哈巴罗夫为首的10名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武装侵略，在桂古达尔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他们共杀死了大人和小孩661人，还抢走妇女和儿童361人，全村只有15人幸免于难。
1653年(顺治十年），清政府为抗击俄国侵略，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并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肃清了流窜在松花江流域的斯捷潘诺夫率领的沙俄侵略军。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后又侵占雅克萨。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堡寨，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当地中国居民。
清政府为确保东北这一满族的发祥之地不受侵扰，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和统一了台湾后，开始作武装驱逐沙俄侵略者的准备。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亲自到松花江上视察边防情况。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2月，康熙帝下令由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统军3000多人，分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
在清军的强大炮火攻击下，俄守军托尔布津被迫开城投降。清军在得到俄军决不再到雅克萨骚扰的许诺后，释放了俄军俘虏，平毁雅克萨城，还驻瑗珲。这就是第一次雅克萨战争。
托尔布津率俄军从雅克萨退到了尼布楚，但野心不死。不久，托尔布津在得到了增援后，再次侵占雅克萨。沙俄侵略者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愤慨。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下令再次讨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所部2000人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数月，托尔布津被击毙，800余俄军，只剩下66人，危城旦夕可下。沙俄政府的军事侵略未能得逞，只好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建议。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诚意，清政府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主动下令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这就是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交涉，双方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禁止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两国人民持有"路票"(即护照）者，可以往来贸易等等。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出一定的让步，达成了协议，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条约签订后的100多年间，中俄东段边界相对平静，两国人民间的和平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双方就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蒙古地区的边界划分问题，签订了《布连斯齐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附近的楚库河，西迄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角的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的边界走向，以南属于中国，以北属于俄国。
1728年(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对《布连斯齐条约》进行了补充和细化。条约在边界问题上，内容与《布连斯齐条约》相同，除中俄北部边界外，又重申《尼布楚条约》中关于东部边界的乌第河地区仍暂不划分的规定。此外，还规定了中俄通商及文化交流等事项。
2.天主教的传布及其被禁止
清朝入关后，留居北京的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仍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传教士汤若望被任命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由于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传布范围有了较大的发展。到顺治末年，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到康熙初年，全国有28个城市都设有天主教堂，共有教徒10万余人。
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一部分清朝官吏的警惕。1660年(顺治十七年），徽州人杨光先指责汤若望造历有误，得到辅政大臣鳌拜、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清政府决定处死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汤若望免死，由西堂迁到东堂，其他寄居内地的传教士，一律驱至澳门，禁止到内地传教，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一职。
1668年(康熙七年），长大成人的康熙帝起用传教士南怀仁任钦天监监正。此后，在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下，许多传教士来到北京，在清廷任职。他们有的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的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有的出入宫廷，充任皇家教师，给康熙帝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将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传到中国；有的在清宫造办处指导工人制作自鸣钟和其他机械；还有的协助清政府在各省进行实地测绘，制作全国地图。
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传布科学文化仅是他们来华宣传天主教的一种手段，同时，他们还积极刺探消息，盗窃情报，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清政府的许多机密文件都被传教士传到国外，如有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的机密地图，记载了各省的疆域、山川、田赋、民情、特产等，在其绘成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清政府在与沙皇俄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担任翻译的传教士向俄国索贿讨好，把中国的内部机密和谈判策略都泄露给俄国，甚至帮助俄国人收买中国官吏，使中国在《布连斯齐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传教士还干涉中国内政，参与康熙晚年各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
传教士的不法活动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原来对传教士颇有好感的康熙帝也隐约觉察到欧洲国家将成为中国很大的威胁："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此，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开始加强对传教士在内地传教的限制。雍正即位后，规定除少数传教士留京在内廷和钦天监效力外，禁止传教活动，关闭各省教堂，各省传教士全部迁往澳门，令其搭船回国。1785年(乾隆五十年）和1811年(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又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1837年(道光十七年），传教士中担任钦天监监正的高守谦回国，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到此结束。但不久以后，鸦片战争爆发，欧洲传教士卷土重来，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到另一个阶段。
3.闭关政策和鸦片贸易
16世纪以后，西欧一些国家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成为其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一背景之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先后来到中国。早期殖民者来到中国，普遍地采取欺骗讹诈和武力掠夺手段，骚扰中国沿海。英、美、法等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市场，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话般的中国，早已成为西方冒险家觊觎的对象。因此，他们积极要求打开中国的市场。
清朝政府对于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仍然采取传统的闭关政策，即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不需要从国外输入大量商品；另一方面，清政府防范、隔绝人民与西方国家接触以利于统治；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强盗在中国沿海港口的种种侵略行径，也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严密关注和防范。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断绝东南沿海各抗清武装的物资供应，清政府厉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水"，来华的外国商船也只准停靠澳门一地。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曾一度开放海禁，并在澳门、漳州、宁波、江云台山等地设立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但后来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处理对外事宜。同时，清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条规和章程，对广州的外商贸易做了种种限制。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受到很大阻碍。当时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英国居于首位。因此，各国都支持英国派遣使臣到北京交涉，以便促使清政府能解除通商的限制，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使臣马戛尔尼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提出6条要求：一、英国派使臣驻北京，照管本国商务；二、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三、占用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以居留商人，存放货物；四、于广州附近亦拨给一地，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减免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的税收；六、公布税率，并不得在此额外加征。英国政府的这些要求，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色彩，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割地、开埠、减免税率以及许可其种种特权，这当然不能为清政府所接受，因而当即遭到乾隆帝的严辞拒绝。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又派阿美士德来华再度交涉，但由于在朝见的礼节上发生争执，最后根本没有受到嘉庆帝的接见。
英国政府来华交涉失败后，就更多地派遣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活动，甚至向中国输入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运往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1831年(道光十一年）增为20000多箱，1838年(道光十八年）更增至40000多箱。
鸦片的走私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吸食鸦片者愈来愈多，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时已超过200万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鸦片的走私贸易造成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英美等国的鸦片贩子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据当时人估计，1823-1831年(道光三年至道光十一年）间，仅广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银即达3000万两之多。由于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伴随着武力威胁。1808年(嘉庆十三年），英国10余艘兵船侵入澳门。1821年(道光元年），英国水兵在广东新安县向中国村民开枪开炮，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的严重事件。西方各国的鸦片贩子在走私鸦片的同时，还在中国沿海劫掠财物，甚至攻击中国的缉私兵船。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沿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反对鸦片贩子的斗争。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也不得不认真地查禁鸦片。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到达广州查禁鸦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走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揭开了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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