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读后

作者：刘江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是当代著名史家陈祖武先生的口述实录，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由贵州大学王进教授整理的陈祖武回忆其问学及学术工作经历的口述访谈，另收录了陈祖武在其母校的专题演讲及访谈记录，前者较为全面地讲述了陈祖武先生工作、生活不同阶段的主要经历，后者重点阐述了其治学心得与人生经验，二者内容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真实记录了他出生、求学、治学、担任行政职务的人生道路，生动展示了一位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历程。口述史在今天并不少见，口述史研究也方兴未艾，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口述者对其所述史实真实性的把握程度。作为史学家的陈祖武先生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该书的开头就强调说：“谈到口述史，现在我们有些学人有点不让人放心”，“回忆者本人往往不能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讲出来”，“要把‘信’摆在第一位，否则就不叫‘信史’了。所以我就希望，你来做这个口述史啊，真实是第一原则”。“这个口述史，希望至少后人可以作为史料来用，作为信史的史料来用。”口述者主体有这样的认识，这部口述史的真实程度便得到了极大保障，也更具史料价值。

陈祖武先生1978年考取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93～2008年先后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卸任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是成长于新中国的新一代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则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发展同步，这部口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面貌。在陈祖武先生的口述中，可以看到他负笈京城后以“时不我待”鞭策自己勤奋苦读的学习过程和在领导岗位上的一心向学、严格自律的工作风格，可以领略到当时健在的老一辈史家群体发挥余热和教书育人的长者风范，可以感受到历史研究所集体项目合作研究和对学术新人传帮带的良好氛围，加之书中提及的他撰写、点校整理或参与策划组织的《清代全史》、《乾嘉学术编年》、《清儒学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分卷、《中华大典》、“马工程”《史学概论》教材等研究成果，都构成了以历史研究所为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部分生动实录，是当代中国史学的宝贵资料。

陈祖武先生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学术环境中，他的自述展现了一个青年学子接受唯物史观、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程。他就读于贵州大学历史系时，学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这门课程，他还购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以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最先出版的《近代史》部分，这两本书一本是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另一本则是关于史观的具体运用，此后，他一直研读这两本著作，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陈祖武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熏染和亲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名学者的学问。历史研究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镇，郭沫若、侯外庐、尹达、梁寒冰、林甘泉等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这里除学习专业历史知识外，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继续深造，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的治学特点，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个口述史中，他讲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明末以后中国的学术未能沿着宋明理学的路径继续前行，而是别开生面走向另一条道路。陈祖武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对这种现象予以阐释。他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很顽固落后，生产关系是以封建宗法制为纽带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国家机器为主，因此不可能产生超越这种生产方式的思想形态。尽管宋明理学之后的王阳明提出“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重视封建伦理和道德秩序的“天理”，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也使宋明理学走向极端。然而阳明心学未能激起回响，中国学术最后走向对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的道路，产生乾嘉学派。再如，他赞成钱穆提出的“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因为学术演变和学术存在的客观环境是一致的，这种观点强调了学术流变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这就与我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探讨历史问题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摆到产生它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看待与思考，是相通的，这是我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他并不认同某海外知名学者就此提出的“内在理路”的见解，认为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宋明理学何以走向枯竭的问题”，因此最后又走到宋明理学家“尊德性”“道问学”的老路上了。这些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典型案例，这些研究特点贯穿他历史研究的全过程。

陈祖武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学术史和古籍文献整理，在他的口述中，不断强调传统治学方法的重要作用，反复阐述老一辈学者的治史之道对他的启发和影响。大学时代他在张振珮先生讲授的“历史文选”和“上古史”课程里初闻“六经皆史”，获知“以经证史”和“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体会到做历史“只有充分占有文献、熟悉文献，你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从容不迫”。郑天挺先生提示他做清史研究必须关注清代的民族关系问题，由此引发他对于清代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史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度思考。跟随张政烺先生和谢国桢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使他的学术研究“真正深入门径”。他的研究生导师杨向奎先生则指引他走上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道路，告诫他“做清代学术史，要从顾炎武开始”。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学习前辈史家的研究经验，在陈祖武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真正体现。同时，他在口述中也阐发了自己的治史心得。他数次用“滚雪球”来说明研究学术史的途径和方法，建议选一个学术“大家”作为研究中心，围绕这位“大家”，将与其交往的同道学人，包括与其持不同学术见解的人都吸附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研究程度越来越深，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认识得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的目的，同时也达到对“大家”所处时代的整体认识的目的。他谈及他本人的清代学术史学术研究是从顾亭林开始，逐渐将与其有关的黄宗羲、孙奇逢等明末清初的学术大家纳入研究体系，最后对清初八十年的学术有了十分全面的了解，形成了《清初学术思辨录》这本重要著作。他强调“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即从具体的研究选题做起，再围绕该选题逐层展开，层层剖析，最后形成具有全局意义的大问题。陈祖武先生反复申明做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不管你讨论的问题有多大，但它首先必须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发现的问题；如果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对学术研究就有贡献。他认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同样的价值”，只有具备二者，或者其中一种，才有必要动手写文章。这些均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对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

陈祖武先生将他的口述史定名为《恩重如山》，深厚的感恩主题贯穿全书。从儿时的家庭教育到青少年时在贵阳的中学、大学受到的学术启蒙和打下的研究基础，从昆明十三年的工作经历到报考研究生，从负笈京城学习历史到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涯，从主持历史研究所工作到履职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对自己的几个主要人生阶段的口述中，都可以看到陈祖武先生对国家、老师、朋友、同事的感恩之情。他在口述中多次提及张振珮、郑天挺、张政烺、谢国桢、杨向奎等曾经在学术上给予他直接指导和帮助的先生们，也感怀任继愈、傅振伦、林甘泉、李学勤、王戎笙、胡宜柔等师友们。他自己无时不以这些师友为学术上的楷模和工作上的榜样。如他任职历史研究所所长时向全所表态：“我往后只能为大家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把郭老、侯外老他们开创的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传下去。第二件事就是绝不以权谋私。”他将自己一生所积近万册图书，悉数捐给母校贵州大学，体现了热爱家乡、感恩母校的情怀。如他所言：“抚今追昔，反顾人生，感恩国家，怀念师友。‘恩重如山’，是我最深的感怀！”

口述史因口述者的讲述而成书，其内容难免重复，该书收入的几篇演讲记录与前面的口述访谈在内容上有部分重叠，整理出版者如果做一些调整处理效果会更好；另外书中有一些不甚必要的注释或应注未注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全书来说是瑕不掩瑜，但是如果编辑整理者处理得更妥当一些，会给这部口述史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