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024年的文学研究，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建构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开放的思想格局、自觉的现实关怀和宏阔的历史视野。
学思想，谋突破，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和战略性问题，为传承中华文化、担负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方法论。
（一）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
张政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系统的思想论述和深入的理论阐释，提出了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张福贵认为，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在文学世界中的反映。康震认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交往的历史，以及古代大一统王朝所秉持的和睦、和谐、和平的和平性价值立场，阐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会坚持以和平、发展、共享、共进的原则，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宏大叙事与伟大实践的积极展开。张永清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开放的，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文学研究活动，对其不断进行丰富、发展。
（二）重温“讲话”的理论现实意义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十年来，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我国的文艺工作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时代我国文艺启航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对当下我国文艺繁荣发展的科学性、完整性与体系性构建，具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泓峻提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面向文艺工作实际，分析问题切中肯綮，引领当代中国文艺开辟出一个新的时代。曹凌霄、王杰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由政策层面、理论层面和批评层面构成，最终要落实到文艺作品和批评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特别是“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文艺高峰”等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当代发展。谭好哲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二者都不以纯审美论的观点看待文艺现象，而是把文艺放在整体的社会结构系统中，在与社会文化生活与实践领域的广泛联系中论定其社会存在属性。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传入后有力激活和促使中华文艺传统向现代转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新形态并且发挥主导性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进程，积累了“两个结合”的丰富历史经验。
（三）推进新时代文学评论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广大文学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扎根人民生活，推动新时代文学发生新变化、产生新特质、取得新发展。文学评论敏感于时代之变、文学之变，不断总结探索新时代文学的成就和文学发展的经验。
白烨认为，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的新时代文学在“以人民为中心”、形成新的格局、书写新的现实、为时代树碑立传、塑造鲜活人物、为人民赋形、推动新的文艺形态健康发展等方面，充分表现出新时代的新进取与新样貌。李遇春聚焦近十多年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人民性表达的问题，从文学立场、人物形象、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等方面论述正在形成的新的人民美学形态。石岸书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构成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独特性的基本因素，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和雅俗共赏的。周保欣从文学思想资源更新和重建入手，提出新时代文学需进一步打通与天地宇宙、世间万物、社会历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关联。王兆胜从天、地、人、文、心五个维度理解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提倡具有眼界、高度、风骨、神韵、境界和超越性的文学批评。叶立文提出以史料限定和限制阐释的方式回到作品，继而在彰显批评家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以情感力量推动心史互证。陈国和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应紧密结合文学性探究，而批评主体增强历史意识，凸显立足文本、面向未来的现实感，具备主动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和素质，目的在于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强根脉，融古今，凸显中国意识
积极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强化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必然路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首先强根脉、融古今。
（一）重构“根基之学”
过常宝认为，中国古代本就存在着文化“根基之学”的观念、体制和实践，从民族文化传统出发，借鉴西方古典学，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古典学科，才能担负起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韩经太认为，要体现自主原则与原创精神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现在亟须实践论的自觉。实践论自觉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问题意识。康震认为，在“第二个结合”思想引领下，大规模、系统性的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成就斐然，古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古代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走上学科化、学术化和现代化的创新之路。王振复认为，中国美学具有独特的范畴体系，渗溶着中华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识，作为中国文化所特有且与审美相联系的一种知识结构，具有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
徐兴无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实践应该是“多元一统”的格局。所谓“多元”是指知识领域与治学方法的多元；所谓“一统”，是统一在“中国古典学”的理念和实践之中。程苏东认为，中国古典学处理的应当是现代学科体系无法解决或者是未能充分关注的问题，它尊重中国古典文明的自身结构，并试图在这一结构中理解其丰富内涵。韩高年认为，春秋以前形成的早期经典，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其原创性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汪涌豪、王涛认为，若能基于传统文化，植基于汉语特性，对文学形式讨论的生成衍变与施用原则作综合通观，则古代文学的创作机理和审美旨趣就能被完整地掌握，与古人“结心”的文论史的出现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凸显“中国意识”
刘建军认为，“中国意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关键所在。李伟昉强调，外国文学研究要有中国立场。查明建提出，外国文学研究要凸显“学术创新意识”与“中国文学意识”。蒋洪新提出，学术界要突出整体论的文学批评观，更加深入研究外国文学思想的内核，注重文学与思想的内在相互契合和交融。曹莉梳理了英美文学研究的中国进程。曹顺庆认为，秉持文明互鉴的视野重审中国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重现“历史中”“世界中”“文明中”的中西文艺评论话语的对话与互构，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郑伟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纸面上的理论体系，而是要让传统话语在当代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取决于当下的需要，关键是立足于中国当代问题意识去发现传统。
（三）赋予时代新意
周兴陆认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 “三大体系”需要思考如何提高文论与文学研究的感悟力、判断力和阐释力，彰显文学的趣味、价值和意义。韩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观念既是一个集合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既具通变性，也具有当代性。张晶认为，“感兴”作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意义不限于创作发生的初始阶段，而是贯通于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到艺术表现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在深层体现中华美学特色的核心审美范畴。高玉认为，应该复活古代文论表述的古代形态，把被中断的古代文论原形态续接起来，让中国古代文论成为中国文论的一种有效方式，补充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王兆鹏提出，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确性。
重对话，强反思，深化中西会通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逻辑路径中展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保持一种既放眼世界又扎根于本土的态度，通过对话促进交流，通过比较深化反思。
（一）以国际视野关注中国文学世界性
詹福瑞认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关涉文学传播即中国文学的他国翻译、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价值等问题，需要读者的阅读与评价，特别是要靠学者和批评家具备世界性立场和眼光，以比较的视野去发现、发掘和提炼。洪子诚细致梳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在理论、体制、形态和具体作家作品等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当代文学在建构自己的文艺体制、理论和创作方法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汪晖对鲁迅《补天》中的女娲创世神话进行重读，认为这是从“文明史”中拯救文明的故事，回应了中西学术关于创世神话和世界秩序的多种论述。张旭东考察鲁迅在1933年的杂文中与萧伯纳的无声的文字之交，认为这实质为杂文同世界文学的深层共振与共鸣。谭桂林认为，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中使用“东方性”概念，在中国本位的立场上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世界意义。张隆溪从“互文性”角度检视钱锺书的文学著作，分析其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展开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对话，强调相关研究应引入比较视角。邵燕君把路遥的创作放到世界文学的谱系中考察所得出的各种观点，也将有关路遥的讨论与世界现实主义的发展流变以及在当代文学中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二）以比较方法促进理论中西会通
张法提出，文学理论作为文论的总名基本获得共识，其意义不但要从中国文论自身的演进，更要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去理解。彭锋提出，“象”的“居间性”或“双重性”在西方哲学的二分本体论框架中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但在中国哲学的三分本体论框架中，可以确定其本体论特征以及在艺术言说和理解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徐辉对中国的“意象”与西方的“拟像”进行了比较与辨析，认为二者在内涵上可以视为相同的，皆为宇宙万象之源的“永恒的神秘”。王怀义认为，在中国古代，“虚”是充满神性的真实空间，“拟”是通过摹拟以契合万物之理、宇宙之道的创造行为，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真理关系的论述形成鲜明的对照。陶水平认为，“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审美感性论等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张万民认为，“比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源自中国的一元论世界观，作为一种寓托式的创作或诠释方式，可与西方的allegory（讽寓）对话。张晶将“气氛美学”及“反差”的概念引入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杨慧林提出，“道”与“逻各斯”的“相参”是探寻中西思想及其经典文献或曾有过的交集，更为“理性”的结果可能是“相参”之后和背后的“互释”。杨金才从文明互鉴角度审视当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路径问题。
毛宣国认为，以西方摹仿论为比照来阐释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观点不符合《周易》中“象”的基本语义，也有违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美学精神，易于造成对“摹仿”概念的误读和对中国意象美学精神的遮蔽。汤凌云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家通过对中西和谐论资源的接受与转化，搭建起人生观—美感—艺术境界三位一体的现代和谐论美学框架，折射出中国现代美学彰显民族文化立场的意图及效果。冯黎明提出，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不同于西方，并不以“审美”为规定性制定艺术本体论，因此也就不会形成自足、自洽和自律性的艺术观念。黄兴涛关注到了“美学”这一术语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尤其是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花之安在中文世界中对“美学”一词的创造和使用。美国当代学者詹姆逊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其逝世之际，王逢振、王宁、刘康、胡亚敏等撰文反思了其与中国学术的对话历程。
承传统，求新变，夯实基础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学术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基础研究尤其需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精神。
（一）推进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廖可斌认为，文学研究应以作品为中心，尤其以经典作品为中心，以解读经典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为中心。詹福瑞认为，李白游仙之思是其生命意识的深刻反映。其游仙诗表现出欲超越现实世界，获得身心无限自由、人生最大解放的生命渴望。肖瑞峰认为，苏轼对人生哲学的感悟与认知是逐渐深化的，恰与他人生经验的累积相同步。周裕锴认为，关于苏轼婉约词的阐释路径，从南宋晚期词坛到清代常州词派，政治比兴说渐占上风，这与维护苏轼形象、词的雅化尊体的词学观念相关。陈尚君完成《唐五代诗全编》，构建超大型唐诗文本资料库，集成性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王琪、王桂妹强调在抗战时期东北，鲁迅的传播成为一种抵抗殖民统治的方式。汪卫东、刘晓慧讨论鲁迅文学的“行动性”， 鲁迅基于“文学”而“思想”，基于“思想”而“革命”，展现了文学的行动内涵。李怡探讨闻一多的思想历程，认为其中折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历程，“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王本朝总结了老舍研究的五个面向，即“平民老舍”“旗人老舍”“文化老舍”“伦理老舍”和“汉语老舍”。贺桂梅在探讨丁玲研究中引入当代中国城乡结构性发展的历史视野。
（二）反思学术史基本问题
钱志熙认为，在整个中国诗史中，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马银琴认为，“歌”偏重于表达欢悦之情，“诗”则为讽谏而产生，发生在西周后期的“诗”的“歌化”与“歌”的“诗化”，让“诗”与“歌”在相互影响、合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稳定的意义指向。刘宁认为，讲求规范、崇尚集成以及宗派门户意识较弱，是唐代文学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也是唐代文化包容机制在文学中的体现。葛晓音认为，恰如其分地评价盛唐诗歌创作传统在中唐的影响，是唐诗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何宗美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结构体系，是认识明代思想与明代文学的新维度，并且可以普遍运用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思想与文学研究。
（三）重估经典理论话语
张法提出，先秦美学是中国美学最大的一次转变，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从秦到清的审美基本结构。韩经太聚焦老庄思想，从主体论、生存论、实践论三个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哲思美论的创造性智慧，以求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重新认识。吴承学认为，古人对于“六经之学”与“文体之学”关联的思想观念主要不是对于文体学史的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谱系建构。夏静、赵忠富认为，作为一种原初性批评范式，对“象喻”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一种文化的整体视野来观照，而且还必须借助古代修辞学与经典阐释学的相关知识工具。罗剑波、雍寒清认为，“风骨”体现了刘勰强烈的文章辨体意识，是刘勰尝试辨明先唐诸文体的有益理论实践。
邢建昌提出，好的理论是有文学性的，文学性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发现理论问题的视角和进行文本分析的工具。赵毅衡考察了意义和形式的关联后提出，人类文化的进步更受各种“意义的形式”的推动。傅修延反思了叙事的本质，从认知、逻辑与传播三个层面，探讨讲故事行为的发生缘由、组织形态和动力机制。孙绍振认为，文学文本并非线性关系，而是涵盖表层意象、中层意脉、深层文学形式的三维立体结构。王泽龙反思中国现代诗歌史观，提出了相关文学史书写中存在的几种偏误，如革命论、阶级论、现代性的观念化和一元论等，并对现代诗歌历史重释的路径进行分析。
叶朗强调，“美在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理论与范畴，是对从朱光潜、宗白华开创的北大美学传统“接着讲”的有益尝试。高建平认为，黄药眠“美在社会存在”的重要观点，对之后众多认同美在物的社会属性、美在社会生活实践的美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王一川提出，蒋孔阳对西方美学范式、苏联美学范式及中国美学传统三者之间的汇通道路的探寻，是在中西美学史学融通中结合文艺特征研究而构造的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扩视野，跨学科，拓展学术新路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整体风貌和基本机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对文学的体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扩视野，跨学科，以交叉融合赋能文学研究的自我革新，是文学学科拓展学术增长空间的必由之路。
（一）学科融合
蒋寅认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文学的发展就是文化的生长。在文化史的早期，文学的发展甚至就是文化生长的主导形式。王小盾认为，对文学与音乐之关系进行探讨，需要结合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和考古学的方法，揭示文学理论与音乐理论作为符号的产生过程，以探究其文化基因。李成晴通过对纸窗题诗这一颇具华夏文化特色的诗歌题写传统进行探究，认为研究文学文本，不应止于文本本身，还需要关注物质载体。叶晔认为，唐宋词史中难以解决的问题，置于明清图像文献的视野下，可能会获得新的学术生命力。蔡文科联系《诗经》阐释与中国早期医疗话语，分析美刺之说中“刺”的医疗术语意涵，提出文学的救治功能与其借助医疗知识言说的方式有很大关联。朝戈金提出，口头文学的存储、流布和承传，具有非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性和匿名性等特征，与区块链的底层逻辑高度相似。
阐释学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它本身就是学科融合的具体体现。张江继之前的“阐释学五辨”之后，又接连发表《“公”“共”辨》《“义”“意”辨》和《“识”“见”辨》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阐释学的理论体系。李春青从阐释的功能、目的和主体等方面与西方阐释学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国阐释学的特质。南帆提出，“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是文学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张福贵要求承认阐释的个人入径的合法性。谷鹏飞认为，修辞学的阐释学价值在于，不仅关乎意义的理解与事实的解释，更关乎意义的创造与生命的创造。颜桂堤提出，文化研究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
（二）数字人文
刘石提出，随着计算机深度学习能力、文本挖掘等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古籍在继续数字化的同时，应该开始向知识化转变，形成体系化的“中国古典知识工程”，从而更好地建设东方古典学。王兆鹏认为，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数据化，文献目录和作品文本皆是数据来源，并有着不同的数据指标。实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文学研究的各种问题。李飞跃认为，古籍数字化、知识增强和多模态语言大模型技术的深入发展，引发了诗学从经典重塑、概念重构、关系重建到价值重估的系统变革。
单小曦认为，作为“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应具备两个基本属性，即智能化与数字人文主义。王小英、周冰认为，数据批评应以批评之术来提升人文之道，实现道术相合，增强人文思辨的力度，使文学批评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无缝衔接中不断提升质量。针对日益成为技术概念游戏的批评现状，张学谦提出网络文学批评应增强历史性，重视接受主体的经验、体验与历史处境的连续性，形成扎根于自身历史的批评理论与范式。胡行舟认为，当前的数字批评存在缺乏有效的问题意识、着迷于信息和统计的可视化呈现和数字工具的化约倾向，未来的超级阐释者需集合众长，具备强大的思想力和计算工具能力。
（三）人工智能
彭锋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作品中的“灵韵”被重新理解和体验，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艺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技术发展中保持艺术的人文价值。王峰认为，人工智能的兴起提出了非人创造美的可能性，要区分人的意识与AI的思考功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理解人工智能在美学中的角色和潜力，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化和审美体验。刘方喜认为，自然语言大模型的弱共识性实质语义不仅改变了科学和文学文本的传统理解，而且为理解人类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特别是在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对话中展现了其价值。李国成提出，对人工智能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不应局限于以情感、灵感和创造力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现代文学观念，而应当考虑到它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后人类和后文学的背景。钱翰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互文性概念的生产力，以及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和作者观念的冲击。
反思与展望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回首2024年的文学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研究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彼此成就：文学研究呼应时代需求、铭刻时代精神，时代发展孕育文学研究方向、塑造文学研究内涵。主体意识、中国特色、文化自觉以及创造性意识、历史性意识，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共识日益深化。
我们也必须正视不足。在原创性理论构建、标识性概念打造、引领性命题的提炼、跨文化视野拓展以及对新兴文学文化现象的洞察与剖析上，当前的文学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薄弱之处。尤其是低水平重复研究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学术创新的视野和路径亟待突破；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缺乏跨文化比较和对话的深度与广度。
展望未来，今后的文学研究应当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中汲取养分，深入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更加自觉地强化主体性，拥抱多样性，深刻把握文学研究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回应时代召唤，锻造学术精品，不断推动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行稳致远，释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编辑部（执笔人：文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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