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内部有一支极具神秘感的“秘密小分队”，经常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脏活”、“累活”，那便是戴笠所直接领导的特务机构，该机构总是神秘莫测，就连如今都很难证实全部特务活动情况。
随着1946年戴笠雨中坠机，很多特务再无方式被“唤醒”，还有太多秘密就这么一直被隐藏下去；少了戴笠的参与，解放战争的速度都大大增加。
神秘的“特训班”
近些年来的一些谍战剧大热，如《潜伏》中的特务李涯为“汉中特训班”的高级特工，《风筝》中同样提到从“汉中特训班”派遣至延安的73名特工。
剧中可能会有虚构的成分，但起码会有现实的参照因素。
沈醉当年是军统“三剑客”之一，多年后他曾出版了一本《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记述了上世纪30至40年代戴笠在陕西汉中创办军统“特训班”的全过程。
最早是在1937年底军统局才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考虑到蒋介石的态度，专门指示远在军统上海区的行动组长程慕颐去组建一个专门针对共产党员的“特别行动组”。
接到指令后，程慕颐就赶忙回到老家成立了一个“特训班”，负责在长三角一带招收学员，并在此地秘密开展培训。
没想到，一个人的到来推动了此事的进程，他当时的职务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此人正是张国焘。
自从他借机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之后，就被蒋介石安排到戴笠手下任职，为了能讨好新主子，他特意向戴笠建言献策，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特务班，此计也正中戴笠下怀。
由于他提出程慕颐在温州创办的特训班距离太远，就向戴笠提出就地办班的方式，戴笠也是欣然应允。
1939年9月，特训班迁往汉中，对外号称“天水行营战术干部特训班”，也称“汉训班”。
军统头子戴笠亲自担任汉训班主任，足以见得他对于此班的重视。
为了方便特务们打进延安，很多学员在招收的过程中都是直接选择西北籍贯的，程慕颐负责直接培训，若是他不在，那么大小事情都是由沈之岳负责。
沈之岳绝非等闲之辈，他是两党谍战期间极为关键的人物，更是戴笠手下的头号干将，甚至曾对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等人有过谋害想法。
延安方面打击特务的行动是极为频繁的，可沈之岳却没有露出马脚全身而退，足以见得他的潜伏能力之强，这从一开始便有所体现。
早年间沈之岳是“被军统”的，遭到逮捕后，他面对穷凶极恶的特务们镇定自若，搬出了一个国民党大员临时当自己的“亲戚”，这才免去了一阵毒打。
真相大白后，这件事还传到了戴笠这里，戴笠觉得沈之岳绝对是个有很强临时应变能力的奇才，便几番拉拢他加入军统局，沈之岳就照做了。
为了能全方位提升他的能力，戴笠送他去了浙江警校学习，那段日子沈之岳还阅读了大量马列书籍，最终“文武双全”。
曾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王芳曾回忆过：“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等地就诱杀过好几位中共党员。”
国共走向第二次合作后，戴笠认为沈之岳已经成熟起来了，可以放入延安。
沈之岳当时接到了两个主要任务：其一为搜集延安中心的情报；其二则是伺机对毛主席等中心领导人下手，只要能“解决”一个，他就算是被唤醒成功。
1938年春天，曾为中共做过很多“艰苦工作”的沈之岳申请前往延安红军大学，当时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沈之岳露出的蛛丝马迹，组织上也就同意了他前来。
毛主席和张闻天还亲自发了署名电报让他去西安见叶剑英，待沈之岳抵达之后，发现杨虎城部已与中共合作密切。
4月，沈之岳抵达延安，自称访问团肖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就连肖致平都被蒙蔽了。
肖致平与毛主席有私交，他也长期同情中共这些年来的遭遇，有了这层“关系”，沈之岳很快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接见，那段日子他的话很少，甚至与肖致平、刘永川这两位教授交流都不多。
一个月的访问结束后，教授们离开延安，沈之岳却坚决选择留下，要求投身革命。
对于这样一个外来者，保卫处也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政审，接连几次谈话都没有发现破绽；处长周兴出于负责考虑，还特意邀请远在重庆的中共党组织去调查他在“中央大学”的学习情况，很显然，这些事戴笠都已经事先安排明白了。
留在延安后，沈之岳表现得任劳任怨。
有了这些话语，沈之岳则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红大，沈之岳的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同学，拓展了“朋友圈”，成功搜集到大量中央机密情报汇报给戴笠。
这样一个人执行培养汉训班的任务，足以见得当时延安的敌特情况有多么揪心。
全军覆没：最终的下场
汉训班的特务输入模式非常奇特：先培养陕甘宁知识青年，让他们以进步青年的身份考入延安抗大等学校，再从此地分配各个单位。
如以此来，政审就非常容易通过：本地人在本地读书，接受先进思想投身革命，很难露出破绽。
戴笠也发现如此行动效率很高，还于1940年专程从重庆赶赴汉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要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
从学员到教官再到再上层的程慕颐，都能获得20元到200元不等的奖励。
到了1941年，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打入了多个边区，也来到了中共领导人身边。
汉训班的第一批特工也就这么成功打入延安，开始了渗透活动。
其实，在这个时刻沈之岳已经全身而退了，他也并非国民党宣传的那么神乎其神。
除了情报之外，他最大的任务就是刺杀，但当时延安已经成立了中央警卫营，所有主要领导人身边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沈之岳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
沈之岳还在自己居住的窑洞旁找到了同伙前来的标记，让他第二天中午去杜甫祠堂会晤。
他紧张得一个晚上都没能睡着，考虑再三还是没去。
另一边，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在宝塔山周围的古寺附近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僧人，很快实施了抓捕行动，此人正是毛人凤手下的特务孟之荃，已经来延安2年。
与孟之荃接头的同伙就这么全部被抓获，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也交代了军统局派出的一名特工已经在延安扎根，随时可能执行刺杀任务。
保卫处处长周兴为此寝食难安，他一下也不知从何下手。
沈之岳长期潜伏在延安地区，毛主席还派遣他收编新四军，协助张云逸司令工作。
在新四军期间，他一边替共产党人工作，另一边又与戴笠派来的人密切联系，搜集了大量军中情报，并酿成大祸。
1941年1月5日，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北上时遭遇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导致叶挺被扣押、项英遇害，新四军番号都被取消了。
多年后，流窜至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表示：“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发挥了作用。”
一些史学家也认为，沈之岳向戴笠传递的情报对这件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事件期间，沈之岳的活动异常频繁，但他本就有任务在身，再加上头脑比较灵活，才没有露出把柄和破绽。
1941年沈之岳离开重庆，在中共组织核心潜伏9年的生涯告一段落，张爱萍将军回忆道：“那9年，他有7年都是模范党员，个性内敛温柔而含蓄。”
由于延安保卫工作非常严谨，再加上沈之岳后期一直在外面工作，导致他的刺杀任务没有完成。
国民党内部在1941年之后掀起了更大的风浪，戴笠这个大特务为了迎合蒋介石也不甘落后，还在西北的程慕颐则将所有潜伏人员组织起来形成特工网络，专门负责实施破坏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程慕颐特意将汉训班培养出来的“卧底”组织起来，他们历经9期学员，已发展成相当大的规模。
另一边，延安情报部门“ 三大奇才”之一的布鲁也行动起来，一场巅峰对决就在延安拉开序幕。
一个被胁迫加入汉训班的特务吴南山率先自首，牵扯出了这起大案，布鲁则顺藤摸瓜，精心设计了一条曲折的劝降计，并开始了收网行动。
到了1942年底，布鲁与除奸部门密切配合，抓获了51人，还有6人逃跑。
毛主席也对此次锄奸行动极为满意，夸赞道：“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戴笠精心布置的一盘大棋就这么濒临破产，他为了挽回面子，还特意去重庆白公馆召开了“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亲自来到现场“悼念”。
由此，戴笠在延安的行动走向失败，没有被揪出来的特务，暂时只能“沉睡”。
延安还开启了反特务斗争，那些已经掌握爆破、投毒、暗杀等技能的特务从此销声匿迹。
问题是，根据汉训班的情况与延安实际抓获的特务对比，戴笠派遣出来的特工远不止这几十人，还有大量潜伏特工已经打入了内部，还有一些关键人员的名单更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戴笠当然也会寻找下一个机会。
1946年3月，戴笠在什么都没交代的情况下就坠机而亡，那些由戴笠单线联系特工的情况也随着他的死亡一同消失了。
深度潜伏的卧底，大概率到死都处于“冬眠”状态。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戴案”为代号去追查，陆续抓获了一些潜伏特务，但谁也不敢保证潜伏下来的特工已经被全部清除干净，历史上还有多少个“影子”，恐怕也不得而知了。
